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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野下的新闻标签化现象

冯丹丹
2020年01月10日09:13 | 来源:人民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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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标签”的概念溯源,对新闻标签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探析。将新闻标签化现象置于符号学的视野下进行观照,从生理认知、传播环节等角度解释了标签的产生,并结合新闻生产中频出的标签化现象,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了新闻标签的运作机制,即通过符号转换实现新闻标签的产生及传播。分析发现新闻标签常用于特定群体和现象,其背后隐藏着权力和意识形态,新闻真实在标签符号的作用下逐渐瓦解,从“客体真实”转向一种“符号真实”。

关键词:新闻标签;符号学;新闻真实;符号真实

新闻标签化概念溯源

“标签”的概念源自社会学研究,是强势群体基于自身利益对弱势一方进行污名化最常使用的策略,而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则主要从社会建构观念出发来研究媒介对社会群体形象的建构。新闻标签化可以被认为是媒介用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方式对新闻事件进行选择、取舍、简化,用群体属性代替个体特性,从而便于受众对新闻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的一种报道策略。大众传媒被认为是使标签合法化的主要制度根源:一方面是受所处社会利益集团和机构的干扰,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吸引观众眼球,提高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和点击率的商业追求。

关于新闻标签化的研究,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现象分析,如标签化新闻的各种类型和表现,属于最基本的现象解读层次;二是原因分析,一般从新闻体制和新闻生产实践中找原因,或将其归因于刻板印象,这类研究流于表面,新闻体制和生产实践只是外部因素,而刻板印象只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现象,而非真正的深层原因;三是后果分析,认为新闻标签化是对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违背,而这类研究所奉为本体的新闻真实,实则只是一种社会建构和阐释的产物。

新闻标签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

新闻标签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首先是将新闻报道视作一种文本,新闻作为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始终以文本的形式存在,新闻文本是一种阐释的产物,新闻生产是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话语实践。其次,看到了新闻学和符号学的共性,新闻是一种符号活动,两者的共性在于意义表达。一方面,新闻生产的环节充斥了特定的价值偏向,先天就处于价值框架之中;另一方面,新闻文本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传达意义,新闻文本是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的符号存在,其间蕴藏了各种意义偏向、价值偏向、文化偏向和意识形态偏向。符号学视野下的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并非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而是在人的认识中产生的,是客体对象经过符号化的产物。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无时无刻不浸泡在符号中。符号学研究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关注符号的选择和组接形式如何产生特定的意义,对新闻领域的研究具有了“数学公式”价值和方法论作用。

而对于新闻标签化的理解,可借鉴哲学阐释学关于前理解的论述,前理解被认为是在理解文本前头脑中已有的价值观念、经验、知识、思维方式等,它是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加达默尔看来,是偏见构成了人的原初经验,没有偏见,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在新闻生产和流通领域,前理解的作用普遍存在,因为在认知层面上把研究对象化繁为简是人的共性。就传播环节而言,新闻生产者往往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把先前的感觉和理解当作第一性的,而忽略现实情况,从而给受众提供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拟态现实”,“标签”也在媒体不断描述现实的过程中形成了。就接受环节而言,新闻接收者会将个人的前理解带入文本的阐释中,依据标签化的文本架构进行理解,从而文本的意义最终生成。

新闻标签的符号化机制

新闻标签的运作机制是先发明一个标签用来标志某种身份,然后提取出这种身份的部分特征来评价对象,最后对象本身成为这种身份的符号。罗兰·巴特把符号指称过程分成两个序列,第一序列产生表层意义(外延),第二序列产生深层意义(内涵),其中内涵意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观之新闻标签的生产过程,无非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标签”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发明。以“官二代”这个标签为例,在第一序列中,“官二代”这个词作为能指,用来指称那些通过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高官后代;而在第二序列中,报道“官二代”的这个新闻成为能指,指向社会中的特权待遇、公权力滥用等不公正现象。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系统,指出了二者之间指称关系的重要性,同样也强调了其任意性和武断性,在索绪尔那里,符号的任意性是根本原则。在标签化新闻中,标签本身就是一种任意的产物,通过对新闻事实的片面截取和思想主题的简化概括,记者、编辑和受众合力制造出标签新闻的神话,蕴含了一种仇官、仇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官民二元对立的权力博弈。

媒介的新闻标签常常被用于对特定群体的报道中,常见的操作机制是将个体归属于某个群体,再运用所谓的群体共有特征对个体进行评价。新闻报道的标签化策略通常基于地域、代际、性别、职业等基本的社会属性对群体进行人为的简略划分。地域标签广泛存在于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从东西方、城乡二元对立,到“河南人”“东北人”的污名化,地域标签利用不同地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的发展差异,通过单一化、片面化、浅薄化的报道,赋予地域以简单和固定的特征,强化了公众对地区差异的认知和某地区的刻板印象。萨义德指出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斯兰世界时,通过发明“伊斯兰教”这个专有名词来指代一个貌似真实直接存在、可以直接指称的伊斯兰,提供一个关于伊斯兰的刻板形象并诉诸二元对立将其置于与西方冲突的对立关系中。萨义德揭露了美国媒体在报道中通过使用含义模糊暧昧的标签将伊斯兰教妖魔化,并指出这种标签背后的意识形态。充斥了意识形态的标签化策略在新闻报道中遍在,萨义德当时所说的东方世界并不包括中国在内,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当年的“中东威胁论”戏码在西方媒体报道中再次上演,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调日益猖獗,有研究通过聚焦《纽约时报》多年来对于中国钓鱼岛的报道历史与变迁,发现其中一以贯之的倾日立场与“中国威胁”的意识形态建构。除了通过将多元、复杂、异质的事实单一化、浅薄化、标签化来建构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媒体标签还广泛用于其他社会群体形象的建构中。

基于年龄差异划分的“80后”“90后”“00后”,以及结合特定群体文化特征产生的“广场舞大妈”“中年油腻大叔”是典型的代际标签。媒体通过众多负面新闻报道给“90后”群体贴上“张扬、自私、狂妄、缺乏责任感、生活不检点、贪图享受、过于看重权势金钱”的标签,完全忽略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差异,肆意夸大年龄这一生物学特征的决定性。而类似“中年油腻大叔”这种标签则成为身材发福、头发秃顶、说话轻浮、油腔滑调的中年男性群体的能指,这种标签除了体现出明显的对中年人的歧视之外,背后隐含着浅薄、片面、狭隘的社会审美观念。基于性别歧视偏见上的性别标签在新闻报道中也很常见,如对“女博士”“女司机”等女性群体的污名化,且在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后,在新闻报道中又刮起了一股女性主义污名化之风,将女权主义等同于激进、偏颇,符号背后的性别偏见和父权制意识形态不言自明。在罗兰·巴特看来,神话并不隐藏任何事物,它的功能是扭曲。媒介通过标签来建构特定女性群体形象的过程中无意地反映并强化了固有的性别成见,在长期潜移默化的报道中影响着受众对于特定女性群体的评价和印象。这种媒介标签下建构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中“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刻板印象相呼应,客观上迎合了父权制社会下性别权力不平等的现象。此外,职业标签也广泛存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中,对“农民工”“医生”“城管”等群体的负面报道泛滥,甚至出现了对整个社会公共管理系统的戏谑式标签“中国式执法”。

在日常交往中,人们习惯于借助各种标签,了解和评估某个对象或某种事态。新闻标签通过符号化机制,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某个群体、某类事物的刻板印象来评判具体的人和事,在符号化过程中,标签作为某种身份的能指,用于指称具体新闻事件中的对象,进而对象本身成为这种身份符号的能指。

真实在标签符号下的瓦解

新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闻真实性”原则所极力寻求的“客体真实”,面临着诸多无法克服的困境。首先,客观世界的复杂性,表现在新闻事件中为事件的起因、经过的复杂,以及各种利益群体的掺杂。其次,记者认知具有局限性,总是受限于复杂的现实和自身所处的时空状态、意识形态及人性中固有的偏见,对新闻事实材料进行选择取舍,基于特定叙述者的视点来进行讲述。由此,“客体真实”的新闻真实性追求逐渐被一种“符号真实”所取代。

标签符号常被用于负面和消极的报道中:官员都是“腐败”的,城管都是“暴力”的,医生都是“黑心”的,老人都是“讹人”的,路人都是“冷漠”的。而现实却是,“杭州飙车案”中的“富二代”胡斌家中资产可能只有几百万,并不算严格定义上的富人群体,但媒体在报道中并未对“富二代”的资产做过清晰界定,“药家鑫案”中“官二代”的标签被用于一个家庭背景并不深厚的新闻人物身上。符号真实旨在追求不同阐释主体之间感知、理解的一致和共鸣,寻求既不违背事实,又能产生指称价值和意义的新闻符号。然而,新闻标签符号是对符号真实的消解,一方面突破了真实公正的底线,另一方面,产生于标签化的意指过程中的新闻符号不断被传播、放大,对于事实的片面选取和简单归类将符号的接受者导入预设的主题中,这样的新闻符号所传达的信息,其真实性终将被瓦解,从而制造出新的神话。

参考文献

[1] 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2]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4]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5] 饶广祥:《新闻真实的符号学思考》,《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6期。

[6] 蒋晓丽、李玮:《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国际新闻界》,2013第6期。

[7] 张少元:《从“新闻真实”到“符号真实”——李玮<新闻符号学>评介》,《传播与版权》,2015第4期。

(责编:刘扬、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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