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老记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展示新作为，不断用新知识新技能，给自己补养充电，以一种加倍奋斗的姿态，用脚奋力行走，用眼悉心观察，用脑深入思考，用笔真情表达，这样，才能不负肩上的使命，不负伟大的时代。 这里我给大家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青藏的。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也被视作“生命禁区”，高寒缺氧，强紫外线。当地民谣唱道：“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风火山，进入鬼门关。”如此恶劣的环境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而青藏铁路就要跨越昆仑山、风火山和唐古拉山，全线将近90%在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达到5200多米，可以说是在“鬼门关”里修铁路。

　　2001年6月底开工后。报社决定在格尔木设立临时记者站，我第一个报名，并成为首任驻站记者。

毕锋（左）在青藏铁路那曲站采访藏族群众。

　　可没想到，一到格尔木，高原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从拖着行李箱出站开始，腿就像灌了铅一样，走起来费劲，头痛恶心，像戴了个紧箍咒，吃饭没胃口，睡觉也总被憋醒，其实格尔木海拔才2800米。反应最厉害的是第三天，但我咬牙坚持按计划到了海拔4600米的昆仑山和4900米的风火山采访。

　　之后的三个多月里，每次上工地，一个来回少则跑一二百公里，多则要跑七八百公里。为减轻各种高原反应，一顿饭可以不吃，但抗缺氧的药一粒都不敢少，还经常是边吸氧，边写稿。

　　那年，我的小孩才3岁，刚去幼儿园，还不适应，每天送到园门口，娘俩都泪眼汪汪。更不巧的是，后来我爱人又摔骨折了，没法照顾孩子。只好把东北的亲戚请来帮忙。

　　“孩子挺想爸爸的。”我爱人在电话里说，一天晚上，孩子在家玩时，突然看到一张报纸广告上有个男的、胖乎乎的、戴着眼镜，挺像我的，孩子竟然兴奋地大喊：“妈妈，妈妈，爸爸在报纸上。”当时听到这些，真不是滋味，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在昆仑山、风火山隧道里，看到建设者背着氧气瓶干活，心中充满敬佩。高原上本来就氧气稀薄，空手走路，都跟在平原背着20公斤的东西一样，更何况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隧道里，氧气就更少，那可不是一般的胸闷气短、四肢发软，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别说干活，就是光站在那里，他们的身体也受不了。为了保证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和铁路的建设顺利，他们只能这样背着几公斤重的氧气瓶，吸着氧，干着活，干着活，吸着氧。真是挑战极限啊。

　　那些日子，我为采访雪水河工地夜战情况，晚上赶往现场，路上差点翻车。为搞清冻土施工情况，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清水河工地，差点被钢筋扎进眼睛，幸亏有厚厚眼镜片挡住。

　　驻站结束后，我一直追踪报道这条铁路，10多年里， 14次登上雪域高原，9次跨越唐古拉，4次采访全线，穿过无人区，进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先后圆满完成5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考察工地的重大报道任务。

　　虽然饱受艰辛，但我的意志得到了磨炼，我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也得到了增强。采写的消息《海拔4161米：总理跟我们合影》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第二个是关于地震的。

　　2001年11月14日17点26分，昆仑山一带发生了8.1级特大地震。当时，我正在格尔木总指挥部二楼办公室写稿，突然感到，椅子晃动，窗户玻璃闪动，铁柜上的皮箱滑动，就在我纳闷的时候，楼道里传来了急切的喊声：“地震啦，快跑。”随着人群跑出大楼后，我发现院子里的大树还在不停地摇晃。

　　“震中在什么地方？”“对青藏铁路有没有影响？”“工地上有没有人员伤亡？”职责告诉我，必须把这一突发事件弄清楚，尽快报道出去。当天晚上，我就一直守在总指办公室，但由于通信中断，很多工点联系不上，直到半夜也只是了解到一些单位的大概信息。

　　本想当天夜里就把稿件发回北京，但总觉得不完整，“必须到现场去收集第一手情况。”可同事们都劝我，“别上山了，太危险。”“一定要去。”看到我这么坚持，总指领导终于同意了，并提出陪我一起上去。

　　地震是无情的，大家都害怕还有大的余震。听说把瓶子倒立起来可以起到报警作用，我就把衣领净的瓶子、防晒霜的瓶子，甚至装药的瓶子，统统倒立在宿舍窗台上。衣服没敢脱，房门也不敢锁。

　　虽然害怕，可在我心里有比“怕”更强烈的责任感。

　　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寒风刺骨。一路上，看到有的民房坍塌，有的设备受损，但不见一个人影，也没有其他车辆。过了昆仑山隧道，三条横穿公路的大裂缝出现在眼前，其中两条有30多厘米宽，往下看，深不见底，两端向群山延伸，望不到头。

　　在距离大裂缝只有1000多米的项目部里，总算找到三个人，他们穿着军大衣，戴着厚棉帽子，裹得严严实实。见到我们，大吃一惊，“都往下跑，你们怎么还上来了？”这里是重灾区，不仅驻地围墙倒了、水泥库倒了、汽车库倒了，而且职工住房也倒了，暖气管都震坏了。他们指着地上的裂缝说，当时跟打雷一样，声音可大了，人都被震得站不住，只能趴在地上。当晚，他们就利用一切运输工具，把人撤到160公里以外的格尔木市区，甚至连推土机的车斗里也站满了人。他们说，就在我们到达前半个小时还明显感到余震。

　　看完现场，对灾情就心中有数了，但回到格尔木时已近半夜，我连夜赶写稿子，精选照片，发到报社。

　　第三个是关于职业思考的。

　　新闻的源泉在基层，新闻的富矿在一线，新闻的活力在现场，对于铁路记者来说，哪里有铁路，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铁路修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好记者，永远在路上。

毕锋（中）在漠河采访我国铁路最北端的工务职工。

　　前几年，我又带队采访我国铁路东南西北四极。

　　我们每个季度走一个极点：最冷的三九天，到零下40多度的漠河；最热的三伏天，到海南三亚，体验最南端50多度高温下的渡轮机舱工作；风沙最大时，到距离最远的西极喀什；春水泱泱时，到东极抚远，探访铁路人迎接第一缕阳光的梦想。

　　历时一年多，行程5万里。推出的4个大联版，汇聚了记者用心采写拍摄的近百件图文作品，把一线最美的风景、最感人的故事呈现给了广大读者。

　　至今脑海里还记得，在大兴安岭深处，有间五六平米的小屋，里面除了简陋的土炕，还有张破旧桌子，我国铁路最北“看山工”计文革就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通电，不通水，连吃喝用的水都是从河里凿来冰块煮开的。我们问老计，“一个人常年在这里，非常寂寞吧？”他却说喜欢这片森林，让人心里很安静。在零下40多度的山坡上，记者的相机冻得罢工了，水笔冻得写不出字来，口罩上眉毛上都凝着白霜，老计却满怀深情地朗诵自己写的诗。

　　老计的故事刊发后，吸引了多家中央媒体记者去采访，还被选入北京2012年语文高考作文题。

　　老计们那种铁路情怀和职业情操，让记者们深受鼓舞。大家感到，不只是采访他们，更多是被他们所感染、所教育。所以说，“脚力”所至，眼力所及，对“脑力”是一种丰富，对“笔力”也是一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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