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9期

【摘要】传统媒体向智库转型，需要集聚各方面的高级人才，建立智库实体。这就要跨越新闻机体与科研机体的断裂、宣传思维与智库思维的断裂、新闻客体性与决策主体性的断裂，研发出占据时代制高点的智库产品。

【关键词】泛智库化；媒体智库；媒体转型；智库实体；智库产品

所有社会机构都无法全面把握各种事务，难以单独正确制订自己的行动计划，也不宜自设庞大的研究班子作为脑库。因为自己研究自己很难跳出眼界如常的藩篱，巨额的研究经费开支也不堪重负。[1]独立智库的客体性却有天然优势，为深知社会隆替、评估各部门的决策，作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媒体智库则更胜一筹：借助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谈兴衰、论荣辱，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路径和隐忧，提醒人们预防或化解各种危机。

一、从传媒的泛智库化到媒体智库

自20世纪初，大量媒体开始重视时事分析，专注揭示各国动向，以期引领世界头脑。在媒体健康生长的情况下，它最大限度地搜集、披露事实，把听到、看到的现象忠实地记录下来，按照时序展示社会变动的真相。新闻从简单、拙朴的叙事发展到入木三分的深度报道，反映出事件的内幕和社会巨变，在不懈的进程中不断揭示社会前景。今天它所报道的错误结论，明天在披露的新事实面前自己就会推翻。那些确信美国全力反恐的媒体和西方智库，后来陆续看到美国的军用直升机运送恐怖分子，暗中向恐怖组织输送资金，在恐怖分子的仓库里发现大量美国武器的报道，随之改变了“美国坚定反恐”的立场。媒体这种泛智库作用，使之成为认识世界的望远镜与显微镜。

新闻每天都在揭示现实和预测未来，回溯和审视历史，不断证实社会的发展轨迹。各类智库研究人员都在报刊上寻找社会的变化，甚至十几年前有人在报刊上就对这些变化做过描述，深化了智库对社会变动的认识。许多势力曾为正义陈辞，为痛苦呐喊；还有的板着面孔发出不绝于耳的空话大话，倾泻虚伪的劝诱或阴沉的威胁……人类的一切思想与行为都在报刊上留下踪迹。任何丑陋、荒唐的势力都对报刊新闻之“真”垂头丧气，因为它们的谎言、煽动、残暴、伪装和愚昧的鼓吹都作为生活之“真”记录在报刊上，造谣的报纸也无法抹掉造谣的历史。媒体这种泛智库作用最终让人们看到所有真实和虚假的东西，为一切部门的决策提供深厚的背景，领教刻骨铭心的历史经验或教训。

智库学者可能抱怨一些新闻假大空，事件与数据的真实被篡改，但他们还是离不开传媒上丰富的信息。报刊之所以有时荒唐可笑，因为生活本身荒谬偏执（例如亩产万斤粮的新闻在1958年的报刊上成为最轰动的号外新闻）；报刊有时令人欢欣鼓舞，因为生活中本身甜美；报刊经常披露阴暗和不幸事件，因为生活存在苦难和腐朽。报纸是无罪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要把社会的毛病说成是报纸的毛病，它只是对社会的再现。①鞭笞报刊无情地揭露社会疮疤，压制报纸为社会“治病”，常使管理者丧失摆脱困境的良机。

毋庸讳言，各类媒体都有虚假或错误报道，但透过多种媒体的重要新闻，人们最终能发现社会的动向，找到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答案。媒体这种泛智库功能，启迪西方新闻界人士最初在报刊内部成立专门小组，建立“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称为思想库、脑库、智囊团或智库（Think Tank）。[2] 媒体的泛智库作用不等于货真价实的智库，因为还没有建立研究机构，更没有形成营销研究成果的客户市场。媒体一旦建立了智库，每天都在观变沉机，探索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的变动，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相关数据和分析报告，指导国家或许多社会部门的决策。

面向中国和东盟的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FT投资枢要部”（FT Confidential Research）是其中之一，以数据详实、观点客观中立而闻名。该部研究人员通过搜集经贸数据，在量化基础上为客户提供独家和可操作的投资意见。中国问题研究总编大卫?怀尔德（David Wilder）会讲中文，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拥有15年的金融报道经验，领导一个包括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研究团队，致力于中国金融体系、宏观经济和消费市场的研究。东盟问题的主管安东?阿里法迪（Anton Alifandi）是印尼人，也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曾在伦敦和雅加达担任多年记者，主持一个由印尼人、马来西亚人、泰国人和菲律宾人组成的研究团队。[3]

英国《经济学人》集团下的“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最为著名，被称为全球商业动态研究的先驱与拓荒者，起始于1946年建立的经济动态研究小组。经济学人智库总部设在伦敦，纽约、香港设有分部，在全球40多个主要城市驻有办事处，为各国公司提供政治经济信息，以规避经营风险。到2013年，经济学人智库开始独立运营，拥有130多位经济学家和650多名经济与政治分析师，用25种语言发布汽车、日用消费品、能源、金融服务、医疗保健、通讯事业和其他商品的信息和分析报告。总经理罗宾?比尤（Robin Bew）曾是公司的编辑总监，相继担任过欧洲投资联盟、英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EIU面向世界免费提供一般动态资料，明码标价出售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报告，为客户量身定做的专有产品都收取费用。它给客户提供的研究成果一律对外保密，回复咨询的态度坦率、正直，从不隐晦真实的想法，也不迎合内部议程，对任何建议都不带既得利益色彩。[4]“FT投资枢要部”和“经济学人智库”在全球十分罕见，西方大多数知名媒体至今没有弥合新闻机体与研究机体的断裂，建立起智库机构。在美国50个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排名中，没有一家是传统媒体智库。[5]

二、走出乐观的遐想，构筑媒体智库的实体

当前，我国媒体向智库转型，需要消除媒体泛智库化同媒体智库实体的断裂，配备足够的科研人员和设备。南方日报传媒集团成立的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人民网新媒体智库、光明日报社的光明智库、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长江智库，以及2017年18家新闻出版企业自愿联合成立的新闻出版产业新型智库联盟等，正在探索媒体智库的架构与运作方式。

传统媒体向智库转型，要有正确的宗旨，为打造智库产品的权威性树立明确的指导思想。我国媒体智库的建立不是为了提升深度报道，为扩展新闻内涵提供专家意见，更不是为了研究新闻传播和智能网络，解决传统媒体萎靡不振的问题，而是为适应高科技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各行各业的科学与高效决策提供服务。在今天这个伟大时代，媒体智库要推动我国的智能化发展、高质量发展、开放与和平发展、发展造福于人民的伟大战略，为各部门的创新发展筹划途径。我国当下的变革不再是修修补补、唯书唯上，而是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摆脱滥用民主和低效率的宿疾，尽快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媒体智库开发产品，必须自始至终贯彻这一宗旨。

集聚学问深厚的多方面高级人才，组建有实力的科研团队，是媒体向智库转型的硬任务。一个能承担多种研究课题的智库，至少要有几十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若干位数理统计师，有时还要聘请科技工作者参与工作，科研团队达百人左右才能胜任一个省会城市的咨询任务。领导这个团队的，需要2-3名有组织能力的首席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以原有的编辑记者人员组建智库，似乎是一种乐观的遐想，媒体向智库转型绝不是拍拍脑袋的突发奇想，更不是雄心勃勃的纸上谈兵。缺少足够的、多方面的顶尖人才，造成媒体与智库之间科研队伍的断裂，跨越这个断裂需要创造多方面的条件。

富有科学思维，善于独立思考，以客观、冷峻的态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是媒体智库的思想原则，也是智库研究人员的职业道德。科学的本质，是提出可验证的结论，并被客观实践所证实。仍然囿于宣传思维，习惯于唯书唯上，按照上级指令和旧的程式考察和认识问题，媒体智库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发现真理。敢于独立思考和讲真话，是智库研究人员不容侵犯的职业品格。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金碚先生曾说：“学术为社会、为决策服务，最重要的是看问题要客观，敢讲真话。不是政府制定一个政策，就来诠释它，不敢讲出不同意见。诠释工作也是重要的，也需要有人来做，但那是另外一件事。”研究员陆学艺曾因直言批评政府的农业政策，受到邓小平和万里的重视和肯定。他根据自己的体验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光讲空话，他们有条件、有责任、有义务诊治社会的病症，有条件、有责任、有义务为决策作出咨询。”[6]由宣传机构到媒体智库，存在宣传思维与智库思维的断裂，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气与实践第一的立场跨越这个断裂，才能成为一名智库的真正研究人员。

媒体转向智库需要一个过程，经过数日的谋划是转型的起点，不是转型的完成。除了组建高级人才团队需要较长的时间外，技术设施和其他硬件建设与资金筹集也需要一定的时日。作为媒体的附属或相对独立的机构，智库无疑是运转灵活和设施完善的物质载体，研究成果的发布除利用原来的纸媒，还需要开发专门的网站或利用社交媒体，创办智库专刊也在必需之列。一旦成果发布的多种渠道建立和健全运转，一个服务于省级各行各业媒体智库的正常经费每年将超过亿元。这笔资金可以贷款，也可由多家合作机构提供，但不宜接受某个社会部门的捐助，以免由于经济连带关系而丧失公正的立场。媒体向智库转型，把实体完备地建立起来，是有风险的，不可草率从事、一哄而起。但一个实力强悍、独具慧眼的智库一旦运营，又将日进斗金，发展远景大有可为。

三、喉舌公信力与智库权威性的双重效应

2013年中共中央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5年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我国智库对社会治理的科学化开始发力，中央和部分省部级媒体纷纷力争扮演智囊角色。无论中国新闻社成立的“国是百人会”，还是瞭望杂志社的瞭望智库，都在设想产出高质量、标志性的智库产品，“通过推出个性化、对象化、订制化的内容产品，提供高品质、专业化、特色型的智慧服务”[7]。在官方智库、社会智库、企业智库、科技智库、高校智库、媒体智库这六种类型中，媒体智库综合性最强，服务领域最广，具有全方位的战略与研究领域。

研究各级政府及其附属部门的决策，为社会管理提供智力支持，是媒体智库首要研发的产品。不同级别的媒体智库为相应一级政府及其下属单位的决策服务，针对现存的社会问题写出分析报告和解决方案，通过媒体发布简略的提要，吸引有关部门购买完整的产品。媒体智库也可接受政府及下属单位交付的课题，获取研究经费，按照双方的协议完成研究任务。环顾今天的许多城市、区县或部门，有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无人过问，或没有条件和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令人沮丧的是，有些问题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推行的做法给社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和新的混乱。在这样的城市，如果有优秀的媒体智库（或其他智库）介入社会决策研究，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即使今天解决不了，也让他们知道如何创造条件明天解决；依仗内部力量不能解决，也知道如何借助外力解决。许多省部级政府部门都设有政策“研究室”或“研究中心”，媒体智库不仅是这些机构的有力补充，而且一旦对研究的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能让政府了解新的情况，产生新的管理思路，矫正或充实原来的施政方针和措施。

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主流媒体，一直认真地宣传上级部门的工作和任务，按照领导的意图说明政治经济形势，许多编辑记者长期形成了喉舌思维。媒体智库则要客观地考察、分析政治经济形势，独立作出自己的结论，推动主流媒体的报道出现历史性突破，发挥喉舌宣传、反映世界与创新工作的三重作用。实际上，媒体的喉舌与耳目作用是统一的，由于以往存在着唯书唯上的僵化思想，耳目的作用往往发挥不够。新闻的最大价值就是发现社会问题，喉舌的最大作用则是宣传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媒体智库推出的产品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将极大地提升媒体喉舌职能的公信力。智库独立、客观地搜集数据、研究社会难题，提出基于客观事实的对策性成果，就会产生喉舌公信力和智库权威性的双重效应。

媒体智库一方面研究和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政府的经济喉舌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研究经济和市场波动，指导企业或经济部门正确认识经济形势。许多企业都有了解产业动态、产品创新和市场前景的需要，媒体智库要及时为企业的产品营销、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发布宏观信息，对企业的发展提出新的突破口和经营策略。媒体智库有偿接受企业或事业单位的委托，给这些部门的决策提供新的思路，在今天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媒体智库随时都在发挥公共职能的作用，对社会各领域进行实时监测，指导相关部门解决社会的疑难杂症。城市建设混乱、灾害和事故多发、交通拥堵、市场布局不合理、医疗腐败、教育乱收费以及法院错案冤案不时出现，在许多地区长期存在。在一些大城市，道路设施尚属世界一流，但一天之内在多时段交通瘫痪；在南方一些城市，年年修缮河堤，年年洪水咆哮，防洪形势每年都很严峻；医院和学校乱收费，多年来没有彻底解决。媒体智库对这类问题展开认真的调查研究，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精细化和精准化的解决方案，人民的安康幸福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媒体智库的生命力来自研究成果的权威性，推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产品，智库才会有良好的社会声望。即使发布一次错误的数据和结论，都是对智库声誉的致命打击。智库不同于媒体，客观报道由于采访对象的诱骗或采访不实，难以防止非理性的揳入，媒体出现假新闻和错误言论并不奇怪。而智库提供的都是调查与研究的成果，任何疏漏和误判都标志着研究团队的无能或轻浮。为了提高权威性，媒体智库必须跨越新闻客体性同决策主体性的断裂，慎重慎重再慎重，理性理性再理性，把科学性视为研发产品的首要标准。贯彻“以事实为根据、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的机制，在多种数据体系中发现和分析问题，是夯实智库产品真理基石的重中之重。

四、研发占据时代制高点的智库产品

在即将进入21世纪中期的时刻，人类生活的智能化拉开历史大幕，大量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来。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正在遭遇严峻的挑战，认识和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让各种智库尤其是媒体智库大有用武之地。“智库的影响力，最终要靠产品说话”[8]，没有拳头产品，提不出参与时代巨变的科学对策，智库将消失在无形之中。占据时代发展的制高点，推出正确解答当代问题的理论、方案和措施，成为智库最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

人类正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生产智能化、产业全球一体化、物联网的融合化和清洁能源、量子技术、无人控制技术、3D打印、生物技术和虚拟现实为目标的技术改造与创新，将成为“工业4.0”的发展方向。生活巨变、各国兴衰和每个人的生存，都将面临生死考验，一个全新的社会正在向人类“宣战”。媒体智库预测这一历史巨变，仅依靠过去的报道经验与“内参本领”已经不能应付，眼界仍停留在“工业2.0”或“工业3.0”时代，思维断裂将使智库产品充满风险或不确定性。既然是智库，就必须驾驭时代的走向，给人们提供各种变局的真理路径，绝不能抛售决断失据或不成熟的产品。

在新时代，全力探索新的社会模式，及时介绍前沿知识和核心技术，深入研究产业政策，指出全球化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界限，促进公平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全球化秩序，揭示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创造新的行业和职业，开辟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如此等等，都是智库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击垮劳动力市场，机器人、机器手和自动化的广泛应用，导致常规就业规模急剧缩小，高级人才的需求强劲，而低端劳动力就业出现空洞化。知识与技术创新的最大受益者只能是智力资本和实业资本，广大中低端劳动力将面临生存危机。不解决这个要害问题，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稳定。不久前，许多研究者对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10年后将丧失人口红利而忧心忡忡。但即将喷涌而出的是人工智能红利，除极少数工种需要体力劳动外，到处都是机器人和机器手高效率地创造财富。如果没有战争的破坏，把习近平的“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和平发展赢得优势”[9]的伟大战略落到实处，我国将在30年后呈现一个财富极大丰富、休闲享受的社会。

媒体智库在预测这个光辉岁月到来之前，应着手研究职场巨变和就业革命的问题。正如所有中低档照相机厂和多数电话机厂在几年内被手机消灭，红极多年的柯达胶卷和手扶拖拉机厂已经无影无踪，脚踏自行车厂、炼油厂和1000多个火力发电厂等旧式企业也将被新兴产业所摧毁，无校园学校、机器人乐队将改变教育、文化娱乐的样式。这一切的一切，都充满新旧动能转换，不仅使媒体报道的奇闻异事应接不暇，面对创新和消亡的快速交替，智库不得不忙于给人类设计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

可以预见，在彻底消灭贫困之后的若干年，我国的和平崛起将呈现这样的景象：每个家庭都十分富有，无人驾驶汽车和时速600公里的高速列车已畅行无阻，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公共食堂、养老家政、托儿所、旅游行业、公共教育、卫生医疗、文艺娱乐、公共设施管理等服务行业。由于每人每周工作4天、每日工作4小时，农业工作者的工作时间更短，所有成年人都没有失业之虞，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被视为最重要的公平。人们把大量时间用于学习、职业培训、疗养、锻炼身体、旅游和观看体育比赛，人才有了真正的幸福感。同普通公民的休闲式工作相反，科学技术专家、各级行政管理者、艺术家、作家、新闻与信息传播者却异常辛苦，由于兴趣和社会责任的激发，他们的工作时间远远超出常人。整个社会由一个个和谐的共同体组成，议事会成为基层管理的主要形式。每个公民富有高度的法治意识和道德修养，获得充分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生活呈现名副其实的安居乐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智库对上述发展前景的进程与路径作出具体的预测和设计，探索任务之复杂，可能出乎我们今天的想象。

注 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4页，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的原话是“请不要把那些只是国家的毛病（也就是这些报纸力求改进的那种毛病）说成是报纸的毛病”。

参考文献：

[1]刘建明.穿越舆论隧道：社会力学的若干定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353.

[2]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204.

[3]Home-FT Confidential Research，https：//www.ftconfidentialresearch.com.

[4]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https：//www.store.eiu.com.

[5]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 T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A New Social Media Ranking，https：//www.forbes.com/sites/alejandrochafuen/

[6]王晓晖.“中国脑库”与中南海[J].华声月报，1997（5）：5.

[7]刘红兵.媒体智库与智慧媒体[EB/OL].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409/c426142-31019924.html.

[8]刘红兵.媒体智库与智慧媒体[EB/OL].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409/c426142-31019924.html.

[9]张敏彦.习近平的2018：5月关键词——决胜未来[EB/OL].新华网，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06/08/c_1122954949.htm.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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