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的石壕红军烈士墓前，再走长征路记者团成员缅怀红军先烈。本报记者 刘华东摄/光明图片

　　再走长征路记者团的记者在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的当年中央红军走过的长征路上进行体验式采访。新华社发

　　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的石壕红军桥。新华社发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曾经的黄尘古道因为英雄们坚实的足迹而改变，曾经的烽火边城因为先烈们英勇的奉献而闪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主力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进入重庆境内的渝东南、城口、綦江等地，重庆也相继成立了10个地方红军组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记者再走长征路，倾听乡亲们讲述红军故事，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理想信念的光芒，激荡着人们的心。

　　一块怀表 停止的指针是永恒的期待

　　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三槐坝社，有一栋坐东朝西的四合院。这座穿斗式木质结构青瓦房，是27岁便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的王良同志的故居。7月16日，记者来到这里，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几次赋词盛赞的这位“好干部”的英雄事迹和家国情怀。

　　1926年，21岁的王良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良辗转找到党组织，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2月，担任连长的王良率部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其中保卫黄洋界一战，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1930年12月30日，王良率红十师全歼国民党军18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活捉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朱德决定，把缴获张辉瓒的怀表、钢笔嘉奖给王良。王良激动地说：“我要带着它直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1932年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长。同年6月13日，王良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时被密集的子弹击中头部，临终前掏出怀表和钢笔，嘱咐战友罗瑞卿将它们“带到最后胜利”。

　　王良生前珍爱的怀表，如今静静地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记者在王良故居的展柜里见到了它的仿品。怀表的指针早已停止，隔着橱窗玻璃和80多年的岁月，却仍然能感受到炽烈而永恒的期待。王良同志短暂光辉的一生，充分展示了听党指挥、信仰坚定、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王良故居所在的中华村已经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永城镇也已经成为重庆干部教育实践基地。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说：“区里已经成立弘扬传承红色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我们将以身边的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生动教材，扎实做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一次转身 无名的牺牲永远难忘

　　7月15日上午，石壕红军烈士墓庄严肃穆，墓碑上方的5尊烈士铜像安详地注视着一批批上前献花的瞻仰者。安葬于此的是中央红军在綦江牺牲的5位无名战士，其中有一位是司务长。

　　1935年1月21日，红一军团8000多人挺进綦江石壕，形成红军主力直逼重庆的军事态势，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红军某部击退贵州盐防军后，在渝黔交界处的箭头垭休整。准备继续进发时，有人反映做饭时向群众借用的筲箕还没有归还，另外还有战士购买物品时向群众支付了苏区纸币。为维护群众利益，避免群众受到报复和迫害，部队首长让司务长和两名红军战士负责清点、归还借用物品，并用银圆兑换群众手中的苏区纸币。

　　司务长和两名战士正准备归还村民的筲箕时，被尾随而至的盐防军包围，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另一名战士负伤。身负重伤的司务长在掩护受伤战友突围后被捕，盐防军用绳子将他绑起来，用尽酷刑要他交代自己的姓名和职务、红军的组织情况、行军路线和部署。但任凭敌人百般折磨，司务长始终咬紧牙关不开口。

　　一无所获的盐防军将司务长押到石壕镇长征村茅坝坪，在村民赵兴伍家坝子边的一棵桑树上将他吊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司务长被残忍杀害，附近几个村民就地掩埋了烈士的遗体。

　　“他是为了保护群众才被抓的。”綦江区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周铃说，“司务长和红军战士都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的故事一直在綦江流传，每个人都能从中感受到坚不可摧的信仰的力量。”

　　一条小路 让不同的时空有一样的鱼水情深

　　红一军团当年从贵州松坎转战重庆綦江，走过了几十公里的险峻山路。“再走长征路”采访时，记者重走了一段约4.5公里的“红军路”。与80多年前的湿滑泥泞、满目荒凉、前堵后追不同，沿途农作物和树木相互掩映，清香扑鼻。就算这样，还是有不少人走得近乎虚脱、摔得浑身是泥。一位记者走过“红军路”后感慨：“长征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离红军路不远的梨园村有一个红军洞，那是梨园村村民李克春的爷爷李树清当年偷偷救护红军伤员的地方。1935年1月22日，红一军团一师卫生队撤离时留下4名重伤员，委托李树清帮助护理养伤。为躲避军阀搜查，李树清将伤员转移到屋后山脚下的岩洞隐蔽，一家人偷偷轮流送饭、扯草药敷治伤口。4名红军战士，两人不久便因伤重离世，1人养好伤后追赶部队，还有1人伤好后留在李家，两年后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从此杳无音信。

　　与酉阳相距近百公里的秀山雅江，崎岖难行的山路边也有一处红军洞。1934年10月28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南腰界会师后向湘西进发，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军主力离开后，黔东特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身受重伤的黔江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段苏权，被秀山县一个叫李木富的裁缝和几个乡亲冒死藏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段苏权见李木富等人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给自己送药送饭，等自己伤势稍有好转就离开了。为了掩盖自己受伤的情况，段苏权一路扮成乞丐，拄着拐杖回到了老家。1937年，在家养伤的段苏权得知“西安事变”和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的消息后，立即动身寻找队伍，终于在山西太原见到了自己的老首长任弼时。

　　南腰界大坪盖的陈良玉夫妇将两名受伤的红军藏在家中精心照料，两位红军战士怕连累陈良玉夫妇和周围群众，执意要去找部队。临行前，陈良玉夫妇把家中仅有的两只老母鸡都杀了给受伤的红军战士补身体，给他们准备了干粮，给他们化了装，一直送出了100多里地。

　　为什么要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红军伤员呢？李树清在世时不止一次对李克春说：“就是觉得这些人挺好的。”红军来石壕前，当地群众都很害怕。当时村里有一个叫邓月明的，听说红军来了，吓得什么都来不及收拾就跑了。过了一阵偷偷回家一看，鸡没有少，煮熟的饭菜也没人动。一个姓朱的农民慌慌张张逃跑时，忘了抱走熟睡的婴儿，深夜跑回家去找，发现红军专门安排了一个女战士照顾婴儿。如今47岁的李克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晚辈来扫除红军洞边的杂草。红军为什么受欢迎？不善言辞的李克春常常被人问得结结巴巴——“因为他们是真心对我们好，真心为我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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