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3期

【摘要】“新民”时期，梁启超以“舆论救国”为理想，把报刊宣传纳入政治活动轨道，以忘我精神娴熟地运用“浸润式”进行新民宣传，以如椽之笔发出时代最强音，引领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时代潮流。

【关键词】新民；梁启超；浸润宣传

晚清时期，新闻宣传家梁启超以“舆论救国”为理想，把报刊宣传纳入政治活动轨道，以忘我精神投身于中国报业27年，娴熟地运用“煽动”与“浸润”两种方式，利用传媒为其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摇旗呐喊，以如椽之笔发出时代最强音，引领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时代潮流。“煽动式”是指把某种新的思想观念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暴风骤雨般的方式注入到受众头脑中的一种舆论宣传方式。“浸润”，本指“液体由表面渐渐渗入固体”，[1]在新闻宣传领域“浸润式”相对于“煽动式”而言，是指以点滴渗透的温和方式长期不懈地进行舆论宣传的一种方式方法。由煽动到浸润，是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呈现与实践。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迫切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满腔爱国热情付诸新闻实践，采用煽动式在封建官僚阶层进行政治动员，注重情感渲染，有效冲击了社会舆论，使得维新变革声势由弱渐强，进而发展成为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但是阶级的弱点使得改良派发起的煽动宣传没有真正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无法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撼动封建传统礼教影响下的民众思想，仅仅呈现出表面的繁荣。国人面对亡国的危机“或游宴作乐，苟安旦夕；或目睹危难，不思拯救。敌氛压境时，举国惶惶，草木皆兵；一旦和议既定，则又载歌载舞，以遨以嬉”。[2]梁启超痛心不已，他感慨地说：“煽动之收效速……但如华严楼台，弹指旋灭。”[3]

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不得不继续探寻新的救国救民之路。他在日本大量阅读资料，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政治斗争和海外生存的经历，他认识到：“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4]他把新民看作新国的前提，把“民德民智民力”看作“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认为只有打破国民心中的庸腐，彻底转变其思想，唤起国民公德议论，振作国民精神，使其积极行动并团结起来，主动参与国家图强变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弱的状态。因此，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渐摒弃以清政府为主导进行政治变革的自上而下的救国之路，转变为从国民思想层面入手开展自下而上的救国与政治改革的探索之路，“新民”成为他政治思想的核心。

在新闻宣传领域，梁启超就如何有效地改变智识未开的国民固有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报馆代表大多数国民之公益，向导国民之职，“为报馆诸职之干，而举之也亦最难”[6]。只有以“收效缓的浸润”方式，“积跬步以至千里”，才能达到“积壤泰华，阅世愈坚”[7]的目标。在实践中，他以“开启民智、培育民德、凝聚民力”为目标，以《新民丛报》《新小说》为阵地，逐步尝试以“浸润”的方式运用报刊对国民进行舆论动员，在循循善诱中启迪民众智慧，传递爱国情怀，唤起民众觉醒，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入手寻求改良社会、挽救国家之途径。

一、突出丛报的教育功能，传播新知、传递时政，开启民智

梁启超认为：中国所以不振，是因为国民愚昧、好伪，怯懦、无动，他把“教愚民、开民智”看作“今日救中国之第一要义”。[8]新民宣传时期，他强调报刊的教育功能，力推“搜罗极博、门类极繁”[9]的丛报，既传播新知，用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包裹、陶冶民众，改变其旧观念旧意识；又反映社会现状，引导民众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承担社会责任。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学说，传播西方文明，使报刊成为普及时代知识的教科书。新民时期，梁启超打破“首推政论”的办报传统，《新民丛报》高举“以教育为主脑”的大旗，囊括政治、经济、哲学、法律、教育、宗教、科学、农工商各业、军事等内容，既有关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发展演变的专题论述，又有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科技的全面展示。既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民权思想，又介绍西方的图书馆、博物馆、博览会等社会文化机构，拓展社会教育的内容……这些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知新思想令民众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并且，《新民丛报》适逢我国新一轮译书热潮之时推出《绍介新著》栏目，不仅介绍中外图书的刊载内容、出版信息，还带有图书评论性质的文字，对新书的出版意义及社会价值进行阐释说明，从而引导民众深入阅读中西方书籍、了解世界大势。

做“新民”文章再现晚清社会图景，品评时政，开化国民。梁启超不但旁征博引，把新的政治思想、近代世界知识引入报章，还推出“学说”专栏，从这一时期民众关注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入手，刊载《国家论》《瓜分危言》《扬子江》《过渡时代论》《论进步》《论自由》等一系列恣肆奔放的文章，再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真实情景，将中外时局变化及时传递给民众，并且叙议结合，同进步的西方各国进行比较中探求国家腐败堕落的根源，引导国民清楚地认识到国弱的病因所在。从而为国民建立了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开阔视野、汲取精神养料、了解国家时政动态的社会大学堂，解决了社会上无力就学却又渴求新知的贫民的求学难题。

二、把社会调查和专题报道紧密结合，传递爱国情怀，培育民德

梁启超把培育国民公德看作是“广开民智”的深化，认为中国政治不进、国运日替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国人不知有公德，国家观念淡薄，群体责任意识薄弱。只有让国民在智识开化后“知有公德”，而“新民出焉”。[10]在维新宣传中，他注重情感煽动。但是维新运动的失败让他意识到空泛的呐喊不能从根本上撼动民众。新民宣传时期，梁启超作“觉世”之文，直面社会弊风陋俗，用触目惊心的事实直击国民的心灵深处，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把民众的命运与国家生死存亡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国家思想和公德意识内化于心，形成爱国认同。

把社会调查和专题评论紧密结合，以唤起民族觉醒。梁启超从救亡图存的时代思潮出发，于1902年初提出“调查为当务之急”，[11]把社会调查看作实现国家发展的基本途径。《新民丛报》在五年间刊登了《本邦铁路之调查》《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中国各省物产调查录》《本邦电信之调查》《调查贵州苗族之情形》等社会调查文章，内容涉及交通、商业、殖民、物产、矿产、人口、民族等诸多方面，既促进和加深了国民对国家的了解，同时也为国家振兴实业、人口普查、发展教育奠定了基础。同时，以深度解读、评论的方式，高密度地刊发《媚外奇闻》《奴隶与盗贼》《列强竞争中国铁道之近情》专题评论，揭发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地攫取中国路权矿产等资源、疯狂追逐利润的本质，又抨击清政府闭关锁国、出卖主权的丑恶嘴脸，对朝野上下“媚外”之风、政府官员贪赃枉法买官卖官等中国面临的困境、危机迅速地传播给国民，引发社会更深层次的思考，激发了国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晚清政府及其官员的愤怒，从而唤起国人强烈的救国心和觉醒，形成了挽救民族国家危亡的舆论氛围，进而积极行动起来，拯救岌岌可危的国家。

直面社会丑恶，呼吁新风俗，塑造时代新民。梁启超将提升私德素养作为培养国民公德意识的手段之一，主张“欲改革中国风俗，非尽扫旧有之道德，而尽从泰西之风俗”，[12]以西方文明作为借鉴，对抵制社会变革、妨碍国民健康的弊习陋俗及社会现象予以批评，呼唤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风俗，塑造时代新民。他在《新民丛报》上刊发《论断发易服之大利益》《禁早婚议》等文章，针对与市井生活密切相关的赌博、男子蓄辫、跪拜礼、包办婚姻、缠足、早婚、纳妾、吸食鸦片等一系列风俗问题进行批评报道，不但列举实例从对人的身体所遭受的苦痛等感性经验入手，更与“国计”紧密联系起来，批驳封建旧道德钳制人民思想，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今日，而亡于人心风俗间”。这些具有强烈心灵冲击力的恶风陋俗在社会各界“炸”出了强烈的舆论波，“江苏、湖南等地，相继成立不缠足会、女学会、戒鸦片会等易俗团体”[13]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反封建、反泥古，响应风俗改良。“语言学家刘半农力破婚前不见面的陋俗，并践行一夫一妻制原则”[14]，用行动追求自己的幸福。

三、要求报刊宣传做到“下逮”，以更好地承担起“新民”的宣传使命

梁启超希望通过西方文明和新知滋润民众心灵，开化国人思想，改变国人固有的浅识陋习、陈腐愚昧，唤醒潜藏于国民心底的国家国民意识。他特别强调舆论宣传要“下逮”，即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点滴入微的动员引导，不要因民众短时地拒绝而轻言放弃。他进行报刊编辑业务的革新，凡有益于国民接受的报章体裁，如图画、时评、新闻消息、戏剧、小说等都广泛使用，以更好地承担起“新民”的宣传使命。

进行报刊编辑业务的革新，注重提升宣传内容的趣味性、直观性与可读性。《新民丛报》的印刷精美，封面有套色有图片，“在1902年间，《新民丛报》出版24号，共刊登卷首图画80幅”[15]。行文中适当插入图画和铜版新闻照片，相比文字，这些图片因其直观性和形象性，更具视觉上的冲击力，成为报章内容的有益补充，达到一图胜千言的效果，吸引了识字率较低的民众的阅读兴趣。

广设专栏，增设要闻栏，突出重点，便于国民阅读。梁启超曾评价外人来华所办报刊“纪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16]读起来极为吃力。他的《新民丛报》一创刊就紧密围绕“西学浸润”编辑思想，开辟《图说》《论说》《时局》《小说》《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新知识之杂货店》等24个栏目，把刊载的内容进行扒堆分类，融知识性、丰富性、专业性于一体。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丛报》封面增设“要闻栏”，将每期内容要点置于栏内，既突出了本期重点，又便于民众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查找、阅读和收藏，可谓心思细致入微。

将小说引进报刊，希望通过小说来潜移默化地“新民”，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维新时期，梁启超等人以政论为主导的煽动宣传来势迅猛，但是宣传内容的重复化和宣传形式的模式化弱化了民众的阅读期待。当时中国国民“仅有15%具备阅读能力”[17]的现状迫使梁启超在新民时期不断探寻宣传内容的有效载体。他注意到小说不但在西方国家盛行，而且“助力于日本之变法”[18]。于是，他把小说看作“新民的最佳工具”，[19]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设立小说栏目，而且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的文学杂志《新小说》，刊登《十五小豪杰》《回天绮谈》《洪水祸》《爱国女儿传奇》《殖民伟绩》《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数篇小说，既展现了世界历史的宏伟图景，描绘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与风土人情，又揭露了清末的社会问题，批判五千年恶风陋俗对人性的摧残，倡导“新民”所应具有的冒险、批判、民主、独立等精神。尤其是他将深刻的道理杂糅交错在市井百态中，使得这些新小说较之常见的报章政论文体，融故事性、趣味性、学理性为一体，变枯燥为新奇，变深奥为浅显，因此老幼皆宜，常常在家长里短的津津乐道中被碎片化了的冒险、批判、民主、独立等新民精神所裹挟、浸染，使得新民宣传获得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梁启超曾回忆说“《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20]尽管梁启超对小说的作用和影响有所夸大，却反映了他舆论宣传大众化倾向的追求和向往。

四、发挥报刊的服务与沟通功能，增强读者黏性

维新时期的煽动式宣传速度快、势头猛，但是这种单向、线性的舆论传播形态忽视了受众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国民在舆论传播中的地位和主动性，使得“开民智”的初衷最终演变成了“开官智”的效果，没有达到宣传的预期收效。新民时期，梁启超汲取经验教训，充分发挥报刊的社会服务与沟通功能，尊重读者，与读者建立起密切联系。

注重报刊质量，对读者负责。梁启超认为报刊宣传应注重品质，让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只有让读者得到准确而丰富的知识，才能达到“开智识、塑新民”的目的。他主持《丛报》笔政期间重视校勘，对报章里校对有误的地方会以“告白”的形式及时予以订正，并告知读者。如“《新民丛报》第23号上的一则告白：英国国会之Revelution字实Reform字之误，校对时偶失检，合并更正”[21]。这种“公开更正”的做法表明了编者注重报章品质的认真务实的态度、坦荡的胸襟及对读者的尊重，同时也巩固、提升了舆论宣传阵地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注重互动展示，在答疑解惑中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梁启超面向国人输入西学新知的同时，也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就报刊涉及的政治时事、学术思想等方面的疑难问题进行提问，如询问、回答“经济学”“社会”“民权”等清末出现的新名词的含义，或《新书推介》栏目涉及图书的出版发行信息。这既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求知需求，也进一步反馈了“浸润式”引导的效果。面对读者的提问，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设立《问答》《饮冰室师友论学笺》栏目，及时、公开地进行答疑解惑，既表达自己的看法，又与其他读者进行交流，启发读者思考，使西学新知在辩论中得到有效、深入地传播。同时，这些读者来信成为报纸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一方面反映了不同读者群体的兴趣点及阅读期待，另一方面使得梁启超可以及时了解读者信息，根据读者需求适时调整宣传内容，优化宣传形式。从而增强读者的关注度与黏性，辐射带动更多受众，扩大了新民宣传的影响力。

注重广告文化承载功能，提升互动质量。与同一时期国内报刊广告求利不同，梁启超注重报刊广告的文化承载功能，把广告看作启发民众智慧、了解民众需求、激发民众参与的沃土。他在《新民丛报》上刊载了内容丰富的广告，图书出版广告不但承载了大量的图书出版信息，而且简明扼要地介绍图书内容，给民众以正确引导。征文广告鼓励知识分子向报纸投稿，扩大了报纸的作者队伍，满足了旧式文人强烈的发表需求，使报纸成为聚合社会士大夫读者群的有效渠道。“《新民丛报》中约有半数的调查文章系读者投稿。”[22]“招股广告根据读者购买股票的数量来判断图书的市场反响，及时了解读者的需求动态，制定印刷发行计划等”。[23]这些广告短小、精悍、传播速度快、重复频次高，不但激发了民众的文化心理需要和动机，还在投稿互动中培养了读者对报纸的信任和好感，拉近了宣传者与宣传对象的距离，使报纸获得广泛支持，使宣传内容得到精准传播。

总之，“新民”时期“浸润式”宣传手法的探索表明梁启超在舆论宣传的过程中开始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注重民众接受，把握节奏，由快变慢，由短变长，由表及里，在“润物细无声”中达到“新民以救国”的宣传目的。这既是梁启超逃亡日本后政治思想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总结维新时期煽动式宣传的经验教训、实现“新民”理想的有效实践。宣传方式直接决定宣传的效果，虽然清廷查禁，国内运送困难，但是《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宣传范围仍然很广，“国内外地区达49县市97处，受众数量可达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时务报》宣传时期”[24]。“浸润”宣传推动了民众的觉醒，点燃了国民心中酝酿已久的反清怒火，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王朝的陨落，为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本文为鞍山师范学院2017年度校级教师科研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17kyxm14）

参考文献：

[1]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新华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35.

[2]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5.

[3]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91.

[4]梁启超.新民说[M].黄坤，评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

[5]梁启超.新民说[M].黄坤，评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

[6]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M]//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6.

[7]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91.

[8]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M]//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1.

[9]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M]//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6.

[10]梁启超.新民说[M].黄坤，评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6.

[11]梁启超.社会调查之关系[J].新民丛报，1902（2）：6.

[12]梁启超.德育鉴[M]//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489.

[13]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M]//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856.

[14]尤育号.清末资产阶级移风易俗潮[J].学习与探索，2005：135.

[15]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6.

[16]饮冰子.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M]//蒋含平，李新丽.中国新闻传播史文选.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60.

[17]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M]//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1.

[18]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M]//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1.

[19]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1）：3.

[20]彭树欣.梁启超所办报刊传播效果评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32.

[21]王海刚，张媛菲.晚清《新民丛报》的社会传播功能研究[J].社会科学，2017（10）：67.

[22]刘珊珊.新民 新知 新文化：《新民丛报》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237.

[23]王海刚，张媛菲.晚清《新民丛报》的社会传播功能研究[J].社会科学，2017（10）：67.

[24]彭树欣.梁启超所办报刊传播效果评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32.

（李南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