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阿来。摄影/于凯

人民网成都12月15日电 2019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今日上午在成都召开，此次对话会以“迈向新时代的中日韩文化合作”为主题，邀请中日韩三国媒体界、文化界的领导和代表与会。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阿来在会上作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大家知道11年前5月12日，在四川发生过一次付出8万人生命代价的大地震，5.12地震。在11年以后的今年，我出版了以这次大地震为背景的一个长篇小说，沉淀十年，出版以后，应该算激起很好的反响，6月份出版到今天已经重版四次，发行量到12万册，学术界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尤其今年10月，在北京就这本书与来自30个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今天我再来谈这本书，我想关于《云中记》谈过好多议题，今天的标题叫做关于《云中记》，谈一谈语言。《云中记》作为一本以十一年前的巨大灾变为背景的小说，自然会在有关生命有关灵魂方面多费笔墨，但这些笔墨并非西方文学中那些纯粹哲学性或宗教性的追问，而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情感需要，不愿意一个个生命随着肉体陨灭就失去生命的全部意义。这本书也会讨论到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话题。地震题材的小说，当然不可能逃离人与大地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往往，当下谈这个问题又会被诱导往环保生态这样的当下议题。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但过于应景的议题必然会脱离关于人必须依止于大地，造成灾难大地的这种宿命性的感受。从今年6月开始，谈到今天，差不多半年多时间，今天再鼓余兴谈这本小说，还是谈一谈小说的语言。当年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说，每当她有一个萦回于心的故事，并不会立即动手写作，而是需要继续等待。用她的话说，是在等待听见一种“腔调”，只有当这种腔调在耳边真切响起，被她听到，这才是写作的开始。我想这其实是说，她一直在为这个故事寻找一种合适的语言方式，就像是为音乐找到一个鲜明的调性。脑海中，一些最基本的语词跃然而出，这些最初闪现的词语带着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色彩，其最初涌现时的节奏也将决定即将展开的文本的节奏，会决定小说向什么方向开展与深入。是更倾向客观的事实的重现？还是以丰富的想象将事实粉碎后再加以重构？是更倾向于情感的抒发？还是哲思的张扬？在实现这些动机时，又如何做到书写和基本事实间建立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而不是之于空泛？

之所以在汶川地震十年后，我才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因为我缺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莱辛所说的那种“腔调”尚未被听见。对一个小说家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而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我作为一个志愿者，亲历了汶川地震的救灾和重建的过程，亲眼目睹过非常震慑的死亡场面，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听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因此常常产生书写冲动，但我最终多次抑制这种冲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没有听到“腔调”的出现，为此还得常常承受袭上心头的负疚之感。地震在瞬息之间，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把一个家庭几十甚至上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把数代人、数十代人建设起来的村落、城镇及其他公共设施毁于一旦。悲痛那是当然。起而抗争的壮烈，那是当然。举国驰援，恩深爱重也是当然。但一部小说不可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这些东西此前从新闻到各种艺术形式，都有过许多呈现。在这次地震中，许多城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很多城镇和村庄和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写这种消失，我想写这种消失时不止是沉溺于凄凉的悲悼，而是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写到一个个肉身的陨灭与毁伤时，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这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言。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明亮，把世界照亮，把人心照亮，即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至少也把我们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出光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讲，唯有语言。这种语言必须雅正庄重，如颂诗般吟唱。必须是情感充裕饱满，同时又要节制而含蓄。必须是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发出声音，颂诗般吟唱，我想我基本上做到了，从去年5月12日，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那个时刻开始，三个多月时间，每天持续在自己的写作中，词语们映照而来，它们都发着微光，把来路照亮，它们都来到了，它们自己放着光，把彼此映照，我用它们构建一个世界，它们集体的光把这个世界照亮，这些光亮不是来自外面，它们是从里面发光。这样的语言在神话中存在过，在宗教性的歌唱中存在过。当神话时代成为过去，如何重铸一种庄重的语言来书写当下的日常，书写灾难，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科学时代，神性之光已然黯淡，如果文学执意要歌颂奥德赛式的英雄，自然就要脱下流行的审美习惯。近几十年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全面影响，我们的文学充满了解构和反讽，荒诞、疏离与怀疑成为文学前卫的姿态。我们已经与建构性的文学疏离很久了。召唤这种建构的语言回返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取决于作者对自己的信心，更得相信可以将读者从欲望横溢的物质世界召唤回精神性的空间。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史诗》一书中说：“史诗——无论古老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的定义性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英雄精神凌越反讽”。他还说，无论是但丁，弥尔顿还是沃尔特·惠特曼，都充满了这种精神。如果说但丁和弥尔顿的信仰与我们多少有些隔膜，但惠特曼是我理解并热爱的。布鲁姆说，惠特曼式的英雄精神可以定义持续不懈，或可称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我想，当我面对灾难，书写灾难，一定要写出灾变在人身上激发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如惠特曼为他自己所追求的语言方式所说的那样，要“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观望着，猜测着。”“我佯装为景象和暗示所迷醉，但我没有迷醉。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这使语言获得在客观世界和想象世界剪不断往返的自由。“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我让主人公在他的亦真亦幻的世界中行动，在他的现实世界中行动，而我作为一个书写者的任务只是“观望”和“猜测”一个凡人、一个如此平凡的人如何依据情感的逻辑演进一个伟大的英雄，这其实也是作者完成自证的过程。我自己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的信仰。我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我对这种古老的信仰系统怀有相当的敬意。它的核心要义不是臣服于某个代表终极秩序和神权权力的神或教宗，而是尊崇与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这种信仰相信人的血肉与欲望之躯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美丽的灵魂。他们的神也是在部族历史上存在过的，与自己有着血缘传承的祖先和英雄。这种信仰与纯粹的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需要的只是顺从，而前者却能激发凡人身上潜在的英雄品质。这和斯宾诺莎提倡的自然神性是契合的。斯宾诺莎说：“同深挚的情感结合在一起，对经验世界中显现出来的高超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表达或相信这种泛神的价值观，必须配合以一种诗性的语言。不是迷信，而是赞颂性的歌唱。我熟悉这样的语言系统。进入《云中记》写作时，我可以从我的叫做嘉绒藏语的第一母语中那种泛神泛灵的观念，泛神泛灵的感知方式转移到中文中来。这并不是说把这个语言系统照搬过来就可以了。一种古老的语言，它已不能充分胜任从当下充满世俗性的社会生活中发现诗意与神性，它的一些特殊况味也很难在另一个语言系统中完美呈现，更何况在书写地震时，它还会有一整套科学的地理术语互相碰撞，这其中既有可能性的诱惑，同时也四处暗伏着失败的陷阱。虽然如此，我还是把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感知世界的方式作为我的出发点。

使我能够随着场景的展开，随着人物的行动，时时捕捉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超过基本事实经验的超验性的形而上的东西，并时时加以呈现。在这样的情境中，语言自身便能产生意义，而不被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不会由于对现实主义过于狭窄的理解，而因为执着于现实的表象与重现而被现象所淹没。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是基于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藏语。这是一种对事物、对生命的充满朴素感知的语言，如果将这种生动的感知转为到中文里来，也是我面临的一个考验，在这方面尚未完全变成一个概念与意义系统的古典中文，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的生命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那是杜甫所写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伟大时刻。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这些伟大的时刻是身心俱在，感官全开，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的伟大时刻。而中国叙事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方式从未对现实取得过这样的伟大语言胜利。《云中记》这本书，在表现人与灵魂，人与大地关系时，必须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必须把眼光投向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此时，中国叙事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全面失灵了。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正是我所需要的，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还能进行很好情感控制的能力，也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发现，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那些巅峰时刻，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词语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巨大的灾难，众多的死亡当然是让人“语还哭”的，但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更要写出“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顾的优越特点，我认为正是中文这种伟大语言所擅长的，需要真实与发扬的。《文心雕龙》中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尽管我们对如何完成一部小说有很多讨论，但更重要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而我向来以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有了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思，最终还是要等待特定语言方式的出现。在写作过程中，词语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在语词的海洋重捕捉灵光。一网下去，捕捉到了什么，打开看看，在意义之外，捕捉住了什么？通感。象征。隐喻。精灵般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一闪，或者这只是一个准确的词，或者只是一个形意全出的字。暗示了什么，又什么也没有暗示。瞬息之间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已麻木的词又复活了。那个老旧的字，站在那里，摇憾它，它会发出声音，新的声调会带来新的质感。如此，一个有新鲜感的文本渐渐生成。词语是它的地基，词语是它的门户，词语是它的穹顶。写作就是召唤词语加入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重新构建。哈罗德·布鲁姆列出三条好小说的标准。第一条就是“审美的光芒”。我想这个光芒必然是来自语言。最后补充一句，我前面说到，嘉绒藏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这种语言是我最初进入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路径。当我开始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我更喜欢把很多人称为汉语的这种语言叫做中文。因为它也是全中华共同使用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文叫做我的第二母语，我的幸运在于，这两种语言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非常伟大的滋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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