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经典咏流传》以“经典”作为传播的内容基础，经由“咏”达到了传播手段的升级，诗乐融合达到了“流传”这一传播功能的实现，进而建立了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共鸣纽带，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中华文明的多元呈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凝练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关键词：诗乐合一 文化传播 媒体融合 多元呈现

在媒介发展史上，电视媒介的出现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使得文字、图像、声音等多媒体形态的传播成为可能，可以相对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同时，因其浅显通俗的传播形式、广泛的受众覆盖面，电视节目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交往形态与文化传播生态。融媒体时代，电视节目的融合创新被视为推进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在电视节目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国家级媒体，十分注重电视节目的文化传承功能，推出了《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国家宝藏》等高关注度的文化类节目，对于传播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公众文化素养与通识能力、扩大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8年初，央视整合优势资源进行全媒体探索实践，推出大型诗词音乐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引起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广泛关注；今年初，通过创新完善、升级更新，《经典咏流传》第二季在新春伊始获得了“坊间传唱”的现象级热度。该节目作为中国本土创新的原生节目形态，不仅是电视媒体融合发展的一次成功探索，也成为传统文化现代传播与中华文明多元呈现的一次有益尝试。

《经典咏流传》：文化类节目形态创新

通过电视进行文化传播是中国电视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民生活与社会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消费需求，增强民族凝聚力、认同感、自豪感，成为文化类节目重返时代舞台的战略背景。加之“限娱令”法规的出台，使得电视传媒结构在娱乐综艺之外开辟新的节目形态成为媒体自身创新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年轻电视受众群体的崛起，尤其是以“95后”为代表的“Z世代”的出现，使得浅层次、单一的娱乐节目无法很好地满足观众对于“人文关怀”“内容意义”“知识获取”“观点交流”等意义型电视节目消费的需求。国家战略、节目发展、意义诉求为文化节目的创新探索提供了新的空间。

文化类节目形态的不断创新，是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回应，也是电视媒体自身发展的重要实践。从早年的《百家讲坛》，到近年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再到眼下的《经典咏流传》，延续的正是这样一种创新思路。这些节目都在探索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旧的”“老的”“冷的”知识转化为不同年龄层次公众喜闻乐见的、生动的、鲜活的、可参与的热门话题，以此回应公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消费需求，提升电视节目在文化传承、舆论引导、价值凝练方面的媒介功能。

《经典咏流传》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音乐类节目，用“和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由主持人朗诵并解读诗词背后的文化含义，由老中青不同年代的歌唱明星、普通群众以及其他行业的不同人物等构成的经典传唱人进行歌曲演绎，由传唱人、其他嘉宾讲述歌曲创作背景、时代意义，并由现场鉴赏团嘉宾穿插品鉴评析。整场节目在使用传统的对话、朗诵、声乐、舞蹈、灯光、舞台置景等演播室电视手段的同时，采用了微博微信传播、二维码扫描、外景切换等时空处理方式，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传播效果。

《经典咏流传》实现了文化类节目形态、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在形式上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内容上与当下生活时尚发展融合，传播方式上通过“读诗成曲”AI技术、“二维码”互动、网端播放等多元技术创新，用更适宜年轻人的传播方式，让文化在公共流行中重获生命活力。在3月16日播出的一期节目中，节目组运用全息投影高科技手段让邓丽君“重返舞台”，与小女孩刘润潼共同演绎《但愿人长久》，让这首经典歌曲重回耳畔。作为本土原创的节目形态，该节目在形态创新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注重节目传播的时代表达方式，同时也将传统文化的意蕴融入节目之中，讲述文化知识、阐释人文价值、解读思想观念，致力于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经典咏流传》传播学分析

从传播学5W模式分析，《经典咏流传》在内容、手段、功能（效果）、主体与客体方面均实现了创新：节目通过对以“经典”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流行方式的“咏”唱，不仅传播了文化知识、解读了文化内涵，也呼应了公众的文化需求，塑造了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共鸣，真正让文化活化，让文化“流传”，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到现代传播的转换。

“经典”的源与流：构筑传播内容的基础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永流传，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节目开场白中的这句话表明，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中，诗词歌赋构成了灿烂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楚辞、老庄乐府、唐诗宋词、小说传奇，《经典咏流传》以文学“经典”为传播内容的基础，进而通过故事讲述、节目演绎、音乐改编、作曲搭配、解读阐释、专家点评的形式对“经典”进行加工。在节目中，以诗词经典内容为基，进行了故事化、音乐化、场景化等不同策略的内容处理，很好地阐释了“经典”的源（古典诗词）与流（现代音乐）之间的关系。

其一，故事化内容。嘉宾、传唱人等对诗词的创作背景和深层意涵、作者的创作想法、诗词改编作曲过程等等，均进行了故事化的讲述，以电视化的语言，通俗易懂地传达了“经典”诗词背后的文化韵味。如由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克里斯叮传唱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通过传唱人讲述自己的中国文化情结，表达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深热爱；其二，音乐化内容。在节目中，对于诗词内容本身的音乐演绎，是通过作词的改写、扩写、演绎等手法进行“内容再创作”而实现的，极大地拓展了原有诗词内容的时空关系和情感关联，如张靓颖《春夜喜雨》、王源《长歌行》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古典诗歌在内容上的对话，拓展了现代人对诗歌意象和意境的理解；其三，场景化内容。对于电视艺术而言，传统文化的呈现不限于诗词歌赋，戏剧戏曲、国宝非遗、饮食文化、古代发明、家书信笺、书画名篇等都是“经典”的素材。在节目中，对“经典”的场景化处理包括：利用大鼓、古琴、编钟、琵琶、古筝、少数民族乐器等进行配乐，利用地方唱腔、戏剧唱腔、少数民族唱法等传统演唱方式进行演绎，场景设置、海报宣传均古色古香——小桥流水、高山大川、书画艺术、楹联画壁、古迹古史等，以此丰富了观众对于“经典”的认知，提升了对于传统文化魅力的感受力。

“咏”中的诗与乐：实现传播手段的升级

“文以载道”，“歌以咏志”，在中国古代，“咏”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咏”将诗乐融合，代表着诗乐合一的内在关系，其体现出的“中和之美”被视为诗乐的精髓。①古代的诗乐关系体现在以乐府民歌、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可歌”之作为主要载体②，“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歌是古人主要的沟通方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以音乐为介质进行传播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诗中颇具特色的规律。③在诗乐的融会中，突出了审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及各种形式美因素的协调统一。早在《尚书·尧典》中就记载④：“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认为可以借助“咏诗”的形式表达感情，实现“神人以和”的谐调之美。从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以“乐”附丽之；至魏晋以降“诗”的声律化；“诗”不断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⑤

诗乐同源,人们常利用这两种姊妹艺术的血缘关系,探讨共同的艺术规律,互相借鉴。⑥对于《经典咏流传》这档节目而言，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复活了“咏诗”这一“诗乐合一”的传统，通过将经典的古诗词配合以现代流行歌曲和演唱方式，不限于抒情念白、摇滚民谣、戏曲唱腔、高音低音、合唱独唱等多元形式，进而实现了从复古的“咏诗”到“唱曲”的创新。如无声合唱团只用一个“啊”字却发出了最有力量的和声，经过多年排练，登台演绎《画·无声》。

从传播学的角度，“咏”这一独具特色的传播手段构成了节目形态最大的本土化创新：一方面，通过“和歌以诗”让原本曲高和寡的古诗词变成了当下的流行曲目，把对古诗词的文化理解融入到歌词中、曲调中，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提升了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音乐创作而言，经典的古诗词中极具音韵、律动的节奏、韵律为现代音乐注入了活力。如新生代偶像歌手王源在谈及节目对他的影响时认为，这种将古诗词融入音乐创作的形式十分有益。很多经典传唱人也表示将诗歌融合音乐创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流行音乐的一笔财富。从这个意义上，“咏”这一传播手段不仅升级了节目形态，在广大观众间传播了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是，发扬了“诗乐合一”的音律传统，让现代音乐与古典诗词相得益彰，互鉴共生，在文化传递和音乐创新上均到达了新的审美高度。

“流传”的文与化：推进传播功能的实现

电视传播是一种“次生口语文化”的恢复，是一种感觉、一种“言语-视觉-声觉”构建的公共会话。⑦从这个意义上，文化类节目建构的是一种基于视听表达载体的“公共会话”，它以通俗的电视视听语言，让观众参与其中，共同认识社会百态，交流情感、实现共鸣。施拉姆指出，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有教育功能，⑧电视文化类节目兼具教育、审美与娱乐功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经典咏流传》而言，“流传”二字是制作方对于节目功能的期许。

通过“和诗以歌”的形式，节目的创新实现了如下的文化功能：第一，实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影响广泛。数据显示，《经典咏流传》（尤其是第二季最新开播）引发全网跟进，形成现象级传播。节目微博话题阅读量超16.2亿，百余家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跟进覆盖4亿用户，海外媒体报道链接达790条，曝光量超3.63亿。⑨第二，节目受到各个年龄层受众的喜爱，《苔》《墨梅》《春夜喜雨》《明日歌》《长歌行》等实现了刷屏式传播，通过青年偶像的传唱，以流行音乐的形式让诗歌文化真正融入青少年的认知和生活中。第三，通过诗词与音乐的形式，节目传达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家国情怀、奋发有为等精神气节和风骨。如张卫健与中国地质大学国防生咏唱的《从军行》歌颂了铁血战士的家国情怀，彰显了节目的主流价值引领与意义共享功能；巫漪丽的《梁祝》传达中国古典爱情的美好；王俊凯的《明日歌》表达中国少年惜时奋进的风貌；由警察夏鸿鹏和女儿夏雨霏演唱的《小松》表达深厚的父女情谊以及父母对儿女的期待等。藉此，节目实现了传播功能，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第四，文化的流传不仅跨越了不同的年龄层次，也跨越了国别。在节目中，罗杰斯姐妹、威斯康星大学古典文学博士克丽丝叮都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诗词文化已经走出国门，成为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使者。如克丽丝叮在演唱《梦蝶：一百万个可能》时谈到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认同，认为西方哲学也深受庄子哲学的影响。

节目：构建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价值共鸣

文化类节目本身带有人文价值和情感传播的维度：一方面，它有机地将电视的教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统一于人文属性，通过“视界融合”的双向建构,实现价值观念的重塑。⑩另一方面，“诉诸情感”“情感传播”历来是电视人文节目的传播特质,但在积极情感日渐消弭的“后情感社会”,电视诵读类节目的情感类型学开始清晰,从过去单向度的“抒情传统”转向场景化的“叙事传统”,以“文字性口语”抵达“情感共同体”的范式重构。传统文化类节目通过创新和融合发展，不断实现着主客体之间的价值传递与情感共鸣。

《经典咏流传》的传播者主要包括主持人、点评嘉宾、经典传唱人；节目的受众除了现场的观众，还包括网端观众、二次传播的潜在受众等更为广泛的群体。节目经由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次的艺术家、偶像明星、歌手乐队、普通人等，通过主持人的主持词、嘉宾的故事叙述、经典传唱人的现场演绎、音乐家的点评，结合自身的知识结构、认知体系、文艺感知，将经典诗词转化为故事、歌曲、对话，传递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看法、感受。节目力图选取符合现代价值观的经典传唱人和品鉴点评嘉宾，如老一辈艺术家、中青年人气偶像、国外中国文化爱好者、普通人，去传唱诗词中的深厚底蕴和情感，或是爱国爱家、或是弘毅果敢、或是友善敬业，通过这些实现与受众的情感互动；又如点评鉴赏团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通过旁征博引的点评，传递传统文化与知识的魅力，廖昌永从作曲、音乐的角度给予点评，力图打通现代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联结。

诗言志，诗是情感的体现。这种情感的传播，构建了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价值共鸣。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受众通过屏幕上不同角色人物对于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的讲述和咏唱，形成了自己的“共识、共情”。如在抗癌诗人白茹云的分享诗中体会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力量；在年逾85岁的著名钢琴家巫漪丽老师的弹奏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在94岁高龄的潘鼎坤教授讲述对联诗词中品味文化对人身心的滋养。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诗词改编的流行音乐，受众不仅感受到了诗词文化的现代价值，也让诗歌与日常生活发生了联系，在歌唱中学诗词、背诗词、传承诗词文化。

从电视节目到文化传承：文明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担当

快餐文化时代，以传统文化为特色的文化类节目却因文化积淀和深沉思考而成为荧屏的热点。尤其是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为代表的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不断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实现了对中国精神的传承。《经典咏流传》创造性地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创新和解读，不断坚守艺术品质和文化立场，让诗词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歌咏”“传唱”，让观众重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生命力，它代表着电视节目的融合创新，推进着优秀文化的现代传播，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体现了中华文明记忆的历史呈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担当。

《经典咏流传》等优秀的本土原创节目，为业界和学界思考全媒体时代融合媒体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文化自信等方面提供了经验借鉴。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电视进行融媒体实践提供了丰厚优质的内容资源。《经典咏流传》瞄准的是诗乐合一的古老传统，通过复活和更新这一传统文化，让故事、音乐、情感、价值通过节目传达给观众，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再造转化，是一次成功的原创探索。当前，中国电视节目呈现了本土原创和本土改造两种创作类型。未来，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和传播者要不断提升原创比例，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资源，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期，拓展文化的解释空间，在现代的时空中增加文化的厚度和宽度，借此提升本土原创节目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全媒体、智能化等新型传播手段为传播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平台和渠道。《经典咏流传》第二季构建了“1+N”融媒体跨屏交互的创新传播模式，变节目为产品，化观众为用户，尤其是节目开发的“读诗成曲”智能AI程序，让“曲高和众”成为可能，通过亿万个小屏，让观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在欣赏经典的同时，人人都可传唱诗词传播经典，反向输出自己对于经典的“再造更新”。人工智能语音技术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全流程中的应用，不断提升节目的制作效率和水平。可以期待的是，伴随传播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播将更加智能化、互动化、场景化，优秀文化也将在全媒体时代不断更新、复活，广为“流传”。

电视节目应为中华文明的多元呈现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担当。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节目要主动承担起文明记忆与认同的构建、文明传播与交流的功能，主动将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融入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责任之中。在新时期，《经典咏流传》《朗读者》《国家宝藏》等节目通过创新传播形式，发挥着传递规范和价值、建构身份认同、凝聚群体认同的重要意义，并在价值层面融入了争取文化领导权、实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价值、重塑文化自信的战略要求，从更广的角度上，电视节目的创新发展还在承担对外传播、国际交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就《经典咏流传》而言，未来还应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其一，在节目环节和流程的设置上，可紧密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主题作为生发点，嘉宾点评、传唱人讲述要更加紧凑、集中地阐释经典源流与影响，拓展文化传播的时空维度，提升节目独占性特色；其二，在媒体融合创新方面，尽管节目进行了互动性尝试，但相对单一，应在电视、网、两微等终端设置与受众的交互环节，增加观众跟唱、抖音模仿秀等，让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具接近性，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三，在对外交流方面，探索与更多的国家、地区（尤其是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开展文化交流互鉴活动，提升节目的国际化水平，让经典的传唱成为中国强音。

结 语

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塑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要将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多项重要任务。电视制作单位、文化传播结构、每一位传播者和研究者，都应在盘活节目内容资源、拓展文化内涵、创新传播方式、提升审美表达能力等方面，不断求索创新，在激活中国文明记忆、重构媒体价值传播和传媒公共性上，有所作为和担当。

（作者熊澄宇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虹系该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刘冬颖：《论〈诗经〉与音乐的关系》，《求索》2004年第10期。

②陈文新：《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系的三个层面》，《学术研究》 2004年第11期。

③徐明：《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

④慕平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页。

⑤叶太平：《“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⑥李剑波：《格调说的文化底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⑦（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⑧（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

⑨《经典咏流传》节目内部数据。

⑩宫必京：《浅论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审美教育功能》，《现代视听》2018年第4期。

陈文敏：《电视诵读类节目的意义取径与范式重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7期。

刘俊、胡智峰：《多元类型的“井喷”：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内容生产的新景观》，《中国电视》2015年第2期。

张爱凤：《原创文化类节目对中国“文化记忆”的媒介重构与价值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