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票房网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50亿元，以《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3部国庆献礼片的表现最为抢眼。其中，《我和我的祖国》的票房比此前《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3部献礼片加在一起还多。因此，有人判定，如果说《开国大典》《大决战》是献礼片的1.0时代，《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是献礼片的2.0时代，那么，《我和我的祖国》可以说开创了献礼片的3.0时代。

　　“史上最强国庆档”的诞生无疑是值得欢庆的，3部国庆献礼片无论创作经验、运作模式还是对中国电影发展多方面的启示意义，都值得而且需要电影理论批评界去深入思考、分析、总结、阐释。

　　3部影片的成功尽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但仍然有成功的规律和逻辑。很多人都认识到，3部影片既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主流价值，又熟练运用类型化的叙事方式与年轻人对话，再利用商业化的手段和方式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而爱国热潮成为观众电影消费的原动力、幕后推手，进而形成了持续性的观影狂潮。

　　从叙事层面来看，《我和我的祖国》智慧、巧妙、有效地变献礼片“体大思精”的宏大叙事、生活化的“日常叙事”为个人化的“个体叙事”，通过个人的“自转”实现了与国家、社会“公转”的平衡和统一，实现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表达、有效传播。

　　不过，在票房高歌猛进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停留在票房大卖创新高的狂欢盛宴之中，不能盲目乐观，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2019年国庆档累计票房一路向前之时，人们无休止地谈论票房，说明我们不少人思维方式上、评价标准上仍然没有摆脱“唯票房论”。我们对电影本性尤其是电影文化以及电影文化在国家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我和我的祖国》的成功不能简单复制，不能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成功的模式”。创意本身永远是电影根本之根本、基础之基础、关键之关键，所谓献礼片也不能例外。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电影创作和生产真的是“一刻也不能分离”，献礼片尤其如此。毕竟，“人和”的元素不会是每时每刻都有，内容为王、创意制胜、叙事为先、观众至上，一个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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