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诞生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1938年初，她是国共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经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国民政府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行的唯一一份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作为传播中共政治纲领、政策主张的重要媒体，在引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击日本侵略战争方面，在倡导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阶层精英力量组建抗日联合政府方面，在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日英勇作战、守卫国土方面，在主导国统区民族进步人士创作积极抗战的文化艺术、营造全民抗战的社会环境方面，都发挥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彪炳史册。

在办报过程中，中共中央充分利用其通过了国民政府登记注册的“合法性”优势，于抗日战争阶段在武汉、重庆等“国统区”办报的同一时期，先后出版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华中版，分别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中共太行区委机关报、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这些不同领导机关的党报，在抗击日寇侵略的前线或者大后方，都极好地发挥了“战斗”的舆论媒体的重要作用。其中一些版本的《新华日报》，一直持续出版到解放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中央为了适应新时局的发展需要，决定将《新华日报》的总馆迁往上海，在上海、南京分别出版新版本的《新华日报》（因故未能出版），而将重庆版的《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留在当地继续出版发行。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再次利用《新华日报》在全国各阶层人民心中有巨大影响力的“红色品牌”优势，先后出版了中共华中工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等不同版本的报纸。目前，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江苏省南京市，作为中共地区性党的喉舌、主流媒体继续运营发展着。

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武汉）（1938.1.11～1938.10.25）

1937年初，随着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共两党开始商讨携手合作、联合抗日的战略问题，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在“国统区”公开出版自己的报纸和期刊。这项工作由中共在南京的谈判代表周恩来负责，并由周指派潘梓年、章汉夫来南京筹备开办报刊事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将报纸定名为《新华日报》，邀请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了报头。

《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紧张、困难但富有成效，此时日军的侵略脚步已经逼近南京，筹备人员、设备、物资等，不得不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而抵达武汉。1937年12月21日,冬至的前一夜，陈绍禹（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博古）等在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其中一条是关于《新华日报》出版的事情。这次蒋松了口，表示对此“完全同意。”终于，《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出版了。创刊时，《新华日报》的社长为潘梓年，总编辑为华岗，总经理为熊瑾玎。

早在《新华日报》创刊前，中共中央完善了党对《新华日报》的领导。1937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新华日报》归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局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党报委员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华岗、何伟、潘梓年、黄文杰组成。报馆设立董事会，成员包括：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王明为董事长。

由于日军的进犯，武汉三镇于1938年10月25日沦陷。当天出版的第287号《新华日报》，终结了该报在武汉的历史。

这一时期的《新华日报》处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新华日报》紧扣时局主题，着重宣传报道了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宣传报道了全国军民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以媒体之力推动蒋介石坚持长期抗战的策略。同时还介绍与宣传了马列主义，引导一大批爱国人士走上了革命之路。

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重庆）（1938.10.25～1946.4.19）

1938年8月，抗战形势骤变，武汉不保，《新华日报》着手准备西迁重庆。熊瑾玎率领的23人第一批离汉迁渝。报馆的大部分人员于10月22日离开汉口。这批人员西迁途中发生了“新升隆”号惨剧，报馆的16人、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9人不幸遇难。

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出版了重庆版的第一期报纸、即总序列号第287号报纸。而同日在武汉出版的第287号《新华日报》，因毁于战火，至今无法见到其真面目。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在渝出版的《新华日报》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政治机关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董事长。《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期间，先后经历了反对《联合版》的斗争，突破新闻封锁、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以媒体之责配合中共中央打退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开展“整风运动”等活动，创造了《新华日报》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

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集团用各种手段来钳制《新华日报》，查扣稿件、破坏发行，恐吓广告主，派特务盯梢等。《新华日报》为了稳住阵地，坚持出版，渡过了困难时期，其间曾改为一中张（即对开四版的一半）出版。1942年2月1日，《新华日报》恢复对开四版。这期间，为了预防突发事件，中共南方局还决定将《新华日报》的40多名人员转移到别处，以保存实力。撤离的人一部分去了延安，一部分绕道香港经上海转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或留在海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员，成为《新华日报》其它地方版的骨干力量。

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山西沁县）（1939.1.1～1943.9.30）

1938年7月，武汉形势吃紧，中共中央长江局作出了疏散《新华日报》人员的决定，其中杨放之（吴敏）、何云等率领一批人员到西安，计划建立《新华日报》西安分馆，出版《新华日报》西北版。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西北版未能出版。何云等正一筹莫展时，经西安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朱德总司令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发出邀请：不让出，你们就到华北去，华北军民欢迎你们。1939年1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晋东南沁县正式出版，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何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北方局组成了由杨尚昆、彭德怀、左权、陆定一、傅钟、李大章、何云、陈克寒等人参加的党报委员会。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一张铅印的四开四版报纸，为隔日刊。报纸一出版，发行量就达两万份，一年后达5万余份。《新华日报》华北版第一版是社论、要闻；第二版是国内新闻；第三版是国际新闻；第四版是根据地建设等。开辟的主要栏目有:《社论》《要闻》《华北新闻》《敌后方通讯》《华北战况》《战地通讯》《华北捷报》《华中通讯》《华东通讯》《半月军事动态》《领导人文章》等。《新华日报》华北版成为鼓舞和激励人民对日斗争的响亮号角。朱德总司令给予高度评价：“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出千万炮弹。”

因中共中央战略布局的调整，1943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至此，《新华日报》华北版持续出版4年9个月，共编号出版846期报纸。《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行范围基本上以晋察冀地区为主，遍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常年发行量为3万份。

中共太行区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河南涉县）（1943.10.1～1949.8.19）

由于中共太行分局合并北方局，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改为中共太行区党委，1943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太行版，成为太行区党委机关报，社址先后设在涉县的桃城村、七原村、西戌村。改版后，史纪言任社长兼总编辑，安岗、蒋慕岳、周永生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新华日报》太行版为对开四版，隔日出版。1949年5月1日第1355号，该报刊登了改出日刊的启事：“为适应新的工作需要，本报自五月一日起，改出日刊（每逢星期日无报）。希各地读者注意。”同时该报的报头版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左向右排列的“新华日报”的报名，取代了于右任题写的旧报名。时间、期号、登记证号的排列也开始自左向右排列了。

1949年8月5日开始，《新华日报》太行版在右报眼位置刊登启事：“由于区划关系，本报不久即停刊，故九月份报费停收。希各地读者注意。”8月19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刊登了终刊启事：“本报及新华社太行分社奉命结束，本报于8月20日宣告终刊，今日是与读者晤面的最后一次。本报自1943年10月1日，由新华日报华北版改版以来，在太行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又得各领导机关、全体通讯员同志之热忱写稿与帮助以及广大干部群众之关怀爱护，出刊至一千四百四十九期，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当本报终刊之际，特向各领导机关、全体通讯员及广大群众，致以忠诚慰问和敬礼！”

8月19日终刊号第二版上，以太行新华日报社、新华社太行分社名义刊登的《给各级党委宣传部各办公室及全体通讯员同志的告别信》中写道：“（本报）报道与反映了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以及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等各种斗争，使党报与实际斗争和广大群众建立了不可分离的关系，集中体现了党在各个时期对人民的实际斗争指导。”

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苏淮阴）（1945.12.9～1946.12.16）

抗日战争后期，为了应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新华日报》的一部分人员转移到了华中地区，为《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创办带来了“火种”。华中版于1945年12月9日诞生在苏皖边区首府淮阴。起始为四开两张，后扩大为对开四版。为了加强对《新华日报》的领导，华中分局组织了党报委员会，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刘瑞龙、李一氓、冯定、范长江为委员，邓子恢为书记、李一氓为副书记。另组织编辑委员会，以范长江、恽逸群、黄源、楼适夷、包之静、史乃展、谢冰岩为委员，范长江为社长兼总编辑。1946年5月18日，范长江离开《新华日报》华中版，去南京加入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后，恽逸群任社长兼总编辑。

当时，《新华日报》华中版和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合在一起，总的名称是华中新华通讯社，内分报纸编辑部、华中总分社（对内则是华中版的通讯部）和经理部三大部分。此外，《新华日报》华中版成立了附属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范长江（后为恽逸群），副校长包之静，教育长谢冰岩。报纸初创时为对开两版，1946年3月1日起扩大为对开四版。华中版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除在解放区广泛发行外，还有一部分投送进了国统区。

1946年12月，华中主力部队奉命北移山东作战。在社长恽逸群的率领下，《新华日报》华中版全体人员随华中党政机关北撤山东，与山东《大众日报》合并。《新华日报》华中版于12月16日停刊，前后出版了一年零六天，共计367期。

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重庆）（1946.4.19～1947.2.28）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中共中央应对形势的变化也作了战略调整，并决定将《新华日报》总馆迁往上海。1946年4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四川省委领导整个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党的组织。按照中共机关报的传统，此时的《新华日报》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的机关报。但是，由于此时的《新华日报》还是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大型日报，实际上仍然承担着中共代表团的宣传任务。广大国统区的读者也是这样看待《新华日报》的。

4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宣布吴玉章任省委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傅钟兼任《新华日报》重庆版代社长，省委委员梁华为《新华日报》总支书记。4月30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四川省委成立，介绍吴玉章、王维舟、傅钟及《新华日报》副社长周文等与记者见面。1946年7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宣布由著名文化人张友渔接任省委副书记兼《新华日报》代社长。《新华日报》成立重庆分馆以后，人事上另一重要变动是任命熊复为总编辑，于刚为经理。

由于时局恶化，早在1946年9月，周恩来就致电吴玉章，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把报馆人员减到最小限度。同年10月，周恩来布置原《新华日报》的骨干章汉夫、夏衍、许涤新、龚澎等转移到香港，在那里开辟新的宣传阵地。《新华日报》原社长潘梓年和总经理熊瑾玎业已撤回延安。这时《新华日报》留重庆的尚有100多人。《新华日报》重庆分馆的人员，基本上是以熊复为核心的四川籍同志，如：漆鲁鱼、吴江、郑心如、洪沛然等。

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重庆分馆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报纸终刊。

中共华中工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江苏射阳）（1948.1.1～1949.4.30）

1947年10月之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撤销苏中、苏北两个区党委和行政公署，成立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和华中行政办事处。原苏中区党委机关报《江海导报》和原苏北区党委机关报《苏北日报》奉命合并，于同年11月16日出版华中工委机关报《华中日报》。1948年1月1日，《华中日报》更名为《新华日报》华中版，使用原《新华日报》报头。华中工委宣传部长俞铭璜兼社长，后来由副社长徐进任社长，总编辑为周擎宇（后为秦加林）。

1948年春，华中工委恢复了附属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俞铭璜，副校长兼教育长徐进。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共华中工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完成了历史使命，于4月30日宣告终刊。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军渡江南下，在无锡筹建苏南区党委机关报《苏南日报》，另一部分人员留在苏北出版苏北区党委机关报《苏北日报》。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华中版继承和发扬了《新华日报》的光荣传统，在中共华中工委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宣传报道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坚持不懈地宣传报道党中央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地方军事斗争、土改运动、生产救灾斗争以及民兵、支前工作等中心任务。特别在宣传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和发动全军全民准备渡江作战这两大事件上，倾注了全力，发挥了党报最大限度的组织动员作用。

中共华中工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出版，为党在华中地区的发展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引领作用，并培养了一批党的新闻干部。

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南京）（1949.4.30～1952.10.31）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致电中共中央，请示上海、南京两市解放后的党报命名问题。中共中央于24日电复华东局，指示：“上海党报决定命名为解放日报，南京党报决定命名为新华日报。毛主席已允写报头，即可带来，在带到前可沿用旧报头。”当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与即将南下工作的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谈话，宣布了上述决定，并代表党中央任命范长江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石西民为南京《新华日报》社长。

石西民4月24日晚乘火车南下，于26日抵达南京。27日上午，石西民代表市军管会，接管了位于中山路39号的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并立即以此为社址，筹办南京《新华日报》。30日晨，一张以新华社社论《庆祝南京解放》为发刊词的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面世。

以石西民为代表的一批《新华日报》老人，开启了南京《新华日报》的光辉岁月，是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核心力量。同时，还有一支以宋任穷为首的金陵接管支队中的办报人员，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他们是以陈阵为首的原豫皖苏边区《雪枫报》的全套人马80余人和由李力众带队的来自济南《新民主报》、《潍坊报》及华东新闻学校的学员共约30余人，均奉命于4月29日分两批进入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正式以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名义开展各项工作。他们具体研究了《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的创刊号版面安排并试画了版样，一切均是依照重庆《新华日报》的样式，报名放在一版上方的中间位置，版式为竖排，对开四版。

1952年10月底，中共江苏省委开办新的机关报后，南京《新华日报》完成了使命。

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重庆）（1949.12.10～1954.8.30）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党中央决定第二野战军从华东前线转向大西南进军，并决定从上海、南京抽调一万名青年学生和干部，组织西南服务团，随二野向西南进军。

在这个西南服务团中，就有一支赴重庆的办报队伍。他们中，有从上海《解放日报》抽调的新闻干部，包括雷勃、马逸峰、范荣康、许川、李峰、吴克之等20多人。有来自《新民报》的陈理源、钱辛波等。他们与从南京《新华日报》抽调的新闻干部合在一起，于9月下旬，随西南服务团的其他人员从南京乘火车向大西南开拔。

11月20日，这支新闻队伍（包括后加入进来的原《新华日报》的办报人员邵子南、刘瞻、徐君曼、曾岛、羊村等同志）到达湖南泸溪县城。在泸溪县，他们又与另一队办报人员、原《晋绥日报》的新闻干部汇合，准备前往重庆，在那里恢复出版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新华日报》。就这样，由原《晋绥日报》大部分人员、原留在重庆的部分《新华日报》人员和上海、南京来的新闻工作人员，再次扯起了《新华日报》的大旗，在重庆街头高高飘扬。重庆人民高兴地奔走相告：“《新华日报》又回来了！”

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49年12月10日出版。这时的新华日报社，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兼任社长，常芝青任副社长，并组成了由常芝青、李蔚然、雷勃、张惊秋、陈理源五人参加的编委会。当时中央规定，报纸的清样要送西南局书记审查。邓小平同志委托西南局常委、宣传部长张子意同志审查清样。

1954年，中共中央撤销西南局建制，西南局版《新华日报》于8月30日终刊。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南京）（1952.11.1～至今）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南京市、苏北行政区、苏南行政区合并成立江苏省。三地的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苏北日报》《苏南日报》因而在南京合并，从11月1日起出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报名仍为《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自成为江苏省委机关报以来，随着全国政治大气候的变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时期。1967年1月，《新华日报》被“造反派”夺权，在两派斗争激烈时曾一度停刊。1968年3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军管的《新华日报》成为省革委会的机关报。1970年12月26日，《新华日报》重新成为省委机关报。“文革”期间，党报的优良传统被彻底破坏，报纸信誉扫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有过一段短暂的徘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华日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报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

毛泽东曾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第一次在1949年9月（同年9月17日启用），第二次在1953年2月23日（同年2月25日启用），第三次在1964年7月29日（同年10月1日启用）。

此外，1944年4月1日，《太岳日报》曾经更名《新华日报》太岳版。但这张报纸，是报名的物理变化，内涵联系较少，故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纵览历史，以《新华日报》为报名的大众传播纸媒共有十种版本之多，这在世界新闻史、报业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报名一致，更在骨干人员、办报风格、媒体功能、传媒属性等方面一脉相承，无法分割。这张有着八十余年辉煌岁月、迄今为止仍旗帜飘扬、出版发行的报纸，更是中国新闻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的珍贵财富、重要的媒体文化图腾。辨析、了解、研究这十种版本的《新华日报》，可以历史地、科学地掌握报业个体诞生、发展的基本特征、办报艺术、运营规律、媒体作用以及面对生存困难、前行阻力、政策管制等极端恶劣环境情况下的突围技巧、转型方式和不懈的精神动力。这对于当前饱受移动自媒体广泛而强劲冲击的大众纸媒的融合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新华日报报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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