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传播的电视力量

何天平

2020年02月25日07:36  
 

大疫期间,更体现信息传播的社会信任。与2003年“非典”相对照,今天我们正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舆论环境,背后也关涉巨变中的传播环境。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为大众输出了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源,却也在某个侧面引发人们对媒介信任度的进一步思考——至少由目前可见的信息环境来看,更“透明”的互联网并没有让这种状况变得更好。

这不止落于“谣言”一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于普罗大众而言覆盖了包括事实判断、召唤共识、舆论监督、有效动员、宽慰焦虑等多个维度的意义。这也是纵然十余年过去媒介环境早已天翻地覆,当今天的传统电视频频被计算着何时终将落幕,但在重大突发社会事件面前,电视所具有的权威性、公信力以及凝聚共同体意识的能力依然是其他任何一种媒介无法取代的。

第一,电视独特的大众化底色依然具有结构社会的潜质,最直观的效应体现在凝聚共识

电视基于视觉性对大众长期展开的“培养”,使之成为了一种消弭代际和经验壁垒的主流媒介;在过去数十年中,“大事看电视”的大众媒介接触习惯既具有号召力也体现出一般惯性。纵观诸种媒体对此次疫情的反应,有如《财新》《财经》《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报》等充分彰显新闻专业精神的专业媒体践行社会责任,起到至关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但之于更基层的信息触达,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化媒体则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疫情信息传播的时间轴看,全国民众首度全面性地予以大疫以准确性的认识来自于1月2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1+1》栏目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报道,主持人白岩松连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证实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并在传播层面让疫情得到全国各地的高度重视。而在此前几天中,互联网在实际上已经输出了大量信息线索,但在把关机制和权威通道不明朗的状况下这些似乎有迹可循的信源并没能引起普遍意义上的重视。白岩松连线钟南山的这一报道既代表了事实判断层面具有公信力的拨乱反正,也折射出电视仍然强劲的社会信任:大众对突发疫情形成的认识,今天的互联网提供了充足却时常难辨是非的线索,然而在一个信息过剩信息价值稀缺的特殊阶段里,最终凝聚共识、提供参照的依然是电视。

可与之相参照的事件是一则在1月26日广泛流传于社交网络的谣言,提示要求学生、家长、老师准时收看当晚《新闻1+1》连线钟南山院士的直播报道。几小时后,白岩松现身辟谣,表示当晚并没有该节目的编播计划,且指出如若不加以说明,反而会对疫情信息传播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造成破坏性影响。谣言映射某种群体性的社会心理:人们期待具有权威性的电视机构和电视人与专家一同现身答疑解惑,有效指导人们采取行动。尽管形式上略显啼笑皆非,但背后也透视着在信息规模庞大、信息通道繁多的状况下人们对可触达的有效信息的强烈渴求。一个细节是,谣言在家长群内大量转发,老师要求学生、家长共同观看节目,体现低龄受众、家庭受众的传播特点,这也从侧面加以启示:互联网所提供的海量信息良莠不齐,尤其是面对复杂疫情传播状况时,其识别和认知对受众提出了较高的媒介素养要求,信息沟的存在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能从驳杂的互联网信息中甄选出有益的部分,应当纳入考虑更大多数的青少年、中老年观众的信息诉求,电视的传播仍然具有结构社会的长效机制。即便在互联网影响下其常态性的传播建制正在受到冲击,大众传播的影响力似乎正在消褪,但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度的媒体组织和媒体人是存在的,被互联网“瓦解”的共识依然需要有如《新闻1+1》这样的载体将大众的安全感、归属感、可信赖感推及一个恰逢其时的位置上。

第二,电视的示范作用具有普遍的意义,其所能唤起的社会动员能力不容小觑

面对疫情状况的深入,阶段性的特点动态信息也在不断更新,首先是自我防护的要求。1月21日,总台央视主持人欧阳夏丹在《主播说联播》栏目中戴口罩出镜,强调“少去人流密集处,出门戴口罩”,起到积极的提醒作用。

电视较之互联网更实时、去中心的动员机制,在调度整合媒资、提示民众采取行动的层面上具有较为集中的号召力。这种社会动员能力更普遍地体现在电视通过调整编播策略来强化自身的议程设置能力。

其一,常态化、滚动式的新闻直播关注全国抗议状况、直击疫情现场。总台央视较为系统的新闻实践具有代表性:除了定时定点连线专家更新疫情实时状况,也在各电视栏目布局日常性地跟进政策动向、疫情变化、日常防护要求,尤其对关涉大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信息盲区等进行充分观照、及时厘清,其自1月26日开播的《战疫情》特别节目联动新媒体矩阵抵达第一现场、采访一线专家,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发挥了及时的答疑解惑功能。除此之外,有效的舆论监督唤起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武汉自1月底开始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央视旗下新媒体“央视频”24小时全景直播医院建设进度,吸引全国民众化身“云监工”,最高同时在线观看人数逾6000万;2月初武汉红十字会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央视第一时间跟进、报道武汉仓库物资分发状况,成为于纷乱舆情中大众获取明晰线索的代表事件。

其二,各省级卫视新闻栏目排播凸显社会服务功能。除了灾区中心的湖北卫视全面性地调整布局栏目编播策略外,各大卫视均在实现新闻栏目日常增量的基础上结构性地纳入提升广大观众防控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民生类新闻栏目,以唤起大众更为自觉的行动转化:既有大量新增节目,如浙江卫视开设特别节目《李兰娟今天说》,邀李兰娟院士有针对性地回应观众提问,所设置答疑环节对于澄清信息误区、指导民众防控工作做出有效指导;也有常态节目的应急增设,如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每期增加20分钟《疫情防控特别节目》,及时传递防控资讯、增强大众抗疫决心。1月30日播出的《生命缘》抗疫特别节目,记者深入医院隔离区进行采访,关注疫情中的医患状况、关切一线医疗队伍的辛勤付出,增强民众对特殊阶段共克时艰的情感认同;东方卫视《名医话养生》防控疫情特别节目,亦为人们的科学防疫提供了有效参照。

其三,文艺节目、纪实节目以柔软、间接的方式凝聚民众的情感,并在观念上强化了人们对抗疫作为一种系统性工程的准确认识,凸显特殊时期“大众”作为一种整体性力量重塑社会的关键价值。除夕夜,央视春晚临时增设无彩排抗疫朗诵节目《爱是桥梁》,一句“我们在这过年,你们却在帮我们过关”感动无数观众;次日包括东方卫视、浙江卫视、北京卫视等卫视春晚,也纷纷采取了相似的内容增设,致敬一线医疗队伍的同时也提醒大众对疫情的复杂性和影响力引起高度重视。元宵节,多台电视元宵晚会也进行了紧急调整,如央视元宵晚会、湖南卫视元宵晚会都首次取消了现场观众设置,湖南卫视元宵晚会更将现场观众席位改为“弹幕观众席”,云互动之下的弹幕布满现场空座席,很多网友表示“被戳中了泪点”。除此之外,纪录片《中国医生》在春节期间播出,全景再现一线医疗队伍的工作,让人们更理解和尊重医疗工作;以Vlog形式制作、真实再现武汉抗击疫情状况的短视频纪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从不同侧面、第一时间带大家抵达大疫当中每一段值得关注的个体叙事。而此前备受关注的纪录片《人间世》在疫情过程中选择深入现场,记录真实的抗疫故事作为留存和回望。

第三,电视生产着当前最为主流的文化产品,亦成为响应“少出门、多在家”的重要娱乐工具,对于抚慰大众焦虑具有重要的情感价值

在2003年“非典”的媒体传播复盘中,提供了一点重要的提示:在不鼓励出门、聚会的情况下,电视扮演了抚慰大众情感的重要角色。如今,伴随疫情深化而来的亦有新媒体为民众制造的信息过载困境,适时、适量的家庭电视娱乐对于稳定民心具有重要作用。尽管当下的网络视听业发展繁荣,但在特殊阶段中要重回“合家欢”场景,主要的支撑力量还体现在电视。

一方面,对于疫情核心地带的湖北地区,集中增加电视文化内容的播出。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在1月24日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对湖北广电优质电视文化内容的调度供给,精选《外科风云》《急诊科医生》《大江大河》等十部优秀电视剧捐赠电视剧版权;1月31日,国家广电总局再次调度百余部动画片、纪录片等支援湖北广电播出。而对于全国收视来说,两年前播出的电视剧《急诊科医生》中有桥段与现实社会情况所呼应,故而也引发一轮医疗剧的关注热潮,侧面反映观众具有当下性的文化消费选择。

另一方面,也有不足之处:综艺节目出于政策要求和疫情状况停录的现实状况,未能及时为这一阶段提供有效的大众娱乐补给。待播节目纷纷延期、已播常规节目短期停播,如《快乐大本营》《王牌对王牌》等受到跨代际观众喜闻乐见的综艺节目都面临上述状况。尽管特殊时期中电视排播理应大幅让道疫情防控相关节目,但从长效、稳健的机制而言,电视娱乐性节目在这一阶段中并不应当大幅缺席,其对于信息和情绪过载的大众具有释压和转移注意力的重要作用。

据CSM全国网数据显示,今年“特殊”的春节时段电视收视较往年同期都有整体性的大幅提升,总体收视上涨18.1%,人均日收视时长增加30分钟,尤其是对低线城市(可推及全国三线及以下市县地区的基础收视)的下沉影响非常显著,侧面反映出电视在“抗疫”传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这个时代的电视是否会真正走向落幕,但目之所及的电视仍在释放出有益于社会的影响增量,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仍然应当重视电视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网络视听节目评审专家 来源:“青年记者”微信公众号)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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