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快手平台有关“农民工讨薪”的维权短视频，并借此探讨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是否能承担起公共性的职责。本文经研究发现，农民工讨薪视频主要以悲情身体叙事与仪式性表演两种话语策略展开，分别塑造了“无尊严的受害者”与“被拯救的伪主人翁”的农民工形象。这两种话语是社会深层阶层分化与制度渠道缺失的体现，在推进农民工维权方面所能起到的公共职责也十分有限。

关键词：短视频；农民工；公共性；维权

一、 研究背景

城乡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至今，不论是农村的落后状貌，还是农民工的就业困难，抑或是近些年工人农民社会运动的出现，都一次次将这个问题推至公众视野，提醒我们当今城乡断裂的现状。

尚存的城乡鸿沟不应当被简单化归为经济差距的产物，而也应从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性”角度加以关照。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自主、能动的特性。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观点，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群体应当经历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转变 。然而在当下中国，随着大众传媒的市场化发展，大众传媒与中共工农的主体性建构之间却形成了暧昧的、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关系。 广告的介入导致大众传媒的受众日益城市化，与之相对地，工农群体等社会“底层”被日益边缘，或是被忽视，或是经常被与社会猎奇或阴暗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城市群体眼中的“他者”。在这样的整体社会环境下，主流的城市话语也影响了工农群体对自我的认知：农村是落后的，农村人是下等的，只有奔向城市才是唯一的出路。这自然会妨碍他们以积极的姿态真正地参与改造自身与周遭环境的社会实践，亦即阻碍了他们自身的主体性建设。

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出现为扩大工农群体话语权并帮助他们重塑主体性提供了一线可能。自2011年快手诞生以来，快手发展迅猛。至2018年底，快手月活用户数量已达到20449.24万人。 基于其“简单、平等、普惠”的理念 ，快手尤其获得农民等边缘群体的喜爱。在快手的全部用户中，来自三四线城市及农乡村地区的用户占比达到62.8%。 这让人们对快手承担起推进农村群体主体性建设的责任寄予了厚重的期望。

刘娜在其研究中将快手的视频按内容大致分为五类：诉诸滑稽与怪异的喜剧渲染；乡野舞台上的才艺表演；乡村圈层内部的婚恋交友诉求；对日常生活的记录与注视；关于乡村公共议题的思考与讨论。 现有对快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第一类内容进行分析，从农村亚文化的自我呈现角度入手，尤其关注猎奇、自虐、搞怪等“土味文化”的生产与社会影响，强调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交流、“抵抗”与“收编”。如姬广绪通过对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年轻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快手短视频制作研究，认为快手对于消解传统城乡二元对立有着特殊的作用，可能成为城乡文化拼接的舞台 ；而刘娜则认为乡村的自我呈现被城市话语所挪用，乡村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力量的共同收编下，通过奇观性消费和审丑娱乐，与城市文化进行权力角力。 也有少量研究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关注第三类内容“乡村圈层内部的婚恋交友诉求”，如司雯雯研究快手主播在虚拟平台上组织的家族和社团，认为它们形成了杂糅着网络的流动性与社区亲缘的稳定性的网络社区。 另有少量研究不区分具体的视频内容，而以概括性的定性思辨分析研究快手的亚文化与商业的互动机制、快手实现农民阶层流动的可能性等议题。

总体而言，目前对快手的研究所关注的内容和采纳的视角都比较局限，尤其对快手在农村教育、留守儿童、弱势群体抗争等公共领域内可能承担的职责缺乏关注。而本文认为，快手作为一个农村群体占据主导话语权的新兴媒介，其可能承担的帮助弱势群体表达诉求、争夺权益方面的公共性职责是帮助农民工构建主体性的重要方式，因而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方向。基于此，本文选取与“农民工要工资”有关的视频为研究对象，分析快手平台上农民工主体自我维权的话语表达，进而探讨快手作为新型短视频平台的公共性价值。

二、 研究设计

在研究方法上，因为快手的浏览页面无法按照时间或热度顺序排序，且通过关键词搜索得到的视频文本并不全都与“农民工讨薪”的主题匹配，所以本研究无法通过概率抽样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选择采用质化研究中的目的性抽样方法，即研究者根据自身的判断确定符合研究对象标准的样本。本文确定对象的过程与标准如下：在快手的搜索框内同时搜索“农民工”与“工资”两个关键词所得视频，并要求纳入样本的视频符合条件：1）表现主题与“农民工讨薪”有关，可以直接表现农民工索要工资的过程，也可间接表现农民工对能按时得到工资的希望；2）视频拍摄的对象为农民工，拍摄律师讲解如何维权等视频不纳入研究范围内；3）如果视频内容不直接表现“讨薪”的动作，但视频配文体现了“讨薪”的诉求，也纳入本研究的样本中。本研究样本的收集以视频的叙事模式重复出现且不再有新模式为标准。在确定样本内的视频叙事模式后，本研究对每一个类别的模式采取强度抽样的方法，即研究者有目的地选取具有较高信息密度和强度的案例进行分析。

在对个案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研究主要采用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理论视角，从文本（text）、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语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三个层面分析各类主题的视频。在文本层面，本研究想要回答“农民工会采取怎样的模式来表达自己要工资的维权诉求”；在话语实践层面，本研究侧重于对获得较大关注量的模式的视频进行分析，回答“农民工使用了怎样的话语策略”；在语境分析层面，本研究侧重于回答“为什么农民工会采取这样的话语策略”以及“快手是否能真正承担起在维权的公共议题上帮助农民工的职责”。

三、 短视频文本分析：叙事模式、维权即时性与关注量

本研究经分析发现，快手平台关于“农民工讨薪”的短视频呈现出五种主要的叙事模式。本研究针对不同模式分别讨论所呈现的维权事件是否与即刻的讨薪需求相关，本文将此定义为“维权即时性”。此外，本研究认为视频的关注量（播放量、点赞与评论数等）是维权事件进入公共视野并促进公共议题推进的前提，因此本研究也关注各模式视频的关注量。五种叙事模式的具体分析如下：

1. 实录讨薪过程：直接呈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下农民工群体与老板或其他甲方公司负责人双方对峙的场景，维权即时性最强，经常包含的内容有包工头向农民工群体解释拖欠工资的原因、农民工群体的罢工、农民工群体在报账大厅坐等发工资等。因为视频时长受限的原因，常常只展现维权的零散片段，很难呈现事件进展。例如快手主播“??快乐??`小木鱼”在2019年4月30日一连发布七条短视频记录他与其他几位农民工同伴在中新科技公司的员工服务中心与工作人员争执工资的片段。据视频内容可知该公司已拖欠工资十天，农民工群体的话语包括“我今天下午都没钱吃饭了”、“你这已经触犯法律的底线了”等。截止2019年6月14日，每段视频的播放量在2500至6000之间，点赞与评论数几乎不过百。在快手标签“#农民工讨厌工资#”与“#拖欠农民工工资#”下的视频中，大多数实录讨薪过程的视频播放量不到一千，点赞与评论数均为个位数，总体而言关注量较低。

2. 控诉甲方公司：主播将镜头对准甲方公司的招牌或项目名称，以语音或配文形式控诉公司拖欠公司的事实，并请求大家关注。这类视频在当下即刻被拖欠工资的背景下产出，但不涉及直接的讨薪过程，维权即时性中等。例如主播“.钟爱落叶归根”在2018年6月1日发布一条短视频，镜头对准“海东市三级综合医院项目工程”的一块通告，上书“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视频配文“看看这工地，不给农民工工资”。截止2019年6月14日，视频播放量1.7万，点赞数57，评论数32。有个别其他此类的视频的关注量超出上述案例，但也有大量此类视频播放量仅在五百以下，总体而言关注量较低。

3. 自夸工作内容：展现农民工工作的成果或工作时专业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表达希望老板不要拖欠工资的愿望。不涉及当下被拖欠工资的事实，维权即时性较低。典型案例为主播“浪子回头东升哥（木家军）”在2019年1月3日发布的一条配文为“农民工的战绩，希望有关人员别拖欠民工工资”的短视频，视频内容为镜头环绕拍摄农民工建造完毕的高楼。该视频播放量4.1万，点赞数747，评论数248。其他此类视频的播放量也大多集中在1至5万之间，关注量相较前两种类型略有提高。

4. 呈现悲惨境况：将镜头对准农民工工作的艰辛环境甚或是农民工受伤的身体，表达希望老板不要拖欠工资的诉求。不涉及当下被拖欠工资的事实，维权即时性较低。例如主播“藏银阁”在2019年1月28日发布的短视频中，镜头对准了一位女工肩部被擦伤的伤口和一位搬沙袋的工人一手提一个沙袋、又用牙齿咬住一个沙袋艰难前进的情景，配文“让那些年底欠账不给的老板听听”，此外配乐歌词还有“各位老板你要听，想想工人工资咋处理”等。这条视频播放量达到162.6万，点赞数69506，评论数4038。另一条展现一位快中暑的工人的视频播放量达到506.5万，其余也有一些展现工地炎热环境的视频，播放量达到10万以上。总体而言，此类视频可以达到的最大关注量相较前几种而言显著提高。

5. 表演讨薪短剧：采用情景剧的形式展现一位农民工向老板讨要工资的过程。这种视频遵循统一的叙事套路：农民工向中层上司讨薪失败——高层上司干预——农民工讨薪成功。因为完全是虚拟表演，所以维权即时性最低。主播“开心果有哥（不锈钢）”在2019年2月21日发布的一条短视频中，一位农民工以生病为理由向包工头请假，包工头借机威胁开除这个农民工。期间农民工跪下抱住包工头的腿以求同情，但被包工头踢开并准备殴打。此时老板出现制止，并说 “没有他们会有我们今天吗”“工作不分高低贵贱”，给农民工结了工资。视频最后，老板对着镜头说出“如果觉得这种黑心包工头不能要的话来个双击加关注”。这条视频播放量达到113.1万，点赞数96367，评论数1547。类似的很多视频也都在快手热门之列，关注量较大。

总结以上五种叙事模式，本研究发现，“呈现悲惨境况”和“表演讨薪短剧”两种视频所可能获得的最大关注量远超前三种视频，即在公共视野内，这两种视频得到了权重极大的呈现。且二者都不与即刻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相关。最具“维权即时性”的两种视频——“实录讨薪过程”与“控诉甲方公司”——反而无法得到较大的关注。

四、 话语实践分析：两极化的话语策略

因为本研究意欲对快手的公共性价值加以探讨，所以本文主要关注公共视野内得到最大关注的两种叙事模式。经分析发现，面对农名工常常被拖欠工资的不公现实，农民工群体的维权视频采取两种主要的话语策略——以悲情身体叙事塑造“无尊严的受害者”形象，或以仪式性表演塑造“被拯救的伪主人翁”形象。这种两极化的话语策略实际无益于农民工群体主体性的真正构建。

1. 悲情身体叙事与“无尊严的受害者”

农民工得以在快手平台“被看见”可算作一种“积极的空间赋权” ，但是他们 “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看见”，却不一定总是为自身主体建构带来积极的效应。在“呈现悲惨境况”叙事模式的视频中，农民工极大程度上被裸露的、疲惫的、受伤的、甚至嚎叫的身体所代表；甚至在某些场景中，他们也被呈现为遭受羞辱的甚至是下跪的形象。若将快手的视频呈现看作是戈夫曼所提出的“前台”表演，则农民工在“前台”中，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一个个残酷的、不被尊重的肉身。

此种身体叙事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相比于“实录讨薪过程”模式的视频中农民工通常以群体的形象出现，此类视频中，镜头往往只对准少量的农民工个体；其二，镜头往往会对农民工身体的个别部位（如受到损害的肩部，或大汗淋漓的面部）进行特写，将可能引起观众不适的画面放大建构；其三，依附于农民工肉体的人格尊严很多已被压迫至低于社会容忍度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身体”往往被赋予深重的伦理意义，如《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此类视频的身体叙事实际是一种打破常规社会伦理与道德秩序的尝试。

视频发布者采取此种叙事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农民工群体受害特质的详尽描绘，塑造其单薄无助且尊严丧尽的弱势群体形象，以此指向企业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强弱对立关系，并唤起公众对农民工的悲伤与同情，以及对企业的愤怒情绪，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悲情叙事的情感动员。

2. 仪式性表演与“被拯救的伪主人翁”

“表演讨薪短剧”模式的视频乍一看是对农民工主体地位的积极确认。在一幕幕讨薪短剧中，农民工重复上演“讨薪失败——上层干预——讨薪成功”的故事，并一次次获得 “农民工是我的兄弟”这样的主人翁地位认可。但仔细来看，正因为这种视频是脱离于即刻现实的虚拟表演，其话语策略并非如此显而易见。

本文试图从表演式抗争的角度分析此种视频中农民工的话语策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在《政权与斗争剧目》中提出“抗争剧目”的概念，即挪用戏剧中的“剧目”概念来揭示政治实践中的抗争形式和表达结构。刘涛在此基础上提出“表演式抗争”的概念，意指“通过制造某种戏剧化的、消费性的、参与性的表演行为来传递并表达抗争诉求的一种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 农民工的讨薪短剧以既定的形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表演”，表达了他们渴望得到社会认可的主体欲望和抗争诉求。

这种“稳定的表演”形成了一种“仪式”行为。一方面，它是对实际生活的戏剧化处理，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反复确认。正如刘涛在分析表演式抗争的研究中所说，仪式“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应了个体在现实面前的认知困惑” 。以农民工的讨薪短剧为例，农民工通过重复的虚拟表演的形式确认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关系，获得他们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寻求的认可与尊重。看似农民工在视频中获得了社会主人翁地位的认可，实际上他们通过这种仪式性的表演，获得的只是虚假的满足感。这种虚假的满足感也成了视频针对受众的主要情感动员力量，视频的表演者与观众共同沉醉于被认可的幻象之中。

此外，即使是在象征社会理想秩序的“仪式”视频中，农民工讨薪成功的原因也仅仅是企业上层偶然路过后的拯救。农民工在视频中仍然不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行动者，而只是无力而被动的被拯救者。总体而言，此类视频农民工呈现出“被拯救的伪主人翁”形象。

五、 语境分析：失衡的秩序与艰难的流动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民工群体在快手平台上表达讨薪诉求时，通过悲情身体叙事与仪式性表演生产视频是两种最能获得有效传播的方式。虽然看似他们所采用的话语策略以及所塑造的农民工形象完全不同，但两者都暗喻了社会秩序的失衡与正常解决问题的社会渠道的缺失。

从“悲惨身体叙事”的角度来说，农民工倾向于选择“身体”作为他们“弱者的武器”，本身就值得引人深思。根据福柯关于身体与权力关系的论述，身体不仅具有生理性的意义，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它构成了日常实践与权力组织之间的关联。 社会中的阶层分化与秩序失衡的问题，因此通过不同的身体形态的分化表现出来。 农民工通过快手展现出来的裸露的甚至难堪的肉身，都正是整体社会中结构性的阶层矛盾的外化与表露。

从“仪式性表演”的角度来说，农民工的表演所反复确认重申的社会秩序，正是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缺乏的。“仪式性表演”的视频是以原型社会现实为蓝本的再生文本，但并不是对原型符号与结构的简单复刻，而是进行了微妙的调整与改造 ，而篡改的符号逻辑则是制造戏剧性。 在快手的视频中，正是因为“农名工最后能得以被认可，黑心包工头反遭开除”是一种戏剧性的表现，才反照现实中农民工不被认可的底层现状。

而这两种话语策略面对讨薪维权诉求时的共同特点，就是回避理性的、直接当下的解决方式，而诉诸感性动员，试图在朴素的道德与情感领域激发人们的同情愤怒等情绪。这是一种正常制度渠道之外的，对现实问题采取“游击式”战略的解决方式。快手平台上这种制度渠道外的解决方式的“霸权式呈现”，以及对“实录讨薪过程”“控诉甲方公司”等维权即时性较强的视频的边缘化展现，所反映的正是渠道内解决途径的无力甚或缺失。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快手作为一个为农民工提供了相对较强的话语权的发声渠道，是否能承担起公共议题的职责，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权益，真正获得在社会上被平等对待的主体地位呢？以本文农民工讨薪为例，不可否认的是，快手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将农民工讨薪难的现状推向了更大的公共视野内，也在例如“自夸工作内容”这样的视频中，有利于帮助农民工建立对自我的自豪感从而构建更健全的主体，但是总体来说，对于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弱势地位现状而言，快手的公共性作用是较为微弱的。

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除了上文所提快手对制度渠道外解决方式的霸权式呈现之外，基于其本身的用户群体属性，快手相对于其他大众媒介，更是一个“底层群体观看底层群体”的观看网络。快手的主播即使依靠本文所提的话语策略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粉丝的阶层属性也难以将这种关注转变为快手主播在政治地位上向上流通的资本 ，甚至仅仅转化为推动维权事件得以解决的社会力量都很困难。

同时，农民工维权短视频的抗争性进一步被商业消费话语所削弱甚至消弭。尤其在“表演讨薪短剧”的视频中，视频的表演者大多会提出“来个双击加关注”这样的要求，短视频的评论中，也会被绝大多数的“666”“赞”等类似话语所充斥。复杂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与迫切的维权诉求就这样被追求受众的商业逻辑所覆盖，观众的情绪通过简单粗暴的评论得到发泄后，再无人关注“如何解决维权诉求”“如何提升农民工地位”这样的问题。快手的公共性仅体现到议题部分进入公共视野为止，距离真正启动公共程序还遥遥无期。

另一方面，从农民工主体建构的角度来看，虽然快手平台将更大的发声机会带给农民工，但在社会整体阶层分化的结构背景下，农民工若想让自己的话语进入公共领域，也常常会以损伤附着在肉身之上的个体尊严为代价。如此被动的、受害的、无力的、无尊严的农民工，与主体性所要求的成为“积极主动地争夺自身权利”的个体几乎南辕北辙，这必将有损于农民工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也是对大众传媒塑造的“他者”农民工的刻板印象的进一步加剧。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快手平台有关“农民工讨薪”的短视频中农民工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和社会语境做出分析。研究发现，快手平台关于“农民工讨薪”的短视频呈现出五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其中公共视野内最容易获得较大关注量的是“呈现悲惨状况”和“表演讨薪短剧”两种。这两种模式的视频分别采用了悲惨身体叙事与仪式性表演两种话语策略，塑造了“无尊严的受害者”与“被拯救的伪主人翁”两种农民工形象。

在这个过程中，快手虽相对其他大众媒介而言，给予了农民工更大的发声渠道，但进入公共领域的主要话语，对于推动公共议题得到解决的作用却非常微薄。一方面，它们的产生正是基于阶层分化深重而解决阶层矛盾的体质渠道缺失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由于快手的主体用户均为弱势群体，加之消费话语的介入，农民工群体无法将在快手平台获得的关注转化为解决问题或向上流通的资本，他们在维权问题上的抗争力量也遭到削弱甚至消弭。同时，农民工在维权问题上通过快手平台所建构的两种主要形象都呈现出负面的、被动的、消极的样貌，因而也无益于他们自身主体性的构建。

结合本文研究背景而言，快手平台上用户所发布的大部分内容本身便与公共议题无关，甚至很大程度上，快手在公众认知中成为土味、低俗、恶趣味的代名词。而根据本文分析，在少有的涉及公共议题的视频里，快手作为一个难得的以弱势边缘群体为主要生产者的大众媒介，能承担的公共性职责仍然十分有限。这在本文看来是一个颇为可悲的现象。传播的理想目标本应是促进一个更为民主与平等的社会的形成，但技术的发展并为将红利平等地普惠予每一个群体，甚至进一步加固已然存在的城乡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反思的不仅仅限于快手本身，更应将目光投向更深层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政治意识与媒介素养的培养，以期断裂的城乡关系能逐渐弥合。 

参考文献：

1. 赵月枝,林安芹.乡村、文化与传播: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下)[J].教育传媒研究,2017(05):24-32.

 2.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3. 吕新雨. 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A].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9）——1949-2009：共和国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国论文集[C].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09:23.

4. QuestMobile. 2017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DB/OL].2019-01-17.

5. 周敏.“快手”: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J].中国青年研究,2019(03):18-23+28.

6. QuestMobile. 2017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DB/OL].2019-01-17.

7. 刘娜.重塑与角力: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研究——以快手APP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06):161-168.

8. 姬广绪.城乡文化拼接视域下的“快手”——基于青海土族青年移动互联网实践的考察[J].民族研究,2018(04):81-88+125.

9. 刘娜.重塑与角力: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研究——以快手APP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06):161-168.

10. 司雯雯.快手主播的社区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03):232-233.

11. 如刘涛.短视频、乡村空间生产与艰难的阶层流动[J].教育传媒研究,2018(06):13-16. 周敏.“快手”: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J].中国青年研究,2019(03):18-23+28. 等

12. 刘涛.短视频、乡村空间生产与艰难的阶层流动[J].教育传媒研究,2018(06):13-16.

13. 刘涛.仪式抗争:表演式抗争的视觉意象与修辞原理[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7(01):63-73.

14. 孙金波,范红霞.受辱与抗争:解析媒介身体叙事中的潜暴力话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35(03):30-34.

15. 刘涛.身体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场政治与身体叙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1):62-67.

16. 刘涛.仪式抗争:表演式抗争的视觉意象与修辞原理[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7(01):63-73.

17. 刘涛.符号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意指实践与隐喻机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4):92-103.

18. 刘涛.短视频、乡村空间生产与艰难的阶层流动[J].教育传媒研究,2018(06):13-16.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