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重大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的新媒体话语建构策略，对理解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引导方式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舆论引导的典型案例“凉山森林火灾”进行主流媒体微信话语分析，运用Gee的话语分析综合法从七个维度分析主流舆论场话语的建构过程与相应的情感话语策略，并尝试发掘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通过情感主义路径建构“英雄”的策略继而实现政治的情感化，而如环境、问责、技术改进等许多值得思考与可作为的事物被弱化乃至遮蔽。用话语分析辅助舆论研究，舆论引导的策略得以具象地呈现出来。

【关键词】话语分析；舆论引导；突发事件；情感

2019年3月30日四川省凉山木里雅砻江镇的森林火灾引发舆论热潮，国内知名舆情分析平台“知微传播分析”计算该事件影响力指数高达83.5[1]，因为事发突然，更因为31位救火英雄的牺牲。习近平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指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两大功能。”[2]意在明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与监督作用，也在暗示其义务与责任。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的上述功能更加凸显与重要：重大事件中促进权威信息的高效流动与良性社会动员，事件过后则继续进行议程设置与社会整合[3]。有学者认为新媒体使得作为舆论引导客体的公众日渐主体化，与政府和主流媒体共同建构舆论场新常态[4]，尽管自媒体拥有了越来越独立的网络空间，但其影响力与质量仍旧参差，如此则主流媒体的引导力更应加强，从而形成良性舆论场。此次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从缅怀英雄到辟谣、科普再到政府进行事件处理等报道，对舆论引导起到重大作用。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主流媒体对舆论的引导，意在形成对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的话语策略与价值偏好的进一步认知；而以更加微观、深入的话语分析补充舆论研究则是本文的理论价值所在。

一、理论背景：话语分析与情感唤醒

（一）话语分析及其在舆论研究中的应用

话语分析的渊源可远溯到先哲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话语结构与劝服效用的论述。[5]这一术语（指“discourse analysis”）则是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Z.Harris于1952年首创，用以探究句子间、语言与文化间、文本与社会情境间的关系规则。[6]而成为跨越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领域研究范式的话语分析则须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之后。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科学中的话语分析并不囿于语言学研究的文本结构，更关注“意义”的建构与解释，把意义置于社会历史之中，关注语境与互文性甚至权力的斗争。[7]话语分析的方法多元且因语篇而异。Z.Harris 提出话语分析的两种方法：描述语言及研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8]；J.P. Gee将语言视作设计与建构事务的工具从而用“七项建构任务（seven building tasks）”来对使用中的语言进行分析[9]；Van Dijk所说的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既提供了研究视角也同时阐明了话语分析的目的[10]；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成为分析文本与受众间对抗与协商的利器；一批华人学者则沿袭W.Gamson等的“诠释包（interpretive package）”理论用以探究公共议题中的媒介话语[11]，等等。

Van Dijk认为报刊中的隐喻对影响舆论起重要作用[12]，Gamson将媒介话语分析用以探究美国公共舆论的走向[13]，这意味着话语分析在舆论研究中大有可为。李战子在比对话语分析与舆论研究的异同时就阐述了二者可互补之处，譬如舆论研究对事件的时段划分与类型界定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历史与时间的维度，而话语类型中对于“国家（民族）”话语、公共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等的分类[14]则为舆情分析提供更高层面的概括[15]；又如舆论研究中多元的言论主体所反映出的多元利益诉求可为话语分析中对意义的发掘“加持”，而对舆论中不同态度话语的解释可发掘出舆论的偏见、“媒介对（公众）政治和社会议题认知的影响”[16]，从而加强对舆论的引导力等。将话语分析运用到舆论分析中的研究不在少数，多集中于对公众舆论场各方态度观点的归类与呈现，但少有研究者关注到看似“单向”观点的主流舆论场也有话语分析的价值。舆论引导需要策略，话语分析正是对主流媒体的话术进行拆解，从而展示出重大社会事件中主流媒体的引导策略与话语力量。

（二）舆论引导中的情感主义路径

对“情感”的研究发端于社会学。最初“实证政体与情感拜物教关联紧密”的观点由社会学创始人A.孔德所提出用以解决“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集体欢腾”的情感状态是涂尔干在探索社会框架时设想的神圣秩序的产物，“克里斯玛”在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中通过激发情感性行动实现感召，此外，马克思研究阶级冲突中的情感疏离与怨恨情绪，舍勒研究“移情”与“同情”，E.A.罗斯探讨社会与个人情感的相互作用对社会秩序的良性影响，等等。[17][18]这些研究以情感为主体，且将情感视为社会运作中的重要角色，情感不再纯粹是情绪的外现与集结，已然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19]根据Nussbaum的阐述，这是因为情感具有激发且维持人们的忠诚、以及牵制社会及社会中人的作用[20]。

早期的研究者关注的是情感之于社会的负面效应，如勒庞的“乌合之众”概念从公众的情感研究出发进行批判[21]，李普曼则对传播者的行为，也即新闻报道中运用偏离事实的煽情手段蛊惑公众舆论的行为进行批判[22]。事实上，情感未必一定导致混乱，毕竟如李普曼批判的感官化叙事方式只起到唤醒人们感官刺激和情绪反应的作用[23]。后来的研究者们不再评判情感的优劣，而是着眼于情感在公共事件中的重要角色与运作机理，国内关于“情感动员”的研究便是如此：或指出我国近年来的重大公共事件都可归为媒介通过悲情与戏谑从而进行的情感动员事件，或强调网络时代更易于媒体在公共事件后通过悲情叙事与嘲讽等方式塑造“共意”[24]，或着眼于“弱势感”对当前公共舆论特征的形塑[25]，等等，重大公共事件所激发的社会情感影响着社会认知[26]，另一方面又为政府与媒体所用，使情感修辞在话语框架中赋予事件情感色彩[27]，从而引导社会认知，而政治话语中的情感修辞也恰是对框架竞争理论不足的补充[28]。

既然以往研究多表明情感话语具有形塑舆论特征的功能，那么情感主义路径对于主流媒体而言便是引导舆论的“利器”。本文尝试对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的微信话语进行分析，采用Gee的综合话语分析法，探究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如何从七个维度建构主流舆论场，如何通过情感唤醒引导舆论，及传达了怎样的意识形态。

二、研究方法和语料选择：基于微信平台的主流媒体话语分析

本研究选择微信平台作为文本来源，是因为据“清博大数据”舆情监测平台显示，凉山森林大火事发至今，媒体平台相关信息共计275476条，其中微信平台发布67197篇，仅次于微博平台的信息量[29]，可见微博与微信平台消息占据舆论场主体。此外，较之微博平台语篇的短小零散与情绪化，微信平台更适合主流媒体发表完整、具体的文章，也是对舆论场进行汇总与整合。本文选取的主流媒体微信平台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人民网”、“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广东共青团”、“参考消息”以及“中国反邪教”等十个平台，原因有三：首先，作为知名主流媒体，上述平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公信力；其次，上述平台均为清博大数据WCI指数排行榜TOP10[30]，影响力较大；再者，匡文波曾指出新媒体致使信息泛滥与信息环境污染[31]，语料数量巨大却良莠不齐，易使研究得出的结论无意义，因而本文以语料质量为重，选取十个有代表性的微信平台进行分析研究。

搜索的时间节点定为事发当日（2019年3月30日）至今。在上述微信平台公众号搜索相关文章，数目分别为“人民日报” 12篇， “新华社”8篇，“央视新闻”10篇，“人民网”5篇，“环球时报”13篇，“共青团中央”6篇，“中央政法委长安剑”15篇，“广东共青团”4篇，“参考消息”2篇，“中国反邪教”12篇[32]，共计87篇，均是符合相关主题的推送内容。笔者选取上述平台所有体裁的相关文章，包括消息、通讯、评论、科普、其他新媒体推送等，之所以对体裁“不加选择”，是因为每一篇推文均有较高浏览量，影响范围广，都发挥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值得分析。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Gee的综合话语分析法将话语分为意义（significance）、活动（activities）、身份（identities）、关系（relationships）、立场与策略（politics）（社会产品的分配）、联系（connections）、符号系统与知识（sign systems and knowledge）七个维度。本文根据上述划分将语料进行七个维度的分析，分析每个维度的话语建构过程与相应的情感话语策略，并尝试发掘背后的意识形态。

三、研究结果：“七个维度”的话语建构策略

事件发生于2019年3月30日，由于微信发文存在一定时间上的延迟，上述主流媒体微信平台发文大多集中于4月1日到4月6日，其后还有零散几篇后续报道。根据事件发展与舆情发酵时间，主流媒体发文内容主要包括几下几类：事件进展，也即救援、伤亡情况与事后处置的持续性报道；缅怀英雄，即致敬与哀悼壮烈牺牲的救火英雄；科普与纠偏，即对网友提出的“大火需不需要扑灭”等问题进行回应与辟谣；警示与教训，即如何加强防火灭火措施等；以及其他关联事件的报道，如各地居民自发慰问非此次救火军警等。五个类型的微信推文通过七个维度的话语建构来实现情感的唤醒，现根据Gee提出七个话语建构维度的顺序将语料归类分析如下。

（一）意义的建构：敬畏自然与致敬英雄

关于“意义”建构的话语分析问题是：话语是怎样使事物有意义的？是以什么方式使事物有意义的？[33]这一部分的话语建构分析涉及事件进展、缅怀英雄、科普与纠偏、警示与教训、其他关联事件五类报道。霍尔的“优先阅读”（preferred readings）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式，使我们能把讯息中的协商意义与讯息和读者皆运作其中的社会结构相联系[34]。在意义的第二序列中，文字引导阅读，四川凉山森林大火事件本身是中性的，作为一个自然灾害事实，它的发生本不存在偏向，是一系列话语诉人们为什么它值得关注。优先阅读往往通过支配性代码（dominant code）把读者引向作者的某种价值观，也即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方向：

1.重特大自然灾害值得敬畏和重视。首先从事件进展报道的标题来看，初期此类报道的标题句式均采用类似此前UC新闻的“震惊体”，也即把表达情感的词汇加上感叹号并置于标题之首，其后紧跟一句描述事实的话。关于凉山森林大火初期的报道标题如“痛心！四川凉山森林大火已搜寻到26具遗体”、“揪心！四川凉山森林大火已致30名扑火人员失联”、“默哀！四川凉山森林火灾30名失联扑火队员遗体全部找到”等均遵循此类句式，这些标题带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唤起大众的震惊、紧张乃至恐惧等情绪，加之标题中接下来的陈述句告知了森林火灾致救火人员死亡人数之多，优先传达了“自然灾害是可怕的、是破坏力极大的、是吞噬人命的”的信息。此外，相关报道在描述火情时使用了“风向突变”、“突发爆燃”、“瞬间形成火球”等字眼，突出体现了天灾难料、不可把控的特点。再者，救援人员的数量、死伤人数、以及报道中使用的火灾“夺走生命”等拟人化表述以及推送中的现场图片与火灾视频给人以直观的震撼与感官刺激，这是微信平台能够集图、文、视频、声音于一体的融合优势，大众带着震惊的情绪去关注此次灾情，更容易对自然心生敬畏与恐惧，并更加重视自然灾害、关切此次灾情。最后，对火灾本身及森林防火的一系列科普与灾后的处理报道均突出体现了政府对这场森林大火的重视及希望大众对之形成的重视。

2.和平年代有英雄。上述平台的相关报道中，共计21篇（占报道数量的近四分之一）在缅怀、悼念与致敬死去的救火人员，“英雄”二字成为该时段报道的高频词。首先上文所描述的火灾破坏力之大侧面烘托了救火人员舍身救灾的英勇无畏、恪尽职守，无情“自然之火”的凶猛与鲜活“生命之火”的熄灭形成鲜明对比，突出救火人员之死壮烈而令人唏嘘，一系列凸显救火人员大无畏精神的话语唤起大众感动、敬佩与扼腕之情，均传递出“与天灾斗争的人是勇猛的，保护人民的人是英雄的”这一信息。另外，大多媒体转发“牺牲消防员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将救火日常的辛苦劳累、 “上大学”、“想恋爱”等未实现的遗愿、新婚不久就牺牲等悲剧公开，引发大众强烈的共情与同情，使得痛心与敬意在泪水与悲剧交织中愈发显著；而对每一位烈士年龄与遗照的公开这一对死亡的渲染则产生了更强的情感冲击效果，“00后”、“90后”的标签成为几乎所有读者心疼与悲伤的来源。最后，这一类文章是强烈抒情的，用“兄弟”、“英雄”等称谓来称呼救火队员，用“和平年代负重前行”的描述来隐喻他们保家卫国的姿态，用“松涛呜咽，群山肃立”来渲染悲情，“向英雄致敬！”、“致敬英雄”等反复的修辞增强了表达气势，这些文章的情感基调是悲情的，更是悲壮的，所有表意均指向了“和平年代有英雄”的隐含意义。

主流媒体如何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是大众解读政府态度、评价事件风险的重要依据[35]，而“表意”是主流媒体进行理性动员的方式之一[36]，在凉山森林大火事件中，主流媒体在微信平台上大多就事论事，强调这一事件本身隐含的意义，主流媒体使用支配性代码，通过对人们恐惧、震惊、痛心、敬佩等情感的唤醒，向大众优先传递了“自然灾害值得重视”、“英雄可敬”、“军警可敬”等意义。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引导，也是功能语言学中评价理论下态度（attitude）系统的体现——情感的表达、对行为的评价以及对事物价值的鉴别[37]。此为话语对意义的建构。

（二）活动的建构：政府积极作为，人民支持肯定

关于“活动”建构的话语分析问题是：话语被用来促成（让别人明白正在促成）哪种或哪几种活动的开展？[38]这一部分的话语建构分析涉及事件进展、缅怀英雄、警示与教训、其他关联事件四类报道。这一事件中，主流媒体建构了三个活动，以消息体裁呈现的报道居多，描述性表述较少，因而情感话语在这一部分的建构中作用并不显著。现将三个活动分析如下：

1.政府的积极行动。主流媒体在微信平台通过诸多篇幅展示政府从事发初期到灾后处理的一系列作为，传达政府对该事件的回应与处理。包括险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批示与指示、地方县委、县政府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等，火情失控后第一时间展开搜救，以及善后与灭火等，还有确定西昌市哀悼日、木里县降半旗致哀、事后表彰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以及组织为消防员进行心理援助等后续处理，表现出政府对这起自然灾害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是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救火工作者的高度肯定。四川省省长对牺牲者遗体鞠躬与慰问烈士家属的行为也代表着人民政府，这一系列积极作为彰显着政府心系军民、稳定大局的良好形象。

2.救火人员紧急扑火。扑火指令虽由政府下达，但救火人员的紧急扑火行为才是此次舆论的焦点。不过，尽管扑火救灾的后果成为舆论场热议的话题，但由于事发突然、过于危险，并没有过多关于救火现场的报道。从对扑火行动中风力突变、林火爆燃以及遇难人数等的介绍来看，救火人员的英勇行为已被烘托而出。还有随后大量的缅怀与悼念救火英雄的文章，也在不断提醒人们救火人员“扑火”的壮举。

3.市民自发哀悼与致敬。这一活动的话语建构是有情感话语的融入的。“送别英雄”、“一路走好”等煽情字眼配之以悼念现场的照片，图片里昏黄的灯光渲染悲哀的气氛与低沉的情绪，白纸黑字的“一路走好”赫然入目，无论在现场还是在微信文章里均展示着沉痛，这样的沉重情绪使读者与当事人达成一定程度的共情，从而使大众认同这样的集体行为，进而上升到对悼念对象以及悼念对象所代表的整个群体的认同。主流媒体对市民悼念行为的报道与“宣称”其实传达了对此类行为的肯定，也对大众起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作用。

（三）身份的建构：心系军民的政府与人民英雄

关于“身份”建构的话语分析问题是：话语被用来促成了哪种或哪几种身份的确定（即让他人承认其有效性）？[39]这一部分的话语建构分析涉及事件进展、缅怀英雄两类报道。这一事件中，主流媒体主要建构了两种身份：心系军民的政府与人民的守护者救火队员。

1.心系军民的政府。主流媒体建构负责任而可信赖的公仆身份的政府形象是毋庸置疑的，在此次事件中，则具体体现在“心系军民”这一特征之中。身份建构离不开具体社会情境，因而笔者发现身份建构隐藏于活动建构中，而主流媒体报道中的身份建构也符合Stryker对突显的身份特征之表述[40]——首先，角色实施跟附着于身份的角色期待具有一致性，政府的身份期待是“负责任的”、“有担当的”、“公仆”与“后盾”等，诚如上文所述，火灾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一系列积极举措都指向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至上原则；表彰救火英雄、追悼烈士与安抚烈士家属等报道也体现着政府对救火者的重视与关心，也即身份建构中政府的所作所为与它的角色期待是相一致的。其次，社会情景能够赋予行动者实施某种身份，事件中政府的及时作为虽是本职工作，但火情危及、吞噬救火人员生命的情况实际上是赋予政府这种“稳定局势”、“安抚人心”的身份的。最后，行动者有机会挑选出实施身份的社会情景，省长对烈士遗体的鞠躬其实就是一种“挑选”，毕竟，表达敬意、感谢与悼念的方式众多，是行动实施者选择了这一种。

2.人民英雄。“救火英雄”是此次事件中最无须宣称与暗示的身份，从最初报道牺牲者数量的文章开始，这一身份就被广泛认同。主流媒体对于救火队员（尤其是烈士们）的身份建构其实采用了“平常化”的策略，人们已然承认他们是“英雄”，媒体则把烈士们“神”的一面搁置不谈，通过展示他们生前的朋友圈、好友的回忆、乃至强调年龄等“人”的一面来使大众悲痛的情绪更加强烈，主流媒体不主动“高声”歌颂，而通过唤醒大众的情感让人们自发地认同他们的身份。Gee在《话语分析导论》中分析“真正的印第安人”概念，他指出“通过做事而成为真正的印第安人不是一个人自己能够实现的，还需要其他人的参与。如果不适当地承认其他真正的印第安人，在通过做事而成为真正的印第安人的实践中没被其他人所承认，那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41]报道中人们自发走上街头为烈士“送行”，希望他们“一路走好”，如此举动正是突出体现着Gee所谓的“对真正印第安人的承认”。

Tracy认为身份既是稳定的，又是动态的[42]，前者只需强调与突显，后者则需要一定策略的建构。情感话语在这一事件中对身份建构起重要作用，主流媒体既建构了稳定的符合大众预设的身份，也通过语用选择建构了情境中的身份。

（四）关系的建构：“守护”与“被守护”，道德的二元对立

关于“关系”建构的话语分析问题是：话语要促成与他人（在场或不在场）之间的哪种或哪几种关系？[43]这一部分的话语建构分析涉及缅怀英雄、科普与纠偏两类报道。这一事件中，主流媒体主要建构了两种关系：军警与民众守护与被守护的关系、少数人与多数人在道德上的二元对立关系。

1.许多文章在缅怀凉山大火中牺牲的救火人员的同时，致敬了广大的军警群体，如在民房救火坠楼的消防员牺牲时已然紧抱着自己营救的女孩、被洪水围困的夫妇在放弃希望后仍被奋勇向前的消防员救起等描述，均传递了消防员群体“用生命守护生命”英雄之举；另外，在许多缅怀与追悼的文章在讲述救火英雄赴汤蹈火的英勇与悲壮后以“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等结尾，这时候并列出现的“逝者”与“生者”就有很强的指代意味，指代的正是烈士们与人民群众，隐含着“英雄们为了人民的安全牺牲了，在他们守护下平安无事的人们要好好生活”这样的意义，还有表意更加直观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等表述，均指向了军警与民众守护与被守护的关系。“救”与“被救”、“生”与“死”、“守护”与“被守护”等关系其实都是情感话语的纽带在维系，这样的话语建构实际上是一种教化，用“以情动人”的方式让人们心怀感动与感激。

2. 少数人与多数人在道德上的二元对立关系。主流媒体在此次事件中最有力的舆论引导表现之一当属纠偏与科普。凉山森林大火导致众多救火人员牺牲的消息公开后，出现了类似“美国就是任由山火烧没见死这么多人”、“美国消防员更专业，所以不会遇到这种事”、“没必要人工灭火”、“官员用消防员的生命换自己的政绩”等言论，部分网友口诛笔伐，戾气甚重，对此，主流媒体发表大量科普文章，用科学知识对网友的猜疑与声讨进行解答与辟谣，并以“不要让这些无知的言论侮辱了英雄们的付出”对大众进行劝服，“无知”与“侮辱”等字眼体现了主流媒体对少数网友的道德谴责，以英雄之死衬托少数人的戾气与口无遮拦，唤醒多数人对造谣者的愤怒感与羞耻感，强化自证与辟谣效果。而某银行免除凉山火灾烈士信用卡未还清款项的海报则使该银行被舆论职责“消费逝者”，主流媒体报道此事恰用大众的愤怒来宣称了道义。

（五）立场与策略的建构：树立英雄

关于“立场与策略”建构的话语分析问题是：这段话交流的是关于社会产品的什么观点？（例如，交流了什么？什么被视为“正常的”“正确的”“好的”“对的”“适当的”“合适的”“有价值的”“事情的运作方法”“事情应该的运作方法”“地位高或低”“像我还是不像我”，等等。）[44]立场与策略的建构贯穿几乎所有类型的报道。主流媒体在对凉山森林大火的一系列报道的主要策略是“树立英雄”。

每次“天灾”中的“人”都会使得整个事件的报道充满了人情味，此事件尤甚。此次重大自然灾害的主体本是“森林火灾”，但从始至终舆论场的主要对象都是以牺牲消防员为主的救火人员，这和主流媒体的策略建构不无关系。关于事件进展的报道包括遇难救火人员人数、补发讣告（新增遇难救火人员）、对救火人员的表彰、烈士家属慰问与安置、火灾原因查明等，以牺牲人数之多衬托火灾之严重，人们的注意力也因为对这一后果的震惊与恐惧倾斜到“死亡”与“生命”上来，少有人问责政府与聚焦事发原因（如“天灾还是人祸”等猜想与讨论十分少见）。关于缅怀与追悼救火人员的报道自然焦点全在救火人员尤其是牺牲的消防员身上，“英雄”形象在此时顺理成章地被塑造与宣称，强烈的恻隐之心、无限的哀思与感激等情感一并被唤醒且不断强化，主流媒体在大篇幅煽情与讴歌中实现对大众的教化：今天人民群众的安全是军警队伍给的，是国家强有力的保卫者创造的。在科普与纠偏的文章中，主流媒体辟谣后仍不忘提醒大家不要以“无知”去“侮辱”英雄，“英雄”仍旧是引导偏颇的舆论一个强大的情感象征符号，只要大多数人怀着对英雄们的敬意与感激的深情，关于此次事件中的种种谣言与不妥言论就很难兴风作浪。其他关联事件中主流媒体报道了各地市民对军警的自发慰问，是在传递“英雄值得爱戴”、“人民热爱英雄”的信息，强化与提升军警群体正面形象。

在警示与教训类报道中，强调了要关注森林火灾，避免灾难再次发生，然而是什么灾难呢？此前一系列的报道均指向了“众多消防员牺牲”这一灾难，火灾造成的空气污染、植被的破坏、人民财产的损失等均在“英雄”的话语中被弱化；火灾的原因是雷击导致树木自燃，众多人员伤亡的原因是风向突变等，但非人力扑火技术的改进等却没有被讨论；此外，烈士家属与幸存人员的安抚与心理治疗也十分关键，但也没有被重点报道……在“树立英雄”的策略下，许多值得思考与可作为的事物被弱化乃至遮蔽，情感处于理智之上，但无论如何，这场关于英雄的悲剧使得舆论场趋于统一与稳定。

（六）联系的建构：军警与民众，散布谣言与侮辱英雄

关于“联系”建构的话语分析问题是：这段话如何在事物之间建立或断开联系？如何使事物彼此相关或不相关？[45]这一部分的话语建构分析涉及其他关联事件、科普与纠偏两类报道。主流媒体将军警与民众紧紧联系，将散布谣言、质疑政府与侮辱英雄相联系。

上文提及的媒体理性动员的方式——“表意”分为两种，一种如前文“意义的建构”所述，是剖析单一事件的“就事论事”，而另一种则与下文“联系的建构”有关，有学者将其称作“借题发挥”。[46]在事件的发展中，主流媒体逐渐突破“就事论事”的框架，通过联系的建构赋予其更深刻的意义。首先，从“特殊”到“一般”，将军警与民众紧紧联系。主流媒体在缅怀、歌颂救火人员的同时，将这样的英勇行为普遍化至整个军警群体。许多悼念文章中，“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这样的表述不单指向该事件的当事人，更是上升到了军人和警察这两种职业。这一事件期间，关于其他城市的市民自发为消防员、警察等点外卖表达谢意等文章表现出“军警受到爱戴与’报答’”等温情，此类报道置于凉山森林大火事件的背景下，“军民同心”、“警民同心”的建构效果极佳。此外，主流媒体在纠偏辟谣网民不妥言论与解答网民疑惑的科普文章中，将散布谣言与侮辱英雄划了等号，而实际上，谣言与质疑指向的是政府等领导、指挥层，但将事物如此相联系，用人们对救火英雄的尊敬与感激之情构建了一个“道德正确”，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七）符号系统与知识的建构

关于“符号系统与知识”建构的话语分析问题是：这段话是如何使某种符号系统占优势或不占优势，或者使获取知识和信念或宣称知识和信念的方式占优势或不占优势？[47]符号系统的建构贯穿几乎所有类型的报道，知识的建构则集中于科普与纠偏类文章。

微信推送的一大特点就是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于一体，且排版灵活，包容多种文体与风格，主流媒体可借助不同符号的优势进行劝服与引导。例如相比于偏向“理性”的文字符号，图片与声画系统更诉诸“感性”，它们带来的感官刺激更加直观形象，在调动情绪与唤醒情感的过程中有着文字系统难以企及的话语优势。例如，森林持续着火的影像在传递险情的同时诉诸了“震惊”，送别烈士遗体的照片与视频本身传递着悲伤与痛苦的感情等等。除此之外，文字符号本身也借由字体、字号与颜色来传递信息的重要程度，例如央视新闻在2019年4月2日的推送《再也回不来的兄弟，想你……》中，“……与电影里的世界末日别无两样”、“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放弃，武警森林部队无论在多危险的火场上都没有出现过逃兵。战友们在惊心动魄的大火现场，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却经常承受着惊天动地的危险，还有家人的担心。”等文字被加粗了字体，凸显的是武警森林部队扑火作业的险境、是他们的坚持的勇敢与坚守的不易；还有文末的抒情语句，如“清明将至/除了祭奠先烈/我们也不会忘了那些/和平时代奋不顾身的/当代英雄们”、“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等，被加粗着色的文字“不会忘”、“奋不顾身”、“当代英雄”、“逝者安息”等语句格外醒目，起到强烈抒情与强调的效果。上述六项话语建构皆通过符号系统的建构被不同程度地强调与表现出来。

此事件中对知识的建构体现在一系列的专业科普与辟谣的文章中。主流媒体推出的相关文章中运用了举例子、列数字、对比等方法，以科学的方式告诉人们“山火不应该放任它烧完不管”、“美国人是并非放任山火自己烧完不管，且美国山火同样导致死伤惨重”、“并非美国消防员更专业，他们也遭遇过类似灾情”、“山火难灭的根本原因在于风”、“什么是爆燃、造成爆燃的原因及其危害”、“雷击火出现的原因”等事实与知识。既回应了网友的疑问，也用事实与科学知识对造谣者进行有力反击，同时彰显政府尊重与重视科学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时处事的稳妥。

四、总结与反思

上述主流媒体在此次事件中所有的建构任务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系统。Gee认为，七个任务的话语建构是具有自反性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被建构的任务同时给其他部分赋予了意义，并同时从其他建构任务中获得意义。[48]在关于事件进展的报道中，通过标题中前置的直接表示情感的词以及伤亡的救火队员人数来吸引人们注意力，在正文中运用现场视频、图像等（建构符号系统）体现现场危急程度，唤起人们对突发自然灾害的恐惧（意义建构），政府的指挥、部署与作为贯穿一系列关于事件进展的报道（活动建构、身份建构），及时应急救灾、事后表彰烈士慰问家属等（关系建构），主流媒体以报道对救火人员遗体的寻找、对烈士的哀悼与生还者的安置等进展为主，救火人员成为这一类型报道的主体（策略建构）。关于缅怀英雄的文章报道主体显然是“英雄”（策略、身份建构），大量的朋友圈截图、烈士遗像、遗体告别现场等图像与视频传递出强烈的悲痛情绪（符号系统建构），反反复复提醒人们他们为何牺牲、为谁牺牲（意义、活动、关系建构）。关于科普与纠偏的文章充满大量关于山火与灭火的知识普及与答疑（知识建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稳定舆论场，通过将散布谣言与侮辱英雄划等号（联系建构）来平息质疑与错误言论，“英雄”话语是其中潜在的助推剂（策略建构）。警示与教训类报道主要传递了反思灾情、重视自然灾害等意义（意义建构）。最后，其他相关联事件将对救火队员赞美普遍化至整个军警群体（联系建构），通过报道市民对广大军警的感激来凸显军警群体的可敬（策略、关系建构）。七项任务的建构过程就是“英雄”的建构过程，以救火人员为主的“英雄的建构”成为主流媒体呈现整个事件的中心话语。

“英雄”的建构需要很强的情感支撑，牺牲的英雄角色建立在人们悲情、心痛、敬佩与感激等情感之上，以“英雄”话语为建构策略，就注定离不开情感话语。而情感话语背后是意识形态的运作，有学者称之为“情感政治化”或“政治的情感化”[49]。黄旦与钱进将上述“建构‘英雄’话语”的策略概括为“媒体不断报道领导人亲临一线慰问的身影和战士与人民前线奋战的英雄事迹，把天灾人祸转化为‘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斗争’。因灾难带来的悲伤、失望情绪旋即转化为鼓舞、激励和积极行动”。[50]回顾主流媒体在建构上述七个任务时所运用的情感逻辑，一方面，主流媒体将凉山森林大火这一自然灾害事件描述为“救火英雄牺牲”的悲剧，英雄的牺牲是社会的悲剧，这就将事件情感化与集体化；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情感基调下，质疑救火人员的专业水平、质疑政府的指挥、质疑救火的必要性都是在侮辱英雄之死，就是伤害了英雄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这是用集体道德来钳制舆论。情感话语成为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工具与策略，背后是意识形态运作，而整体舆论场的稳定则体现了舆论引导的成功。

分析至此，我们需承认话语分析在舆论引导的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此次事件中主流媒体的话语建构用情感主义路径凸显了英雄事迹，火灾造成的空气污染、植被的破坏、人民财产的损失等事实被弱化了；有讨论价值的非人力扑火技术改进、烈士家属与幸存人员的安抚与心理治疗等也处于舆论边缘，情感处于理智之上，我们看到的是舆论场趋于统一与稳定，而许多值得思考与可作为的事物被弱化乃至遮蔽。这是宏观的舆论研究所无法到达的层面，正因为话语分析足够细致与深入，舆论引导的策略才得以具象地呈现出来，或许可为进一步乃至其他事件的舆论引导提供策略与思路。

虽然话语分析相较于舆论研究的特点在于微观与深入，但也正因如此，研究假设也只能针对部分语料[51]，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策略能否从凉山森林大火这一特殊事件借鉴到一般化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中，这是本文无法回答的。此外，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场变更速度之快也使得慢工出细活的话语分析无法实时跟进，因而本文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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