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新闻理想对“时效”、“客观”、“真实”、“公众参与”等的追求不仅仅是新闻作为一门职业在信息场域的追求，更是对“民主”实现的终极追求，其背后的逻辑是以信息的对称拥有作为人们彼此平等自由交往之前提。因为附加了诸多利益，新闻理想在实现过程中遇到诸多阻碍，道德规范作用有限之时，技术以颠覆性带来改变，它促进了新闻“时效”、“客观”、“真实”和“公众参与”的实现。但与此同时技术也为新闻理想实现带来诸多困境，如“时空错乱”，“真实”、“客观”悖论和“民主”悖论等。但从历史发展眼光来看，新闻理想实现空间的边界在不断扩展，新闻在多因作用下演进，我们也在不断朝向新闻理想趋近。

【关键词】技术；新闻理想；实现；困境

一、新闻理想之提出及现实意义

新闻作为一种消除人们随机不确定性的信息，天然具有追求真实、客观、时效的属性，然而在早期新闻传播实践中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自发的追求，或即便意识到也并未以新闻理念的形式确定下来。直到现代化报业诞生的新闻业发展初期，新闻业想要作为一专门行业运行，但其从业者，“记者并非受教育者，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非饱学之士，而是四处流浪的涂鸦者、不得志的小说家、纨绔子弟等的离奇组合，没有什么文化熏陶” ，其原则和行业规范才在此背景下逐渐确立起来。再到后期，这些理念划归到“新闻专业主义”等概念之下，成为新闻业者的理想追求，也成为大众对于新闻业的至高期待。

至于为何新闻业确立真实、客观、时效等的原则和理想追求，而非其他，则还要回到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上来探讨。新闻信息所承载的内容的传播决不仅仅是“符号”机械流动这么简单，它每到一个节点后，都会对接受者的认知、行为决策等产生影响，而一个个微观节点的倾向一致性的改变，就会对整个宏观的社会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个体所处社会阶层越高，越居于权力之核心，其所掌握的信息就越多、质量越高，在利益的争夺上，这一群体就可以凭借新闻信息之优势获得在社会具体场域中的先发优势和主动权，如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等。

这一点从早期商业化报刊所刊登的内容就可窥一斑，早期新闻纸的内容主要是货价、船期等，此外还刊登有其他新闻信息内容。货价、船期这些内容直接影响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他们强调平等基础上的自由的市场经济，那么何为平等之前提？除了法律规范上、社会认可上的交易双方地位之平等，自由之保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双方所拥有信息的平等。只有双方拥有等量等质的对称信息，才能保障双方决策交换的平等，而法律规范等只能保障形式上的平等，具体交易公平却不能保证。因为拥有信息更多的一方势必有更大可能性做出最优决策，而信息拥有量少的一方，尤其是关键信息的缺失，很可能造成对形势的误判，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由此观之，西方兴起的现代新闻业的新闻理想中，充满了对“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的追求，他们致力于对普罗大众的信息供给，努力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企图在新闻领域通过对新闻理想的践行来实现其民主的目标。而其追求新闻之独立地位，也是为了更好践行其原则，达成其目的。在我国，新闻的这一理想也同样适用，虽然我们奉行媒体“工具论”，但我们社会不存在阶级之对立，共同追求“共产主义”的统一目标，如习近平就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而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这两项原则。

当然，新闻理想的追求是美妙的，如果能在现实社会中顺利实行也必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很好的促进社会公平与民众赋权。但现实却是，诸多的利益团体和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插手传媒业。政治团体以自我掌握信息之优势和权力之优势威胁传媒产业，使传媒业在诸多情况下不得不依赖这些政治团体，并且在新闻理想上做出妥协让步；拥有传媒接近性的团体和个人则过多占用传媒资源，实现其自身影响力的扩大，以强势的新闻信息输出挤占其他新闻信息在信息场域中的位置和声音；而处于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的声音无论是在新闻信息获取还是在新闻信息的输出方面，都败下阵来，使得这些弱势群体在公共场域中愈加被忽视；此外作为同时具备商业属性和新闻公共事业属性双重属性的传媒业本身也让日趋垄断，使得“声音和观点的多元化越来越低” 。新闻理想在这一现实作用下自然也得不到良好的实践。

于是，“新闻道德准则的提出”及“新技术的突破及应用”成为两条传媒业打破有碍新闻理想实现的困境的两条路径。不过人们对于前者的期待是较弱的，新闻业的实践证明，新闻编辑室内，“新闻从业者最终会屈服于传媒老板设定的规则” ，新闻理想并没有随着“理想国”的提倡而变得更加美好。而技术变革，则让人们真真切切看到了新闻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使得新闻理想在实践中进一步实现，促进新闻价值本位的回归，让新闻逐渐摆脱附加于其上的各种利益诉求，事实也证明，“新信息技术能够为终端用户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试图表达意见或回应某种观点时赋以权力” ，新闻实践场域由外而内的倒逼迫使新闻不得不向着理想化方向发展。也由此，人们对技术驱动下新闻理想的实现充满了期待。

但新闻业发展现状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技术在改善现状，促进人们逼近“新闻理想”的同时，还会产生阻碍理想实现的新问题，赋有民主协商属性的新技术也会在落地现实中带来与理想相偏离的结果。接下来本文拟就“技术”驱动下，对新闻理想的实现与困境做一历史性分析，并以发展眼光来看待新闻业实践向新闻理想的趋近，避免由沉浸于某一历史节点而带来的对现实或乐观、或悲观的倾向性评估。

二、技术驱动下新闻理想的实现

技术对于对于新闻业的改变，最显著的在于载体，即媒介的变迁，但事实上绝不止于此，它渗透于新闻生产、传播、反馈等各个环节。与此同时，由新闻信息流动速度、方式的改变，传播主体从单一到多元的改变等，还会带来传媒生态的变迁，从而使现实的传媒环境更加有利于新闻理想的实现。接下来，笔者就从历史角度，对技术驱动新闻理想的实现，做一历时性的考察。大体上，它们沿着微观上对某一新闻特性的促进，来实现宏观上对社会的负责和推进的路线进行。

（一）“时效”的实现

在新闻生产流程中，由事件发生到事件新闻的传播，其“时效性”体现主要在“生产”与“传播”两个环节之上。而技术也在这两个环节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在新闻生产方面，时效性主要是指从新闻从业者知晓事件的发生，到完成新闻采编，最后以新闻品形式呈现出来的过程。对于“知晓事件发生”的新闻信源方面，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还是主要依靠人力来“跑”新闻，再辅助以电报、电话技术手段实现和编辑室的及时沟通，还有摄影、摄像、录音等手段的及时记录。此时新闻媒体主要依靠“线人”和跑固定路线的记者来完成信源的寻找。但即便如此，时效性也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此外还会限于地理空间范围限制和传媒机构铺设的信源采集网络疏密的限制而忽视掉很大一部分的新闻内容。比如政府、财团等天然拥有传媒接近性的群体会获得更多的曝光机会，表达其诉求，扩大其影响力，而对于边缘或弱势群体，由于采集成本的高昂，就不免会被疏漏，其诉求得不到表达。但是互联网络技术的传媒应用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给了所有人在网络场域中发言的权力，信息“爆炸”般的在网络中新生和增殖，“网路上的讯息传散比传统主流媒体来得快，使得主流媒体不得不随时在网路上查询或据以更新最新的讯息” ，新闻从业者进行了由“跑新闻”到“搜新闻”的转变，事件从发生到传播几乎同步，一方面，加快了信源知晓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压缩了新闻生产当中可能出现的对于新闻的扣留。对于新闻采编和新闻产品的形成方面，每一种媒介都有其生产周期，技术进步则在不断加速其生产速度。由报纸以月为周期的新闻书，到以天为周期的新闻报纸，再到时时可插播新闻、特殊时段可以进行直播的广播电视，以及当下的全网在线的碎片化生产，还有机器人几乎同步的文字、音视频制作，新闻事件的发生和新闻产品的生产几乎处于同一时段。甚至于，基于大数据的分析预测，新闻产业还能实现对未来的超前准确预测，从而让人们对未来趋势走向有前瞻性的了解，并作出相应的匹配决策。

在新闻传播环节，其“时效性”则主要指的是新闻产品从编辑室出来，或者新闻消息从现场出来到达受众一端的速度，有时，还包含了媒体接收到的用户对新闻内容的反馈。传播环节速度的提升在最初是依靠交通手段的进步，从畜力到蒸汽，再到电力，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时效性也越来越强；此外，还有通讯手段的发达，让人们可以摆脱地理交通的束缚，通过信号远距离沟通和进行新闻信息传播，这包括电报、电话以及当下的互联网5G时代的到来。时空极大被压缩，新闻时效性大大增强，人们生活也由信息交换速率的提升而有了极大的提高。新闻理想在专业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客观”、“真实”的实现

“客观”和“真实”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新闻业的生命，但碍于新闻信息获取成本、新闻信息核查成本，以及对“客观”、“真实”坚守的被其他因素干扰的现实成本，被视为新闻理想追求的“客观真实”始终被迫让步和屈服于现实。而这一切都随着技术的介入而得到改观，事实核查软件开发让假新闻无处遁形，“区块链技术创造性的用数学方式解决了信任问题，增强了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和透明性” 。当然，这种改观也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新闻从业人员的主动改变，新闻业竞争的需要，以及公众的倒逼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为新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条件。

最早的新闻报刊与其说是新闻纸，不如说是广告纸、宣传纸。密密麻麻的广告，偶尔穿插几条不一定真实的新闻；政党报刊更无客观和真实可言，其目的追求即是对对手的攻击，不在乎真假。当然以上这些现象既有新闻理想、新闻意识尚未明确树立的原因，也有技术手段落后的因素，几个人的编辑部想依靠真实新闻填充起一份报纸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点与当下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一个新闻编辑可以同时运营多个公号和平台，技术的进步为其新闻实践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可能性。然而，客观与真实到了我们称之为传统媒体时代的报纸、广播、电视时代，虽然有较大提升，但在当下看来也依然十分有限。碍于新闻采集成本和新闻事实核查成本的限制，还有新闻对时效性追求导致的时间上的逼迫，媒体用“形式、内容和组织间关系装点起客观性” ，新闻业用“形式客观”代替“真实客观”，用媒体“选择构建的真实”代替“现实的真实”，媒体人也用这些形式来安抚自己，对新闻理想所真正追求的境界采取逃避策略。尽管如此，这一切依然是可接受的，在当时看来也是理想的新闻业，毕竟人们没有更优的手段获取质量更高的信息，形式客观也对人的主观性有所限制，“选择性真实”在不能更贴近事物之时也被当作真实，以此作为认知和决策之参考。

在当下，新闻理想所追求的客观与真实，不再仅仅是新闻人的苦苦努力和求索，它在互联网全景信息之下得到自然而然的实现。互联网络场域中，信息实现了由“完整”、“结构”到“碎片”、“解构”转变，虽然不能够保证每一个碎片的全面、客观，但碎片的拼接往往能够覆盖尽量全面的角度，最后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情境。此外，算法也让新闻信息的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编辑到个人的转变。区块链以技术手段直接推动新闻真实的实现。不过，虽然新闻理想得到了实现，但这一理想的实现不是由新闻媒体所主导，不是以专业新闻为中心，而是以互联网技术和大众为主导，以碎片化信息为中心，暴露了新闻媒体以往对客观和真实的操纵，削减了其权威性、主导权。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从信息稀缺时代、垄断时代到信息丰裕时代的必然转变。从小的方面来看，这是新闻从业者对大众权力的归还；从大的方面看，这是新闻业实现其理想的必由之路。这里的新闻业，不再是狭隘的传统新闻业，它还开源的包含了更多的新闻产业形式，如目前最为活跃的平台型媒体等。

（三）公众“互动参与”的实现

新闻业的公共服务性质及其为公众服务的宗旨，使得其在逻辑层面必然重视公众的参与和与公众的互动，倾听其声音，反馈其需要。但遗憾的是，理论上的美好追求在现实当中一直难以实现，直至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公众有抛开以往媒体的能力，实现线上的互动参与。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与公众的互动主要依靠“读者来信”、“热线电话”等渠道，不过在媒体内部，对这些内容的处理却一直不被重视，有的将其作为新闻线索，有的则仪式化的将这些内容束之高阁。理由很明显，媒体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沟通的成本太高，并且这些沟通所带给媒体的回报也十分有限。这些反馈以“价值不够”为由而被置之不理。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媒体应用则不然，从第一代门户网站开始，评论的互动反馈就让民众参与性开始显现。“来自读者的评论始终受到编辑团队的高度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发展中，门户网站的新闻评论功能并不只是丰富了新闻产品和纹理，更‘培育’了新闻读者的理性精神和公共参与意识，构成了互联网新闻业的一项核心的价值功能”。 此后的微博微信更无须赘言，在社交媒体场域中，公众不仅参与，并且获得了一定的传播影响力，无论大咖也好、草根网红也好，通过平台，开启了个人新闻传播的序幕。这些个体新闻内容丰富，有时甚至使得专业媒体机构都来此寻找新闻线索。至此，公众的参与不仅被纳入新闻生产之中，个体还拥有了自我的新闻互动空间。

技术打破了渠道垄断，让新闻场域能够容纳更多的传播主体。它不诉诸于新闻人的情怀和道德信条，直接用低成本的技术创新，实现了公众参与的革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对传统媒体的抛弃，但新的新闻业态让新闻理想有了更多的伸展空间。

三、技术驱动下新闻理想的困境

前文已述技术带给新闻业的种种变革及对新闻理想的促进，但技术本身也并非是有利无害的完美存在。技术还会给新闻业带来诸多新问题，进而有碍于新闻理想的最终达成。比如在电报时代，技术垄断就一度为媒体所苦恼，“电报服务不仅资源有限而且费用昂贵，而且又担心电报公司会控制信息渠道” 。因此，技术给新闻理想的实现带来的困境也不可忽视。由于历史上因技术落后带来的传媒困境在谈论技术的促进作用时已经提及，故这里笔者着重谈论当下，即种种现代化技术的传媒应用给新闻理想的实现所带来的新困境。

（一）“新旧闻交织”的“时空错乱”

互联网的无限空间、搜索引擎的便利查找以及算法的智能推荐，为追溯过去、关注当下、预测未来都提供了可能。快捷的新闻消费方式，互联网新闻缺乏时间性的排列，导致人们对“新闻”与“旧闻”之间界限的区分模糊。虽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在当下依旧有探讨的价值，因为时至今日该问题并未得到良好的解决。

虽然说旧闻并不等于无价值，所谓“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旧闻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语境，其意义和作用可能并不亚于“新闻”。新旧的混淆带来是认知和时空的错乱，这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可能带来极为负面的后果。尤其在所谓的敏感问题方面，昨日之旧闻很可能触动群体非理性情绪，造成对现实的过激反应，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与不安等。而这显然是与新闻理想的追求相背离的。

（二）技术带来的“客观”、“真实”悖论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信息传递与意见的充分表达，以碎片全景还原真实的同时，智能技术如VR等和大数据又对新闻“真实”带来新的挑战。

首先来说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在近些年获得迅猛发展，它被用来模拟现实情境，有强烈的代入感，让人们重回事件发生的现场，给人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该技术被用于新闻业的初衷即是为了提升公众的新闻临场感，更好还原真实事件，帮助对真实的认知。但在哲学层面上，却引起了对“虚拟现实与现实区分”的反思。“从胡塞尔的‘无限性视域’角度来看，我们是无法区分虚拟现实和现实的”，“现实其实是一种相对的约定，至于何者为现实何者为虚拟，其实只是一种立场的选择”。 那么在真实与虚拟的界限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新闻理想一直追求的真实又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不仅是对新闻理想的拷问，同时也是对人类认知模式的拷问。

再来说大数据。大数据的应用被认为使新闻业摆脱了编辑记者的主观认知，用更为客观的数据来说话。但由于数据量巨大，且远超出人们的运算能力，数据处理只能通过算法进行。而这就带来真实验证困难的问题。首先是数据来源是否真实、客观、全面，其来源分散广泛，我们无法追踪，并且数据的质量还取决于收取数据终端传感器的质量，以及人们进行数据处理的主观选择，不同选择标准的数据经过运算处理后可能建构出完全相反的事实，那到底何为真、何为假就成了对人类和新闻业的拷问。另外，我们认为大数据能够带来更加真实的前提是，数据的算法是客观的、价值无涉的， 但算法的程序编辑却包含了新闻业者和程序员的双重价值判断和选择，算法所进行的每一步运算，都包含了设计者的价值倾向。并且相较于传统编辑记者决定的时代，技术通过客观真实的算法中介，让意识形态都隐藏起来，具有更强的迷惑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本身是一种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欺骗性表现在一方面其“意识形态较少”，另一方面是其“隐形”性。 如果说以前人们还在意识中保有对新闻带有的不客观和虚假的警惕，那么技术的装点，则让人们不设防的接收其输出的一切，而这则是危险的，尤其是当有特殊目的的人以客观真实的技术手段装点其背后意图之时。

技术让新闻理想距离“客观”、“真实”更近一步，但新问题的产生又让我们无法彻底的到达彼岸。

（三）技术的“民主”悖论

新闻理想对时效、客观、民主、公众参与等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民主，技术的发展和传媒的确为新闻理想的实现和民主的实现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技术也便利了利益团体的利用，出现与民主相背离的现象和问题。

首先是“数字身份档案”坐实“网络分层”，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平。 当下的算法推荐实现了人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数字档案为相应群体提供其所需要信息，但这也为民众在数字领域的分层提供了依据。人们幻想互联网乌托邦，对其大加赞赏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互联网倾向于水平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 ，即互联网打破了以前工业化社会当中从上到下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型科层体制，使社会层级结构更为“扁平化”，也因此，每个主体得以摆脱现实束缚，而获得线上的平等。一方面是表达的平等，另一方面则是被对待的平等。个人数字档案的建立，不干扰前者，人们依旧可以自由的表达，但是对后者却有着巨大的影响。相关利益团体将会只关注能带来较高价值的群体，低价值甚至负价值的群体会被数据和算法直接边缘化。可见，数据和算法一面方便了用户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方便了非民主力量的介入和操控。

其次是算法推荐与用户主动选择的悖论。信息的极大丰富虽然充实了所有人的新闻信息储备，为决策提供全面的依据，但过多的信息也带来选择的障碍和困难。于是紧随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分散生产之后，信息聚合成为新闻媒体需要为人们解决的首要问题，它包括信息的去噪降维，删除冗余，同时精准化投放等。尤其是精准化投放这一环节，其依据是用户之前的行为信息，对用户尚未表现出的维度无法知晓，但大量的信息填鸭和推送又占据了用户大部分精力，最终导致个人主动选择的部分丧失。与此同时，算法的推荐除了数据客观之外，并不排除算法被操控情况的发生，民主于悄无声息间被剥夺。

最后是平台垄断的再中心化。互联网虽然是扁平结构，且平台入口所需代价极低，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网络赋权分散了过去集中的权力，微博、微信、抖音，从简短文字到短视频，让最没有表达能力的人也获得了发言的权力，传统媒体时代的垄断似乎已经不再有效，传统媒体的衰落现实也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但这仅仅是就平台场域内部而言，以及在过去的媒体定义范围内来看，技术让专业媒体团队与个体权力对比缩小。从新型新闻媒体平台角度来看并非如此，即便是理想状态中互联网场域的每个节点都平等，但所有的运行都要依靠相应的物质基础，就像过去的通讯依靠电报一样，电报公司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对信息的垄断，当下的平台也是如此，它以掌握物质基础实现更大范围的权力的垄断。互联网场域内的去中心化在更大的范围带来技术公司垄断的中心化，它们以“放权”获得更高度的“集权”。就有研究称，脸书实际上具有某种“国家能力”。 而这个帝国刚刚兴起，却又缺乏规则约束，因此技术带来的民主到底几何，也让我们打上一个问号。

四、多因作用下新闻理想的向前演进

新闻信息作为桥梁沟通起个人、组织、社会和国家，其对每个节点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内容的输送，更在于基于内容背后的权力角逐，因此新闻理想不仅仅是业界的追逐，也是人类共同体的追求，它作为民主实现前提之一而在不断的寻求落实。

也正是由于其地位的重要，理想的乌托邦在现实中总不能得到实现，总有主观或客观的阻碍掣肘新闻理想。而技术的介入对打破既有传媒格局，重塑传媒生态，解放新闻理想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它不再通过对规则条文的修订，而是直接改变渠道与内容生产方式，以反传统新闻机构逻辑的方式实现对新闻的松绑，进而达到对新闻理想的解放。

但通过梳理我们发现，技术似乎也并不是一剂“万灵药”，技术被善的一方使用的同时，也被恶的一方加以利用，与此同时技术本身似乎也会带来新闻理想实现的困境，如时空混乱，真假模糊，民主悖论等。这似乎使得新生的曙光瞬间被遮蔽，让我们在如何实现新闻理想的道路中感到迷茫。

如果将视野放宽、放远，有一定的历史纵深，就会发现，新闻理想的实现本来就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由于内容背后的权力角逐，它是资本、政治、技术、民主理想等多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一方面，虽然这些因素都试图利用新闻媒体达成自己的利益，但还应注意到这些因素彼此之间也存在矛盾冲突，新闻理想就在这夹缝间寻找生长空间，不然我们不能解释为何被资本和政治控制的媒体能够爆料出“水门事件”，而与此同时，在战争面前，媒体又失去新闻坚守，让版面充斥虚假报道。另一方面，新闻本身想要发挥影响力也要有被信任的形象坚守，不然像2016年以来的后真相的出现，就表现了“信任异化后民众的诉诸非理性情感的” 抉择，这就使得各方为了更大的利益而会部分让渡自己的利益，确保新闻理想的有限伸展空间。

技术的作用就在于逐渐拓宽新闻理想伸展空间的边界，将当下与早期新闻业对比，无疑今日新闻理想的实现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并且，我们在后面探讨的新闻困境，也并非以往的旧问题，而是基于未来更趋近新闻理想实现，对当下进行的困境反思。况且，技术本身的逻辑即是“解决问题—存在新问题—扩展组件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此外，道德的约束作用也不应当被忽视，它与技术一起，辅助新闻理想的实现。

最后，对新闻理想所终极追求的民主的实现，也不必过于悲观。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从来不唯一，媒体新闻信息只是诸多渠道之一。人际传播、内部消息等都在机动灵活的调整人们新闻信息的获取，辅助人们的行动决策。社会的运行也是具有十足的弹性，新闻信息的放开与紧缩不会带来坍塌式影响，除非它与其他因素化合作用。只不过这些渠道的畅通会加速新闻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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