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习总书记所讲，“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新时代的中国已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她的超大国体量会牵引着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的联动效应。在中外融通的大局中，如何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开展国际传播？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别中的获奖作品从清晰的问题意识出发，为我们展现出不同意义上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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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与亮点

本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以更加全面、立体的视角向世界讲述“世界之中国”。这些作品在尖锐国际政治问题面前敢于亮出中国立场，在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面前善于表达具有世界精神的人文关怀，在展示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时精于捕捉亲历者的角度、讲好中国的故事。获奖作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主动命名，引导舆论。在中美经贸战爆发的前夜，新华社刊发文字评论《美国“霸凌”经贸政策吃不开也行不通》，高度概括、准确揭示了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撕裂贸易体系的自私狭隘的做法。“贸易霸凌”概念为国内外社会界定美国的行动逻辑提供了话语支撑，也在一定程度上交代了中方在中美贸易战中所持立场的判断依据。这篇评论不回避客观世界中日益尖锐的支配和反支配的政治话题，而是主动阐释、准确命名，旗帜鲜明地揭示守成大国试图遏制新兴大国的霸权意图，因此产生了设置议程的积极效果。

因此，所谓的“世界之中国”并非等同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不加分辨地宣扬经济技术全球主义这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更不意味着放弃一国的主权精神，而是要在中外融通的大局中提出有助于既有全球秩序向好发展的明确站位。在关乎全球利益的时局当中，理性清醒、澄清是非、有说服力的评论作品尤为珍贵，它们体现的正是激浊扬清的重要国际传播功能。

世界主义，人文关怀。中国故事、中国的发展奇迹，正产生着联动世界的效果，但是“发展”的宏大叙事如何回归到世界主义格局下“人”的价值，是国际传播应当侧重挖掘的选题。获奖作品中，央视的《医道无界》和广西广播电视台的《家在青山绿水间——信任如树》这两部电视专题片，就体现出中国正在践行的更为健全、包容、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发展实践。

《医道无界》讲述了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对非医疗援助。通过长时段、大跨度以及抗疫现场的生动采写，专题片呈现出中非外交源远流长的历史纵贯线，尤其是中国长期秉持的基于反帝反殖传统的国际主义精神。跨越国界、跨越种族，医者治愈伤痛，就如同在治愈今天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欠发展、不发展、贫穷落后的人为灾难一般。医疗援非的选题、片中所突出的朴实情感以及典型事件中外交举措对非洲本地需求的重视，都比较有针对性地回击了西方主流舆论所塑造的“中式殖民主义”“中式马歇尔计划”“中式帝国主义”等负面标签。

跨越梯度，纵横视角。本届获奖作品既有国际领域中政界、商界、学界、艺术界各路领军人物的高端访谈，也有平凡人不平凡的体会经验。

中国日报所做的“40年40人”系列报道通过知名人物语录，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国内外产生的深刻影响，并以旧带新地对特朗普政府现行的反全球化和单边主义行径作出评价，既体现出美国内部难以自洽的政治逻辑，也向读者展示了国际社会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规律。同样，央视的“文明对话电视论坛”集结高端讲者，就主权、民主、发展展开跨文化间的对话对辩。节目在文明多样性中发现共通的愿景，在一体化中发现多样性的价值，展示出中国媒体开放、包容、兼听的价值站位。

相比之下，地方台的获奖作品更擅长于从平凡人的点滴生活中凝练出“世界之中国”的时代群像。浙江广电集团制作的《义乌这座城》，发现、报道、刻画了旅居在义乌这座商贸重镇的外籍人士，让人眼前一亮。这群人的心路历程和奋斗经历是“世界之中国”的缩影，他们有血有肉、平凡又不平凡，他们和无数奋斗中的中国人一样书写着开放、包容、追梦的时代故事。芒果TV的《我的青春在丝路》别出心裁地讲述了中国青年在丝路沿线唱响的青春之歌，抽象意义上的古老丝路与青春中国在各行各业青年人的奋斗故事中得以具象地交融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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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与期许

尽管亮点不断，但国际传播类的作品总体来讲稳重有余、活泼不足。因此，话语策略需要做出改进。客观地讲，中国在拓宽、加深、改造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必然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困难，也会在观念话语层面诱发来自各方的诘问和阻力。在国际话语体系“敌强我弱”的环境中，中国的国际传播必须做好正面报道和倡导性报道。但是，中国话语要想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需要更全面地反映“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客观事实层面的真实与复杂，更主动地为不可避免的争论与反思提供讨论的平台与框架。

一位国际知名的传播学者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施展国际影响力必定有其战略考量。”可想而知，在海外高端读者群眼中，中国的国际传播内容过于平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秉持的是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观和利益观，但是抽象的“中国道路”，是由不同类型企业、社会力量、民间团体在不同场景中共同实现的。因此，为了回应西方主流叙事中常见的标签化处理，中国的国际传播报道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世界之中国”内外部的异质性、多样性，甚至是竞争性。这种以问题为导向、表达清醒客观态度的话语策略也会为形成判断力、形成行动方案提供话语空间。

此外，国际传播界需要更有意识地联动理论界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阐发“我是谁”和“我们要干什么”，还需要对国际理论场的变与不变保有自觉意识——理论场中强势的规范性概念往往辐射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反过来讲，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恐怕也不能满足于“政治无意识”的技术主义路线，而是要对知识生产的政治意涵保持高度自觉。中国内地的新闻传播学在深受北美、港台主流范式的影响之后，能否发展出对话、吸收、超越自由主义的豁达视野，也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体系重构的重要工作。

（作者系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委，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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