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全员媒体的信息流动 提升公众的信息安全感

肖珺

2020年02月25日07:28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是全国人民面临的最大挑战,“武汉封城”也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人口千万级别大城市采取的最严厉防疫措施。武汉无疑处于疫情的中心,1月23日封城之后,信息流动速度更快,信源和内容更庞杂,但还是难以满足身处漩涡中的民众所需。面对疫情发展、社会治理等诸多的不确定性,社会公众强烈依靠全员媒体的信息公开和新闻供给,维系和提升信息安全感。过去几年,媒体融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的快速发展,为本次抗击疫情的信息流动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渠道和内容生产模式,更重要的是,展示了非官方媒体、机构和普通民众作为新闻报道主体的蓬勃活力。2019年1月,人们在“四全媒体”(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重要论述中,认识到社会方方面面各种主体(个人、各类机构等)都可以通过网络进入到社会信息交互的过程。那么,具体到武汉,民众是如何获取信息?全员媒体发挥了哪些社会功能以满足人们的安全感?

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态》(第一轮)调查报告,其中关于“了解渠道”的情况是:“微信所占比例最高,有82.36%的民众会通过微信了解疫情,其次是微博,75.77%的民众通过微博进行了解,其次是电视、网站以及新闻客户端。周围人的口口相传也占到了28.98%。”1月30日,(第二轮)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主流媒体信息可信程度的评价大幅提高,私人信息可信程度下降,数据显示:“‘政府部门发布的疫情整体判断’的可靠性从76%增加到85.6%,上涨了9.6%;‘地方新闻媒体’的可靠性从75.6%增加到84.2%,上涨了8.6%;‘知名微信公众号’的可靠性从54.2%增加到58.1%,上涨了3.9%;‘中央媒体,如央视、新华社、人民网’的可靠性从89.5%增加到93.3%,上涨了3.8%。” 两轮调查面向全国,问卷数量分别为11055份和1782份,可作为抗击疫情中媒体传播功能的参考之一。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第一,民众通过多元渠道,特别是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第二,对新闻的信任度将影响公众对社会事件的判断。

抗击疫情以来,武汉民众对信息接触的主动性越来越高,信息渠道越来越多,公众普遍经历了从最初的资讯短缺到现在的信息过载,甚至对有些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市民而言,信息冗余已成为一种干扰与噪音。但总体而言,由于疫情控制形势异常严峻、暴露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对能提供硬事实的新闻需求仍非常强烈,对破解“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透明性诉求始终存在。大致来看,全员媒体都使用了两微一端短视频、百度等平台,平台为信息流动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特别是不断优化手机移动端的获得路径。从内容生产和传播主体的角度划分,武汉市民高度关注的全员媒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主流媒体的权威信息

中央级、地方级党报党刊发布的权威信息受到高度关注,特别是中央政策、地方政策、救助方案、定点医院、医疗物资等信息的发布和解读最受关注。地方媒体如长江日报的记者们也是最早采访华南海鲜市场的新闻记者之一,湖北卫视1月25日开始推出“全天多时段直播”,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也组织专班制作“湖北权威发布”专题,嵌入长江云、湖北日报等省级媒体的App等渠道刊发。中央级媒体中,1月27日,央视频推出第一个24小时直播;2月4日开始,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联合全国媒体资源面向全国征集新冠肺炎求助信息;新华社通过现场直播报道医护人员出院、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启动等关键事件。2月4日,《新闻联播》又透露重要信息: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应急新闻办主任张小国表示,中宣部已调集300多名记者深入湖北和武汉一线进行采访报道。中央级媒体大批下沉到武汉一线,和地方主流媒体共同报道,特别是搜集、整理求助信息并及时反馈的处理过程表明,市民很需要,也很欢迎通过信息公开推动社会治理、病患救治的方式。抗击疫情作为党和政府统一管理下的攻坚战,信息纷乱时刻,市民对权威信息的依赖性更强。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加入求助、救助信息接洽和监督后,市民更将媒体视为可以救命的途径。

市场化媒体的深度调查

2月2日,微信公众号“动态大参考” 对我国13家市场化机构媒体在疫情公开后一个月内发布的相关原创稿件进行了分析,这些媒体包括:新京报、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第一财经、财新、澎湃、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财经杂志、中国经营报、北京青年报、界面,除这些外,凤凰卫视、封面等媒体也都有相关报道。他们的深度调查确实对武汉抗击疫情的工作进展和舆情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第一财经2019年12月31日发表国内最早确认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媒体报道;澎湃最先发布来自金银潭医院的现场视频等。总体来看,自1月20日国家领导人对疫情做出重要批示、钟南山证实新冠肺炎人传人后,一批批冲破迷雾的深度调查报道揭示真相。市场化媒体也通过让渡利润的方式体现其公共服务的理念,比如,1月21日,财新App对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专题报道内容进行“限时免费阅读”。深度调查作品是抗击疫情报道中的稀缺品,难度很大,而且记者直接暴露在救治一线,会威胁到自身的生命安全。但正是这样一篇篇犀利如手术刀般的作品,如武汉红会、李文亮事件、超级传播者、论文风波等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报道,这些作品才让社会各界逐渐了解到难以被获知的事实。

自媒体的多样化书写

自媒体非常活跃,提供了多样化的书写和尽可能充分的素材,是武汉居民各群内广泛转发的信源,当然,这其中伴随着谣言与真相,事实与情绪,需要市民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进行自我辨识。不同类别的自媒体发挥的功能有所区别,机构类媒体通常也是权威信息来源,个人媒体则因传播主体的身份差异而不同。

(一)机构类自媒体

1.政府部门。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微信公众号“武汉发布”等是地方政府的发布渠道,其中“权威发布”中关于新冠肺炎的第一条信息来自2019年12月31日,标题为《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27例病例、华南海鲜城、未发现人传人等关键词都来自此篇,目前,该公众号平均每天发布8-10次,2月11日最早的一次推送时间为00:42,宣布“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除地方政府部门外,中央和各地政府部门在两微一端等各平台都在做权威信息的积极推送,比如,2月10日,《陈一新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他与武汉各区一把手的“群聊记录”首次公开》就是由微信公众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率先发布,再被各大媒体转发的。

2.医疗机构。医院两微作为抗疫一线的事实提供者成为市民的重要信源,比如微信公众号“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微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本地医院的两微账号中,既有人物、事件的动态信息,也有治疗经验的及时总结,有时候还有辟谣帖。外地医疗机构中,曾有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微信公众号“华山感染”发布的《张文宏:两张图给出返程与返工后的疫情走向,必以最大决心方能胜利》(2月5日)的冷峻分析被刷爆朋友圈,也给期待“拐点”早日到来的市民浇了盆凉水;《张文宏:节后返工和气溶胶传播是否会打破当前来自不易的拐点》(2月11日)又以简洁、明晰的语言解释了“气溶胶传播”,回应了公众的诸多疑问。

(二)个人类自媒体

QQ群、微信群里每天流转着大量个人类自媒体信息,大部分无法获悉确切来源。短视频、文字帖、截图等是比较常见的模态,其中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有愤怒、质疑和求助,也有感谢、温暖和救助。信息空白期时,普通人拍摄的现场视频缓解了很多人内心的不安全感。比如,看不见的街道、不了解的医院和方舱等,不论是抖音,还是普通拍摄的视频作品都带来强烈的情感代入。最有价值的自媒体报告是一些“救命帖”,他们的作者是真实冠名的一线工作者,如医生。印象深刻的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急诊科张劲农所著《武汉协和医院处置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策略及说明》(1.2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张笑春教授在朋友圈发布的《强烈推荐CT影像作为目前新冠肺炎首选诊断方法》(2.5)等都是被广泛转发,引起强烈社会关注的内容。除上面三类外,微信公众号“丁香医生”“知识分子”等对科学争议中焦点问题的讨论也被广泛关注。

上述内容是基于参与式观察的初步归纳,不一定全面。武汉市民身处灾难的漩涡之中,对信息的敏感度和兴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因此,通过更多的信息公开、事实供给和答疑解惑才能让公众获得信息安全感。信息安全感,一方面是公众通过依法享有的知情权而积累的社会信任度,另一方面也是人类在面对危机事件、重大灾难中自然流露的各类情绪的综合感知。当然,肯定会出现流言或谣言(不是谎言或假新闻),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信息不透明不充分而出现的不确定信息的传播,这是人们为挖掘真相、警示风险和释放焦虑而呈现的正常现象。如何科学对待呢?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的“4·19”讲话曾有清晰判断:“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由此,充分保障全员媒体的信息流动,提升疫情漩涡中公众的信息安全感是应该坚持的传播路径。

(作者为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微信公众号)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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