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移动社交媒介的发展让网络技术的使用呈现下承式发展，令信息交往的变革更多的普及到中下阶层。本文将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来了解家政女工的微信使用情况，探讨移动社交媒介和异地母职的关系。研究发现，微信有力的缓解了家政女工外出工作和母职之间的矛盾，为异地母职实践搭建起桥梁，在顺应传统母职的期待的同时也为母职内涵增添了新内容和开创了新可能。

关键词：母职；家政女工；微信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0-0000-03

2019年3月，国家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工作的通知》，强调通过典型示范，鼓励已进城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返乡宣讲，带动老乡从事家政服务。[1]在政策的支持和家政市场的繁荣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收入而进城从事家政工作。但是进城工作让她们远离自己的孩子、家庭和家乡，难以实现传统意义上母职—对孩子的亲身教养和家庭的照顾。

互联网的发展使媒介的使用呈现下承式发展，让信息交往的变革普及到更多的信息中下阶层，在微信创造的移动社交媒介环境中，家政女工与远方的家庭和孩子建立联系，异地实践母职。从传播学视野看，学者们对媒介可以突破时空障碍，实现远距离“虚拟存在”已经是共识，但是对产生的实际效果观点不一。彭铟旎,黄何明雄认为,频繁且便利的远程通讯使菲佣可以从情感和道德两个层面履行母亲的职责。[2]曹晋发现媒介丰富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弥补非临场交流带来的不真实感,降低家政女工亲子相处的摩擦。[3]但也有学者觉得微信创造的“亲密关系”十分脆弱,媒介无法消除横亘在家庭之间的时空隔阂，只能维系现有的共存感。[4]与已有的类似研究不同，本文更注重从个体的微观生命体验出发，探究家政女工的微信使用与异地母职关系，也希望本文可以为学术研究做新的思路探讨,增进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和思考。

一、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文选取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为调研对象，这是由于安徽无为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保姆输出，至今已有30余年的家政历史，家政人数也在2018年达到42万余人,[5] 是家政女工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了解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的群体情况，共填写问卷104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92份，问卷有效率88.46%。为深入了解家政女工母职实践的具体内容，在问卷的基础上选取10位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进行深度访谈，平均访谈时间1.5小时，为了保护她们的隐私，下文引用时均使用化名。

对92名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填写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从事家政的女工最小的28岁，最大的61岁，中年女性约占七成。她们文化程度低，八成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工作地点因历史和地缘因素分散较广，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合肥和芜湖。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家政工作在5-10年，约两成有10年以上的经验。在工资收入上，约一半的家政女工工资收入在5000-8000之间，其余四成在3000-5000之间，而人社部发布的《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2017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对比发现普通家政女工的比普通农民工收入高。此外，六成的家政女工有1个孩子，约三成的家政女工有2个孩子，这可能与安徽农村严格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

二、使用微信履行母职的内容

“身在都市心念家”是大部分安徽无为县家政女工的常态，在访谈中，家政女工谈到频率最高的是关于孩子生活、学习、品德和爱的商品转化内容。

第一、生活的照顾。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影响下，访谈的家政女工全部将孩子的饮食起居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春梅在上海从事家政6年，有两个儿子，都在老家由孩子姑姑代为照顾。认为自己离得远也需要参与孩子的照顾上来。“他们（两个孩子）都是关键时期，哪能放心呢？我每天语音提醒他们加衣呀，有考试的话督促他们起床，双休日的时候鼓励他们在家做饭加营养。”（春梅，35岁，大儿子12岁，小儿子8岁）

第二，学习的指导。笔者访谈的10位家政女工有9位直言自己出门打工是为了让孩子有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微信则让家长与老师和学校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获取孩子的学习情况更容易。41岁的艳平，对16岁儿子高中和青春期的双重担忧令她经常向老师询问孩子的学习情况，协助老师管理。“老师也会跟我们沟通的，现在学校不是要加强留守儿童的关爱嘛，老师会经常跟我说，比如说孩子这段表现挺好的还是不太好，我们家长需要配合做哪些。”（艳平，41岁，16岁儿子）

第三，淳朴的道德期待。在访谈中，一半的家政女工表达了对孩子期待是品德超过学习。47岁的彩云在外做家政十多年了，相对于孩子的成绩，她更希望孩子成人。“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然后呢就是做人要行的正，坐得端，不要在外面七混八混，踏踏实实，好好工作。”（彩云，47岁，17岁儿子）

第四，爱的商品转化。相较于传统社会的母亲经济能力弱，家政女工则有不菲的收入，经济的提升加上移动支付的便捷性，她们有更多的自主权给孩子送礼物和红包。40岁的叶子因为身体不好无法继续工厂高强度的工作转而从事家政，她经常给15岁的儿子发红包。“我会经常给他发微信红包，鼓励他一下。但比如情人节他会给我发个红包，可能想到他爸爸没那么浪漫。但是他发给我们5块2毛钱，我们就要返回去52块，因为孩子他想到你了，多懂事啊！”（叶子，40岁，15岁儿子）叶子和孩子红包间的一来一回，不仅是金钱上的流动，更是亲子间感情的互动，表达了孩子关心母亲，母亲体谅孩子。

三、使用微信履行母职的影响

微信给家政女工的母职实践带来的重塑与建构能力得到广泛认可，同时对于微信引发的弊端也需要去理性看待，辩证的剖析微信给家政女工实践母职带来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微信给家政女工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亲子、夫妻关系和谐上。一方面因为不能亲身照顾，家政女工对孩子的期望和要求相对较低，若是遇到孩子主动关心会幸福感提升。另一方面，微信的私密性和排他性也给不善表达的家政女工和她们的丈夫提供了便利，对于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用微信文字或者语音发给对方,增进了亲密感。

亲密的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又促进了家庭的和谐。家政女工的外出会削弱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但访谈中发现绝大部分受访的家政女工的家庭氛围都和谐,在家的监护人无论是孩子爸爸，姑姑还是隔代的爷爷奶奶都可以较好的完成照顾孩子的要求，这也是家政女工敢割舍自己的孩子，外出务工的原因之一。正如有学者提出的离散化的现代家庭已经成为常态,不同时空地点的家庭成员通过媒体与通讯工具进行亲密关系的维系则已经成为重要模式。[5]

（二）消极影响

在消极影响上，微信在给家政女工带来和谐的亲子关系的同时，也会存在亲子冲突的隐患，尤其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当母亲跟孩子双方不能互相理解时，平时用作沟通平台的微信就转换为爆发矛盾和压力的场所。此外，微信成瘾，损害身心健康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家政女工为了方便沟通会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和安装无线网络，但是随之而来是孩子自制力差，沉溺微信，损害视力，影响学习。反之，家政女工自身也会出现过度依赖其社交，娱乐的状态，不过面对现实挣钱养家的压力，她们一般能够及时调整。

四、移动社交媒介对异地母职的意义

麦克卢汉认为，“一切媒介都要重新塑造它们所触及的一切生活形态”, 移动社交媒介可以为家政女工和孩子建立“虚拟在场”情境,增进亲密感，顺应传统母职的期待。微信的高性价比提升了与孩子的沟通时间和频率，增进熟悉感，与监护人和老师的微信联系则有利于对孩子生活和学习的管理。当面临工作和母亲角色的关键冲突时家政女工也会“母职优先”，“母职优先”指的是母亲对孩子会有利他性原则,当工作和照顾孩子产生矛盾时,会优先调整工作,减轻工时或者选择弹性化的工作。这些都与传统观念中强调母亲对孩子和家庭的首要责任不谋而合，不同的是形式上是线上参与而不是亲身在场。

替代的“直接照顾者”出现缓解了家政女工面临的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寻找替代的“直接照顾者”是家政女工的常态，替代者帮助她们直接教养孩子与照顾家庭，分担母职，这些母职分担者以隔代的老人为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养孩顾家专属于母亲的观念开始松散，李银河老师认为广大妇女走出家庭，追求独立，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6]家政女工经济上的独立，也促进了她们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她们会利用微信提升工作技能或者改变原有的观念，从而实现自我成长。

家政女工主动使用微信实践母职也是她们自我赋权的表现。表现在外出工作增加了家政女工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降低了乡村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等意识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乡村父权的禁锢。但也应该看到家政女工的真实状况, 她们长期在城市工作，对于乡村的农业生产淡忘，而大城市高昂的生活和教育成本以及政策等原因又让她们难以在城市扎根，存在“留不下的都市,回不去的故乡”的焦虑。但是面对残酷的现实，家政女工有的寄希望于下一代身上，有的采取折中的方式—在家乡买房。对于她们来说,无法留在大城市，在乡镇买房也是慰藉，至少代表着跨出农村的第一步；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则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辛苦让孩子接受好教育然后找到好工作，摆脱底层劳累的命运。在实现这些愿望的进程中，微信不仅是协助家政女工实践母职的桥梁，更是她们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观念的助推器，她们开始重视“自我”和“工作”角色，相对于传统农村妇女仅仅局限于“家庭”和“母亲”角色，这是一种潜在的主体重构。

五、结语

根据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这种以经济为推动力的地域流动现象不会在短期消失，家政女工因为“母亲”和“异地”的双重属性而面对重重考验。微信丰富的媒介特性让家政女工可以在异地对孩子进行生活上的指导，学习上的管理，品德的培养和经济上爱的商品转化。然而任何媒介的的使用都是“双刃剑”，微信在带来亲子关系和谐、夫妻关系和谐和家庭关系和谐等积极影响外，也会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亲子冲突和微信成瘾、损害身心健康等消极影响。正如虽然移动社交媒介可以符合传统母职的要求，为母职增添新内涵，但是并不能因此沉浸于技术的迷思而忘记对真实社会的回归，即移动社交媒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异地母职的现状，家政女工的主体性建构还在路上。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妇联关于全面推进“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工作的通知[EB/OL].http://images.mofcom.gov.cn/fms/201805/20180522111233676.pdf.

[2] 彭铟旎,黄何明雄.信息沟通技术与母职:一项关于香港菲佣的实证研究(英文)[J].社会,2012,32(2):199-222.

[3] 曹晋.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71-77.

[4] Wilding R. ‘Virtual’ intimacies? Families communicating across transnational contexts[J].Global Networks,2006,6(2):125-142.

[5] 无为县第六次人口普查[EB/OL].http://gk.wh.cn/xxgkweb/blue/unit.jsp?unit=784943065&xxfl_id=1400.

[6]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89.

（作者简介：陈青文，女，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媒体素养、媒体与儿童研究；王宇，女，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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