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报馆里的地下党员盛步云，在70年前的5月27日，终于盼来了人民解放军与新闻大队，大家都知道，“新报纸”《解放日报》要出版了。他回忆：27日那一天的报社里，好像在办喜事，热闹非凡。其实何止是“那一天”，又何止是“报社里”，那段时间，全上海都很热闹。

　　那几日，上海毛毛细雨，好多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衣衫单薄，有的抱着枪席地而坐，有的蜷缩着身子躺在街沿上睡觉。见此情景，不仅是盛步云，多少上海市民与工人，都忙着去买红布，赶写横幅标语，有的人到马路上张贴“欢迎人民解放军”，有的人提着茶水桶去南京路一带慰问战士们。

　　报馆里一些老工人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被接管了，语气却是高兴的：上一次被接管是日本投降后，“接收大员”们有的是从天上飞来的，有的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名曰接管实为“劫管”。而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工人们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军队和这样的接管工作——当时，新闻大队的很多同志还穿着布鞋，给工人们留下了艰苦朴素的良好印象。“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工人很亲切，工人对我们也很喜欢接近，常向我们问长问短。”那时刚随新闻大队接管申报馆的新任报社印刷厂厂长吴以常回忆道。

　　那几天，编辑部陆续来了一批拿笔杆子的“秀才”。他们有的穿褪色军装，有的腰佩枪支，有的西装革履，还有人长衫翩翩。有老革命、老党员，也有小青年、小姑娘。别看有的人“土里土气”，但讲出话来满是马列主义新名词。

　　盛步云听说，他们都是写文章的佼佼者，但一点没有大编辑、名记者的架子，解放区来的同志们不以功自居，对待工人们亲密无间，报社内充满着热气腾腾、团结友好的气氛。即便编辑部同志都是南下的，排字工人都是本地的，要求不同、业务熟悉程度不同，但大家共同克服困难。“好多职工的家属刚从敌人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但是大家一心为了出版《解放日报》，顾不得回家看一看；当时有的年轻编辑、记者业务不熟练，返工多，变动多，可工人们百改不厌；原《申报》的广告多新闻少，不少广告排字工人一贯上日班，不习惯于做夜班，现在也主动赶来帮忙……”盛步云如此回忆。

　　编辑部忙碌着，在外头跑的记者们也不知疲倦。原解放日报记者刘时平25日黎明进入上海市区，与战士们露宿在潮湿马路上，与同行记者们赶着发稿；原解放日报记者叶诚从5月26日起，连续两天去采访地下党领导的上海人民保安队。上海解放时没发生过大的社会骚乱，也没发生过匪特歹徒趁火抢掠，这都与保安队存在有关。原解放日报记者印辉与同事们，26日一进报馆大楼，就放下背包分头出去采访，刚开始连方向都辨不清……他们回到报社，各自又紧张地开始夜以继日工作。

　　1949年5月27日，在《解放日报》创刊号的拼版过程中，有这样一件事：大约晚上10时左右，拼头版的同志从编辑部拿来一块制好的“解放日报”报头锌版，排字房里工人们都放下手上的活，抢着围上来看——之前大家都知道排印《解放日报》，但不少人都没见过报头的字样。众口一词夸“字写得漂亮”，铁笔银钩，风格特别。

　　“大上海解放了！”27日那一夜，前后那几天，乃至那段时间，都像在办喜事。

　　报社的老同志回忆，一方面庆祝翻身，大家心情舒畅，生活无牵无挂，不要再为柴米担忧；另一方面，在党报工作，每个人都有一股自豪感、光荣感，有使不完的劲……尤其是在夜班工作的，差不多天天都要等前线胜利的消息，电讯稿截稿很迟，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足为奇。在等稿间隙，若实在感到困倦，就有人来动员大家扭秧歌，既是庆祝，又可消除疲劳……中午，大家在报馆大楼屋顶凉台上用餐，有时候范长江同志来了，也端着一碗白米饭、一碗咸菜汤，和大家一道围着四方桌，站在那里吃，边吃边问解放区来的同志：听不听得懂上海话，有没有迷路？还有一天中午，范长江在大办公室看到采访部的同志们都在，便大手一挥，要大家出去，到群众中去：上海解放了，外面热火朝天，有很多新鲜事，也有那样这样的问题，应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学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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