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7期

【摘要】抗战时期，《群众》周刊积极建构与传播抗战话语，包括科学阐述抗日战争的性质与前途，准确定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与内容，集中传播“抗战、团结、进步”的抗战方针，以及全面开展对错误理论的话语斗争。在话语建构与传播的过程中，《群众》周刊以话语批判为起点，以抗战实践为基础，以纪念活动为契机,以多样化栏目为载体，为新时代党报党刊建构与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群众》周刊；抗战话语；建构；传播

《群众》周刊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后迁移至香港）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理论刊物，1937年12月11日创刊于武汉，1949年10月20日终刊于香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群众》周刊以抗日救亡为宗旨，建构并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话语，发挥了机关理论刊物的喉舌作用。本文以《群众》周刊为对象，考察特定历史时期党刊建构与传播抗战话语的缘起、内容和启示，以期为新时代党报党刊建构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发挥舆论导向和引领作用提供有益借鉴。

一、《群众》周刊抗战话语建构与传播的历史缘起

（一）宣传党的抗战新政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以来，反对法西斯的侵略与战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新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于1935年12月，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着国共合作大局的形成，共产党在国统区终于建立第一个公开的宣传阵地——《群众》周刊。自此，借助党刊建构抗战话语，实现抗日新政的广泛传播，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大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

（二）纠正党内错误认识的需要

对于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最初党内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错误认识。一部分党员反对和其他社会力量联合起来，教条式地主张依靠一己之力抵抗外来侵略，这是党内“左”的关门主义错误。与此相反，另一部分党员虽赞同国共合作，却反对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党内存在的这两种错误，本质上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脱离的产物，急需通过党刊的话语建构与传播加以纠正，以实现全党思想统一、行动一致。

（三）回应党际话语斗争的需要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不断向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面对共产党持续表达的合作抗日的诚意和决心，国民党顽固派却企图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篡改与取代马克思主义。日寇和汉奸则散布“抗战失败了是日本人的天下，抗战胜利了是共产党组织苏维埃的天下”[1]等谣言，企图离间国共合作关系。国家社会党的刊物发表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军队和边区，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2]。面对种种阻碍抗日团结的言论，党刊需要正面回应和澄清，建构并引领国统区的抗战话语，推动全面持久抗战的实现。

二、《群众》周刊抗战话语建构与传播的主要内容

（一）科学阐述抗日战争的性质与前途

首先，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全面抗战爆发后，《群众》周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帮助民众认清抗日战争的性质，坚定抗战信心。从国际方面来看，“为维护和平民主反法西斯侵略而战的中国抗战，为推进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运动的中国抗战，必然是进步的、正义的”。从国内方面来看，抗战是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必然是进步的”[3]。从中日关系来看，抗战是一场“反侵略的自卫的解放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4]，必然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与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援助。

其次，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群众》周刊一经创刊，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批判各种妥协投降思想，反复强调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群众》周刊上发表多篇文章，明确指出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决定整个抗战的最后胜利。如何坚持持久抗战？周恩来认为必须重视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中的战略作用。“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的主体来持久华北抗战。”[5]他还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持久抗战的具体措施，包括改造军队、开放政权、开放民运、肃清汉奸等。

再次，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要正确看待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群众》周刊指出，抗战要积极争取外援，但关键还在自力更生。“过去的一切事实证明，只有一条道路才是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所应采取的政策，这就是基本上自力更生，但也不放弃争取外援。”[6]自力更生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因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号召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因为中国是大国，“就有支持长期抗战，在长期抗战中自力更生，获得胜利的可能”[7]。外援要争取，但不能依赖，争取更多的外援与抗战的进步，是密切联系又相互促进的。

（二）准确定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与内容

首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8]。王明也认为，“中国今天只能有反抗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9]。洛甫则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救国，而决不是为了替一党一派一人造成实力，争取地位”[10]。这些论断科学准确地指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有利于实现抗日力量的最广泛联合。

其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其团结与否直接决定统一战线的成败。而党派的团结又是以人民的团结为基础。如果一切愿意并要求抗战到底的人民有了巩固的团结，那任何抗日党派之间也就不会发生危及团结抗战的问题。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共同对付日寇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1]。由此可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含一切爱国同胞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再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农民为群众基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统一战线的主要问题，是团结和领导农民的问题。因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承认农民（富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12]。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实行了符合抗战实际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才成功地把广大农民动员和团结起来，实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三）集中传播“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为应对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妥协倾向，1939年7月，中共中央借全面抗战爆发两周年之际，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群众》周刊积极组织力量进行集中传播此方针。

一是刊出“七七特刊”，纪念全面抗战爆发两周年。“七七特刊”首先发表时评《抗战两周年》，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生路；要不做奴隶就必须抗战；只要坚持到底，抗战一定可以胜利。其次，总结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重申“全国统一团结”是抗战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再次，指出当前巩固团结的中心问题是“适当地解决摩擦问题”，“制裁反共分子妥协投降分子的挑拨行动”[13]，强固全国的团结，增强抗敌的力量。

二是紧接着“七七特刊”后出版的第3卷第8-9期合刊，多角度、多层次宣传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该期首先全文刊发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和八路军通电，指出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之团结，尤为抗战之基础。其次，登载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为抗战两周年而做的纪念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重要性，形成强大的宣传功效。再次，该期还报道了美、英、瑞、比、菲等国侨胞纪念祖国抗战两周年的盛况，转载苏联《党的建设》《呼声报》《工业报》等报刊纪念我国抗战的文章，全方位诠释与传播党的抗战新方针。

（四）全面开展对错误理论的话语斗争

党报党刊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新闻宣传的核心和灵魂”[14]。勇于和善于同各种错误理论作斗争，是舆论导向工作的应有之义。

其一，对汪精卫汉奸理论的批判。早在创刊号的社论中，《群众》周刊就竭力揭露日本的诱降阴谋，明确指出民族失败主义是目前最大的危险。提醒广大民众警惕各种妥协投降论调。紧接着第2期，又反复指出，“抗战现阶段中最为严重的一个现象，是投降主义颇为活跃”[15]。如果不肃清阻碍抗战胜利的“理论”，就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汪精卫公开投敌后，《群众》周刊继续深入展开理论批判，发表多篇社论或时评，及时揭露汪逆投敌卖国罪行，驳斥其反共投降的汉奸理论。

其二，对“战国派”思潮的批判。所谓“战国派”思潮是指抗战相持阶段，在国统区出现的一种反理性、反科学的法西斯野蛮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因其倡导者挂着教授的头衔，披着学术的外衣，一时间造成国统区民众思想上的困惑与混乱。对此，《群众》周刊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国”派“完全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侵略主义的应声虫”[16]，拉开了思想批判的序幕。随后又陆续刊发多篇文章，从政治理论、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不同领域揭露其法西斯主义本质。

其三，对《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批判。1943年3月，国民党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宣传封建法西斯主义，企图用作反共的理论依据。《群众》周刊刊发时评《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指出大敌当前，应该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摆在第一位。继而又发表文章批判蒋介石的哲学思想。为应对国民党继续发动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摩擦，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毛泽东指示“新华、群众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17]。《群众》周刊从1943年8月起，连续发表批驳法西斯主义的时评、专论，配合《新华日报》在理论宣传、舆论导向上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同时，也成功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话语。

三、《群众》周刊抗战话语建构与传播的现实启示

（一）以理论批判为起点

话语建构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不破不立。《群众》周刊在建构抗战话语的过程中，从批判错误理论入手，分析其实质和危害，为抗战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扫清理论上的障碍。综上可以看出，《群众》周刊对错误理论的批判及时准确，在最大程度肃清错误理论影响的同时，建构并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话语。这就启示新时代党报党刊必须勇于和善于同各种错误理论作斗争，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二）以抗战实践为基础

一方面，《群众》周刊以实际斗争的需要来建构和传播话语。如针对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群众》周刊于抗战爆发两周年之际，刊出“七七特刊”，积极建构与传播“抗战、团结、进步”的革命话语。另一方面，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来建构和传播话语。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农民为群众基础”的革命话语，正是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之实效与经验总结中建构起来的。这就启示新时代党报党刊的话语建构与传播，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基础，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以纪念活动为契机

以纪念活动为契机，建构与传播革命话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是我党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群众》周刊善于抓住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契机，阐释与传播党的宣言和理论，总结与推介革命经验。新时代党报党刊也应借助重大事件或人物的纪念契机，以建构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

（四）以多样化栏目为载体

《群众》周刊善于根据形势变化和大众需要，设计多样化的栏目，有效推进抗战话语广泛且深入的传播。一是策划“特辑”“专刊”等进行集中传播。如“五一特刊”“文艺问题特辑”“认识苏联专辑”等，成功实现了抗战话语的建构与传播。二是开设“群众信箱”“读者问答”等进行互动传播。传播学的传受关系理论告诉我们，加强理论与受众间的“同频共振”[18]，实现良性互动，才能提升传播效果。三是通过“转载”“来件”等实现组合传播。组合传播是“媒介为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常通过与其他刊物的配合形成一种合力”[19]。《群众》周刊通过与《新华日报》《解放》《解放日报》等报刊的相互合作、补充，构建强大立体的话语传播体系。

综上所述，《群众》周刊抗战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特点，符合特定历史时期革命话语建构与传播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启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统一。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群众》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7YJC7100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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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凯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两周年[J].群众，193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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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蒙.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地位[J].群众，1942，7(5).

[7]汉夫.论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J].群众，1939，3(1).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

[9]陈绍禹.挽救时局的关键[J].群众，1938，1(4).

[10]洛甫.战时民运工作的八个基本原则[J].群众，193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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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华岗.对于《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的研究和建议[J].群众，194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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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光辉.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积极稳妥推进媒体融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心得体会[J].新闻爱好者，2016(4).

[15]潘梓年.投降主义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J].群众，1937，1(2).

[16]章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J].群众，1942，7(1).

[1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04.

[18]朱天玉.《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新闻爱好者，2018(10).

[19]谢明香.出版传媒视角下的《新青年》[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10：92.

（作者为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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