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萌生

张 茹

2019年06月14日19:14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5期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不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而且这一时期也开启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大门。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早期的新闻学实践活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闻现象,坚持和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党性、人民性和真实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便于此时在中国应运而生。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40年前的10月6日至13日,在首都社会科学界举行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一些新闻学组的会议代表建议成立新闻学会,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首次被正式提出。然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萌生却要追溯到一百年前的五四时期。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不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而且这一时期也开启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大门。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前后共办两期,而第一期会员大多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参加了1920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因此,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早期的新闻学实践活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闻现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萌生。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概念,童兵教授在其主编的《新闻传播学大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的:“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新闻现象的新闻学论著,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新闻工作的著述,也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新闻现象的相关论著。”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新闻现象的新闻学论著及新闻学实践,除拥有西方新闻学观点中新闻传播的自由性、监督性等特征之外,还凸显了党性、人民性和真实性,三者相互统一,缺一不可。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应坚持的三大原则,也是我们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萌生的重要依据。

一、五四时期,新闻刊物日渐旗帜鲜明,展现了“党性”

坚定的“党性”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党性原则源自马克思的“党报思想”。马克思认为凡是被外界视为党的报刊的媒体,它们都被要求遵循“党的精神”,不管这时的“党”是否成型。之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党报思想”,确立为“党性”原则。列宁讲道:“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然而,民国初期的新闻思想多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标榜独立。甚至以《民立报》为代表的政治报刊呈现出“去政党化”的潮流。但这些报刊的创办者并未真正认识到西方新闻学的本质。西方新闻学为了标榜其自由、客观、公正的普世价值观,否认和掩盖了其“党性”立场。虽然西方由党派创办资助的新闻媒体极力宣称其独立于政党之外,代表的是民族、国家乃至民主世界的整体利益和价值取向,但是其真实目的却是借此来实现其党派政治主张的传播和渗透。正如恩格斯所讲:“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始终真实地旗帜鲜明地亮出其“党性”立场并坚守之。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以《新青年》为首的一些报纸杂志纷纷由宣扬西方的民主科学,转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从五卷五号后便开始大量刊登马克思主义文章,如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本志宣言》《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和《劳动者底觉悟》,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刘秉林的《马克思传略》,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奋斗生涯》等。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此达到与《新青年》在刊期上的相互补充。《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的“杂志报纸化”,也是五四时期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它系统地报道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并第一次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提出学习“五四运动”的精神。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之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创办刊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分析新闻现象,使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拥有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党性”色彩。

首先,各小组所办机关刊物“党性”彰显。

当时,中共上海发起组共创办了两个党内机关刊物,一个是公开宣传发行的改版后的《新青年》,一个是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的时代价值,借1923年胡适的话来讲,“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新青年》开创的新时代在于它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传播道路,实现了“身份”的嬗变。自1920年9月出版的8卷1号起,《新青年》便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由革命民主主义刊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刊物。鉴于之前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开展的“新旧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和“社会主义问题之争”等各种思想之争,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1号的《谈政治》一文中深刻分析和批评了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旗帜鲜明地指出了选择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正确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而作为秘密发行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不仅负责党在创建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更在中国首次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成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交流思想、沟通信息、酝酿建党的一条纽带。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共产党》月刊。他在1920年8月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其次,各小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以工人为阅读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刊物。

1847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组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杂志》出版。在其试刊号的发刊词中明确写道:“各政治党派、各宗教团体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报章杂志,因而都有了自己的喉舌,惟独无产阶级,即一无所有的大众,至今未能办一个持久的、能够完全维护自己利益的、特别是可以当作工人自修指南的刊物。”“无产阶级迫切需要这样的刊物。”

因此,各共产主义小组一经成立便纷纷创办了以工人为阅读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如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音》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者》。其中,《劳动界》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8月15日创办的我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刊物。它不仅刊载的文章通俗易懂、简短精悍、深入浅出,而且还运用社会调查、诗歌、小说、工人来信等多种形式,反映中国工人的真实境况,深受工人读者的欢迎,被工人们誉为自己的“喉舌”和“明星”。正是通过这些刊物,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的发展。

除此之外,一些报纸的副刊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刊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党性”。

《晨报》副刊即《晨报》的第七版。1919年2月,李大钊开始参与《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徐培汀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写道的:“李大钊的新闻思想,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新闻现象,反映了我国早期的唯物新闻观。”所以,李大钊从来不掩盖其所办报刊的“党性”,他在《报与史》中讲道:“凡一个报,无论其为一党派或一团体的机关,或为单纯营业的独立的组织,必各持有一定的主义与见解。”因此,《晨报》副刊很快便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该专栏每日必有,直至1919年11月11日。先后连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等马克思主义长篇论著。且从1919年至1923年,每年5月1日,《晨报》副刊都会推出《劳动节纪念》专号。其中就刊登有李大钊的《“五一节”Mayday杂感》和《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两篇文章。此外,从1920年起,每年5月4日,《晨报》副刊还开设了《五四纪念》专号。在李大钊的主导下,《晨报》副刊所开设的这些专栏和专号,对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经验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晨报》副刊之外,《觉悟》也是当时著名“四大副刊”之一,其主编邵力子1920年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因此,在邵力子的主导下,《觉悟》从1920年5月起篇幅扩大一倍,并开设各种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关知识,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宣传阵地。

二、五四时期,新闻出版刊物改革盛行,联结了“人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本质,与“党性”相统一,源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观。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中讲道:“真正的报刊等于自由报刊等于人民报刊。”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

民国初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因受西方新闻学影响,不仅没有坚定的“党性”立场,同样也不具有“人民性”。当时创办报刊并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联结人民。正如陈独秀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所言:“世界各共和国底(的)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共和国底(的)舆论不是如此……”如《亚细亚日报》是为袁世凯复辟大造舆论而创办,很明显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而《民权报》是以反袁为宗旨创办,虽然它对外自称是“自由党”的机关报,但是并不具有“人民性”,没有起到联结人民的作用,且最关键的,当时的报纸多是文言文,完全没有把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当作阅读对象。尽管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曾经为“开发民智”,进行革命思想启蒙创办过若干白话报刊,但都未形成大的影响。白话文在当时依然被认为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人所操之语”,而白话报也被看作是“俯就愚民”,不是给“读书人”看的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主体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就间接地失去了了解时政和事实的权利。

但五四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首先,中国的新闻出版刊物迎来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了白话文运动,《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等一批进步刊物和一些著名的文言文报纸都开始采用白话文,逐渐确立了白话文和白话报刊的地位。另一方面,由钱玄同倡导,而后不断完善的新式标点符号的推广和行款的改革,使报刊面目焕然一新,便于阅读。从此,报刊不再只是为“读书人”所办,而是为“老百姓”所办。

其次,在此改革的基础上,新闻传播联结人民的作用日益突出。五四运动之后,为了强调民众主体地位,巩固民众斗争热情、唤醒民众思想觉悟,联合民众共同革命。毛泽东运用在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期间所学到的新闻学知识,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了《湘江评论》。这一周刊为了便于民众阅读,全部采用白话文,文风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懂。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创刊宣言》一文来点明主题,强调民众联合的力量。他写道:“所谓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文学的,思想的,教育的,经济的,国际的等各类强权,都应借助广大民众的强大力量,不留余地地全面改革之。”“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之后,他又在该刊刊登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伟大的能力!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全国各阶层的大联合最终必定成功!”

三、五四时期,力争新闻以事实为根据,描述了“真实”

“真实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生命,不能脱离于“党性”和“人民性”。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提出,新闻工作者应当“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真实性”源自马克思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中写道:“究竟什么样的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一旦新闻丧失了真实性,那么也便丧失了它的生命特征。

民国初期,由于社会动荡、时局不宁,民众对时政的关注非常强烈。但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利用各种手段摧残新闻的真实性,控制舆论,蒙蔽民众。他不仅大办“御用”报纸,鼓吹帝制,而且还通过金钱收买和腐化报界。据粗略统计,当时直接或间接接受过袁世凯金钱收买的报纸多达125家,其中不乏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报纸。而且袁世凯还贿赂和拉拢那些有影响力的报刊发行人、编辑和记者等,要求他们按照其所定的基调撰写新闻和评论,为其复辟帝制营造舆论氛围。除了金钱腐化之外,袁世凯还制定法律、法令限制言论自由,禁锢报业,钳制舆论,摧残事实。当时,警察和宪兵可以随时查封报馆和捉拿报人。很多知名报刊均被查封,如《民国日报》《国民日报》《民权报》等。由于袁世凯的残酷打压,当时全国的报纸由民国元年的500多家,锐减为1913年底的139家。“癸丑报灾”(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新闻界人士将这一年的报纸浩劫称为“癸丑报灾”)后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失去了生机盎然的景象,进入了多年的低谷期。

然而,民国初期反动政府的打压并没有使中国的新闻传播完全丧失真实性,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再次焕发生机活力。

首先,争取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新闻真实性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律与自由并非是对立的,但应从法律上保障新闻出版自由,而不是限制这种自由。马克思讲道:“应当认为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李大钊也认为,“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那么,针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利用法律、法令限制新闻自由的行为,李大钊在报刊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危险思想与自由言论》《宪法与自由思想》《自由与胜利》《自由与秩序》《哪里还有自由》《暴力与政治》《强力与自由政治》《争自由的宣言》等文章。其中,他在《哪里还有自由》一文中质问道:“约法上明明有言论自由,可是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约法上明明有出版自由,可是印刷局可以随便被干涉……可怜中国人啊!你哪里还有约法!哪里还有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争取新闻自由向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提出的反击。

其次,还原新闻事实。

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提出了报刊有机运动的概念,“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陈独秀也在新闻工作中多次要求报纸要敢于讲真话,要敢于直面社会实际问题。例如他讲到,“说实话办实事”“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

当时,中国各报刊所登的世界新闻,多由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提供。但这些通讯社对社会主义俄国多是歪曲的报道,甚至是恶毒的攻击。再加之北洋军阀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极力封锁十月革命的消息,歪曲社会主义俄国的形象,竭尽所能地蒙蔽人民思想。所以在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陈独秀领导接管了共产国际工作组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机构——“中俄通讯社”,后改称“华俄通讯社”,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通讯社。中俄通讯社通过在《新青年》和《民国日报》等有影响力的刊物、报纸上刊发稿件,如《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况》《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等,让中国人民了解到俄国革命和苏俄的真实情况。

最后,“傍着活事件来讨论”。

毛泽东早期形成的一个重要新闻观点便是“傍着活事件来讨论”。1919年11月15日,湖南《大公报》报道了22岁女青年赵五贞因被逼结婚在轿中自杀的新闻。当时毛泽东便以此为契机在湖南《大公报》上发动了一场讨论。他写道:“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基础的新闻本体观,即就事说事,就事论事,根据事实发表见解,提出观点,引发议论。

此后,毛泽东在新闻学实践中也凸显了这一观点。1920年9月,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与毛泽东同为小组成员的何叔衡,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他邀请毛泽东来为《湖南通俗报》当参谋。毛泽东欣然接受,并且参加了《湖南通俗报》改版后的第一次编辑会议,他提出:“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要鲜明,观点要准确,不可含糊……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切不可专谈空洞乏味的大道理。”何叔衡、谢觉哉、周世钊对毛泽东的提议深感认同,并将“根据事实说话”落到办报的实处。比如,其开设的《中外新闻》专栏,就是根据实际调查,如实公开披露一些社会弊端问题。因此,《湖南通俗报》改版后一经面世,便深受读者欢迎。

四、结语

时局动荡不安、思想激烈碰撞的五四时期,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也逐渐拨开了迷雾,找到了方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着党性、人民性和真实性的原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创办和主编了一系列的报纸杂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源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从此在中国应运而生。

(作者为中共许昌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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