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黄台渊。摄影/于凯

人民网成都12月15日电 2019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今日上午在成都召开，此次对话会以“迈向新时代的中日韩文化合作”为主题，邀请中日韩三国媒体界、文化界的领导和代表与会。

韩国学者、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黄台渊在会上作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的黄台渊教授，我在韩国首尔的东国大学教了25年的政治哲学。首先，我很荣幸受人民日报社和社长的邀请参加“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并给我机会在会上发言，我表示深深地感谢，也衷心的感谢在此聆听我演讲的各位著名记者和相关人士。今天，我想通过回顾儒教文明与孔子哲学的西移引起西方启蒙主义的盛行，并根据基督教文明世俗化及近代化的16-18世纪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史，提出一个可贡献于中日韩相互协力提高“软实力”的一个全新的观点。让当今中日韩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恢复对儒教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巩固区域内的和平，共同使中日韩等国家的文化和道德领域的“软实力”超越西方帝国的新视角。

19世纪末以来，中日韩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们一直对西方文明抱有自卑感，崇拜意识和对儒教文化的自我蔑视的意识，直到上个世纪时候也有不少人过激的主张“只有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通常我们觉得，19世纪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文化产物中，既有“坏因素”，更多的是“好因素”，说得有理。但认为很多西方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原则其实与我们的儒教文化并没有太多不同，这也是事实。我们从西方学到的“好因素”涉及到先进技术、经济、经营、自由、平等、宽容、革命、学校、媒体、政党制度等范围非常广泛。“坏因素”包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集体屠杀等。但是仔细分析这些要素的历史由来，东西方学者们一直误会为“好因素”的“西方固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源自于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的250年间西移过去的孔子哲学和儒教文化。而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集体屠杀等“坏因素”都是源自西方好战的希伯来主义和希腊主义的传统。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的150年间，席卷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潮是通过改编孔子哲学，使人类从宗教迷信、蒙昧、封建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世俗秩序，恢复人类本性和解放人类。西方启蒙主义者们欢呼着把孔子的世俗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平等原理，作为代替基督教的启示道德和西方国家封建身份差别的对策。因此，启蒙主义者都纷纷称赞孔子。这一启蒙主义运动确立了众多思想和制度上的近代化标志，西方启蒙思想家和启蒙君主们，从欧洲的角度上将孔子哲学和中国“低近代”的文化产物发展成了“高度近代”。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历代国家的百姓一直是奴隶、农奴或雇农。在这种西方环境下“百姓的自由与平等”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直到17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家们也只是谈奴隶主、领主、君主的自由与平等。相反，孔子只谈论“百姓的自由与平等”，而且中国在宋代开始就将其具体实现了。

通过我数十年对欧洲史料的深入研究，在西方16世纪末第一次出现的“自然自由”是从“政刑与无作为治理”的孔子的“无为而治”理念和“百姓以君主为标准自治”的“百姓则君以自治”的理念发展的。“平等”的由来是从“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的孔子的先天性平等论和“士无世官”的官职不世袭论和能力主义的公务担任制，还有中国的超身份主义的平等社会为范本的。宽容理念、人道主义、人权思想、自由市场、公务员任用考试、官僚制、英国内阁制、权力分立制、暴君放伐、革命权及世俗的政治文化、政教分离、普通教育、三阶段的学校制度、福利国家等除此之外许许多多的近代制度都出自于孔子典籍和中国制度。

因此，远东国家在19世纪末的西势东渐时期接触到西方国家的近代思想和制度后，在是否接纳其思想和制度的问题上，起初也曾有过短暂的矛盾，但是后来认为这“洋物”是比远东的文化产物更加发展又与儒教文化有着相同性质的。这在大韩帝国的光武帝高宗的“旧本新参论”上也明确的正式化了。高宗认为西方各国的制度“虽在细微的层面上有所添加的部分”但与我们现有的制度是“相当的一致”的。“旧本新参论”就是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以韩国的传统为根本、参照新的东西达到“韩国化”、从而实现近代化的、大韩帝国的中立改革的近代化论。远东国家把本国的以儒教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和思想“细致的”修整之后，再参酌“洋物”达到韩国化、中国化、日本化，较轻松的在短时间内跳跃到了“高度近代”。

按照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话，宋代的中国实现了历史上最早的“初期近代”或是“低近代”。10世纪以后的世界史就是中国“初期近代”的文化产物向东西方扩散的过程。因此，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将“宋代以后的中国式近代”叫做“普遍史的近代”。从这个立场上看，19世纪远东三国的近代化课题经常会被误解成是从“前近代跳跃到近代”的，但事实上是从“低近代跳跃到高度近代”的。远东国家当时已经达到了“低近代”，所以日本在100年内就超越了英国、法国、德国。大韩帝国开放港口30多年就超越了南欧的葡萄牙、希腊，之后用80年超越了俄罗斯、东欧国家和中南美帝国，发展成与11个极西国家对等的国家。中国经历鸦片战争后不到30-40年，经过跳跃的过程，1920年又重新成为了世界四大贸易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年后的2010年，制造业生产上就已经超越了美国。

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最东方和最西方两个地区成功的达到了“高度近代”，相反不了解儒教的国家全部都处在“前近代”或者“非近代”。我们关注世界分裂成最东方和最西方地区的“高度近代”和非儒教地区的“前近代·非近代”的话，可以很明确地看出“近代化”的DNA就是孔子哲学。是的！当今世界可以分为两部分，是作为儒家根源地的远东国家和从远东国家积极接受儒教的11个极西国家的“高度近代世界”和非儒教国家的“前近代·非近代世界”。马克斯·韦伯主张只有具备新教伦理的国家才能实现近代资本主义和近代文明。但事实与此截然相反，只有远东的儒教国家和极西的被儒教化的西方国家迈进了“高度近代”。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瞩目的一点。南欧、东欧的天主教和正教国家，非洲和亚洲的所有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中南美的天主教帝国等这些国家，不管是信仰新教或者天主教，他们都是民主政治文化都非常脆弱的、国家体制动摇的前近代·非近代的贫困国家，或者是富有的产油国也是前近代的身份制度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反清教徒的无神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读了孔子典籍的翻译本之后，在自己创办的报纸宾夕法尼亚公报上摘录并连载了其内容。通过儒教的修行自称为“儒者”且引以自豪。将孔子的“政者正也”命题英译成“正直是最好的政治”，这成了美国的金言。托马斯·杰斐逊像富兰克林一样作为反清教的无神论者蔑视基督教，积极接受儒教的平等、自由和宽容。由杰斐逊起草，富兰克林修改的《美国独立宣言》是憧憬孔子和中国社会中无贵贱之分的身份制度，因此在“自由”理念之前，阐明了“人都是被平等的创造的”的命题。这跟创造出不平等的“亚当和夏娃”的圣书上的不平等创造论相抗衡。杰斐逊将孔子的“政者正也”英译为“政治的所有技术就是正直技术”，并作为自己的政治座右铭。杰斐逊上任第3届总统时，在就职演说中悄悄将“儒教”改称为“a benign religion”，并以此作为了美国的道德标准。

奠定了一个新生国家美国的初期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学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亨利·戴维·梭罗也是崇拜孔子的反新教的儒者。因此，今天的美国学者们称爱默生为“美国的孔子”。梭罗吸收了孔子哲学将其改编为“美国固有哲学”。梭罗最有名的书《市民不服从论》是彻头彻尾的儒教书籍。此书从孔子的“无为而治”翻译成的“完全不治理的政府是最好的”开始，书的正文里谈论了孔子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书的最后说到“中国哲学家”是“将个人视为帝国之根本的有智慧的人”。该书的核心论旨是正文引用的，与孔子命题前后连接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梭罗将“无道隐退”解释为“市民不服从”的概念。梭罗的“理想国家是就像儒教隐居者一样”即使少数人超然地远离国家生活也不处罚的国家。美国是这样依据儒教政治思想建立的，但并未就此结束。美国的国父们用中国的平等模式克服了险些沦为“贵族共和国”的“民主共和国”危机。5500多名参加独立战争的将军们从1783年开始发动了政变，要求把他们也变成像欧洲贵族一样的世袭贵族，从而使国家面临了危机。当时，富兰克林，杰斐逊，华盛顿愤然而起，反对世袭贵族。以立身扬名归功于父母名誉的中国平等社会模式为例，镇压了这些军官的政变。

另外，新生国家美国依靠中国克服了英国的经济封锁引起的国家破产的危机，美国政府在绝望的经济状况中试图寻求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的途径。华盛顿总统单方面的相信中国政府会给新生国家施加好意，于1784年2月22日让第一个商船起航了。当时要拯救美国的360吨级的这艘救命船的名字是“中国皇后”。中国广东政府得知美国人的困难情况后允许了通商。因此，往返于广东和美国的美国商船在10多年间激增至42艘，美国也由此克服了国家破产的危机。

美国不仅以儒家政治理念建国，还依靠中国的儒教政治文化和经济实力克服了国家存亡危机。总而言之，美利坚合众国是由“儒教的民主共和国”诞生的。马克斯·韦伯将美国误解为“清教徒国家”。

但实际上通过美国的国父和梭罗铸造的美国建国精神，是反清教徒的孔子精神。因此，美国法务部在1930年代初新建的最高法院的东侧入口三角牔栱碧上以摩西坐像为中心，左侧树立索伦像，右侧树立了孔子像。这3人石雕至今仍保存完好。 排除新教重视的耶稣，将这三人的石像雕刻在此的雕刻家麦克尼尔说这石像是“为体现从东方由来的基本法和准则的”。美国由“儒教的民主共和国”诞生的事实直到1930年为止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遗忘。今天，如果美国人能重新记起美国诞生的这段历史，那中美关系就会好很多。马克斯·韦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孔子，但与他捏造的历史截然相反，孔子实际上是远东和极西两个地区近代化的动力。儒教唤醒了在中世纪黑暗中沉睡的西方文明，使其近代化，是儒教激起了中日韩三国的高度近代化，而且是迅速地实现高度近代化的决定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是中日韩三国的世界史上的骄傲。

孔子是解放远东和极西所有百姓的、是唤醒四海兄弟主义的人道与和平的唯一的圣人，现在也是如此。孔子是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和平与共存共荣的伟大文化资产。中日韩三国在抛弃孔子，接受西方的“坏因素”时，未能避免流血冲突。如果我们长久的遵守孔子和儒教生活道德，中日韩三国就会长久的维持着和平与共同繁荣。上述主题的研究出版成了我的简历中介绍到的十几本书。我不敢奢望这个主题能给大家一个思索的契机，能成为大家闲谈的素材，对我来说也是极大的荣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