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版业来说，2019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是出版工作划入中宣部管理后，落实新的政治要求、管理职能的开局之年。

当我们梳理2019年出版工作时发现，围绕着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今年出版工作发力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分别为体制机制管理、内容管理、质量管理。

6月，中宣部公布了90种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

10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

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质检工作的结果，认定35种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

体制机制管理：量化社会效益考核 构建健康出版生态

2019年，体制机制管理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去年的多项措施，在今年都很好地指导了行业的发展。

去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这是事关出版业走向和发展的重要文件。《意见》中明确提出，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

此后不久，12月，中宣部便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开启了新时代出版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实践，明晰了中国出版业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与发展的必要性。《办法》强调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聚焦内容生产，鼓励多出精品，提高出版质量；坚持定性评价和定量考核结合，做到客观公平公正；统筹当前和长远，推动图书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这个《办法》中，备受行业关注的是，对于社会效益指标进行了百分制的量化。它以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四大类9条35项指标作为评分标准，形成了对社会效益的可量化、可核查要求。

这体现了出版管理工作的重大创新，对于出版单位和出版人来说，也促使其自觉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同时积极思考如何调整工作思路、调整产品结构、重视出版质量、突出专业特色。

与此同时，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也在发行业推开。据了解，2016年年底，新华书店社会效益考核评价试点工作启动。2018年9月，《新华书店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印发，将考核主体由各省份新闻出版局调整为各省份新华发行集团，将被考核对象由各省份新华发行集团调整为发行集团下属的市、县新华书店。2019年，这一办法开始全面推动落实。

观点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

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努力实现双效统一，是党和国家对出版业的原则要求，这是由我国出版业作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我国出版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因而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要努力实现双效统一。

坚持社会效益第一，这也是中华出版发展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中华出版发展史上，那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出版人和编辑家，都坚持着“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取向。

我国现代杰出的出版家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叶圣陶等，都具有强烈的开启民智、服务社会的情怀。陆费逵的名言最能说明他们对社会效益的认识，他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进入新时代以来，出版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觉围绕国家工作大局，重点做好主题出版，努力提高精品图书的出版和经营，有了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一直以来出版业在出版质量上存在着重奖轻罚的现象，在社会效益评价上存在失之笼统的问题，影响了全行业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努力实现双效统一的原则。现在，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出台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这种做法非常必要，也很及时，让大家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有了希望和信心。

内容管理：调整优化结构 减量提质增效

在2019年年初举行的中国出版发展报告会上，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许正明提出，2019年要正确处理和把握当前出版工作的8种关系，即小和大、多和少、快和慢、高和低、远和近、纸和网、主与次、中和外。

要把握好这8种关系，根本上是要持续优化图书出版结构，减量提质增效。近几年，管理部门一直在对图书品种数和规模进行调控，从数据来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今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出版新版图书24.7万种，较2017年降低3.1%，总印数则增长10.7%。全国出版重印图书27.2万种，增长5.7%。此外，原创图书出版在2018年进一步升温。24种原创文学、少儿图书年度印数超过100万册，67种原创少儿图书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50万册，增长39.6%。

虽然2019年产业分析报告还未发布，但是从今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9年全国图书选题分析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发展态势还在持续。该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图书出版单位报送选题总量比2018年同比减少2.99%。报告分析认为，各出版单位立足出版现状和各自优势，认真把握出版发展趋势，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持续优化选题结构，突出重点选题，整体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效益。

在选题内容方面，主题出版无疑是今年出版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从管理部门到国家基金，再到出版单位自身，都把主题出版摆在了最为突出的位置。

2019年全国图书选题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报送的主题出版选题达2800余种，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度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等板块。

今年6月，中宣部公布了90种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并组织全国百家书城9月—11月联合开展这些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全国许多书店都出现了主题出版物销售火爆的现象。

观点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

2019年即将过去，我们即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刻。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在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接下来的出版工作中，我想有三点非常重要。

一是创新。新的发展理念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文化的创造、创新与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并列为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足见创新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出版业要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有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要有创新的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科技成果的支撑。出版业在做好传承积累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把积累、传播体现时代精神当代创新成果作为重要的任务。因此，抓内容创新是首要的工作。

二是要控制规模数量，调整结构。中国出版业经历了40年的高速发展，从一个出版小国、弱国步入世界出版大国行列并在向出版强国迈进，但是维持出版业继续高速发展的诸多条件正在改变，出版业进入调整发展阶段，面临发展动力转换，阅读需求升级等新的问题，沿用原有的发展思路，不可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转变发展理念，从以规模数量增加带动效益增长的模式向以质量提升带动效益提高的模式转型，改变依靠品种增长实现规模扩张的思路，通过不断提高单品种的效益实现效益扩张。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阅读的新期待为目标，推动出版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出版业融合发展的道路千万条，与科技融合是第一条。我们要以优质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支撑，让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所取所用。出版融合发展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不该等待观察后再做，而是应该立即行动。

质量管理：加强政治把关 加大检查力度

从今年年初至岁末，管理部门在出版物质量管理方面不断地出重拳进行规范和整治。一方面，从内容源头上加强政治把关；另一方面，不断加大专项检查力度。

今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开始启动图书“质量管理2019”专项工作，对2018年以来出版的文艺、少儿、教材、教辅和科普类图书进行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检查，加大对引进版、公版图书内容和编校质量的检查力度，以三级审稿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的执行情况为检查重点。此次专项工作的目标是，进一步加大图书质量监督检查力度，健全完善出版单位、省级出版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国家新闻出版署三级图书质量监督管理机制，解决出版同质化、编校质量低劣等突出问题，推动出版单位提质增效、打造更多精品力作，促进全行业质量意识和图书出版整体水平提升，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此次质检工作的结果，认定35种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涉及29家图书出版单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罚方面，除了要求30日内收回不合格图书、不得参加当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外，还要求对出版单位，尤其是提出对责任编辑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和追究责任。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今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又针对出版单位“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要求出版单位要严格履行“三审”，认真执行“三校”，严把人员资质要求。与以往这一专项检查不同的是，此次特别提出要检查新媒体内容把关管理情况，包括出版单位所办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是否建立完善内容审核管理制度，出版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否对新媒体内容进行终审把关。

对于内容导向的把关也在进一步加强。今年2月，自然资源部、新闻出版署、海关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发文，要求各地严格规范承印、进出口单位地图经营行为，切实加强地图进出口管理，避免“问题地图”产生。10月，为加强和改进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工作，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明确了重大选题具体包括的12个方面，出版单位申报重大选题的资质、程序等，同时列出了相关处罚办法。

观点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

从国家新闻出版署今年先后出台的这几个管理制度文件和管理措施来看，既涉及内容质量，又涉及编校质量；既有对传统出版的质量检查，又有对新媒体的质量检查；既强调了正面教育，又明确了处罚条款；既处理有问题出版物，又追溯问题编辑的责任。

这表明，出版管理机关为了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阶段发展，首先采取尽可能有力的行政措施，最大限度地杜绝和围剿低质甚至劣质的出版物和出版现象，又表明了他们为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遗余力地从包括体制、机制在内的各个方面综合治理、科学治理的决心和信心。如今，这些措施已经显示了一定的威力，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

这也说明了，一些出版单位没有很好地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和价值取向，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简单地追求规模化和出版的多数量，放松和弱化出版界多年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三审三校”制度。有些编校质量问题是很严重的，这确实需要管理机关深化和细化检查制度，有效地遏制这些问题。

不过，在按照制度和现实进行严格管理、严厉处罚的同时，还有一个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在提高编辑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文化素养、业务素养等方面，采取得力措施，这样可以起到更长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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