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充满风险，在环境信息刺激作用下，由于个人感到应付能力不平衡，会产生某种适应环境的紧张反应状态，这种反应称作应激反应或者狩猎反应，这就需要人主动去调控。一般来讲，适度的应激反应有助于人调动起内部机能，获得战胜困难的潜在力量。但是，应激反应如果超过适度状态，就会产生过激现象，不仅无助于困难的解决，甚至还会伤及心理和身体。

在新冠肺炎这类超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封城和宅家造成了人的活动闭锁，这与传播场域的空前扩展和活跃形成巨大反差，我们要意识到人在这种信息场中会呈现一些普遍特点：

一是信息被人感知后一定会引进主观的评价，同时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心理生理变化。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人对刺激的反应是否合适，会影响到心理乃至行为是否失调。

二是人对敏感信息的关注度会不自觉倍增。敏感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会有累积效应，定向累积超出了人的适应能力，就会引起机体心理、生理平衡的失调。

三是圈层循环。根据数据分析，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硬核事实并不是信息主体，而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它们在网络上形成链式放大和循环变形，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当中，熟人的信任传递，会螺旋式地强烈带动人的注意力，形成心理冲击。

当公众知道了这些特点之后，有助于更加了解自己和把握自己。也许会有人讲，自己的健康自己关心，防病毒感染就是要多了解信息才能防护好自己。这个观点看起来有道理，但是任何行为失度就会走向与愿望相悖的境地。例如，常识告诉我们，过载是危险的。人的注意力与时间分配，都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而恰恰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一些人不自觉地陷入信息过载状态，日夜盯住手机屏幕不放，机械式地不停刷屏，直至焦虑难安，健康失调，这就是由信息过载而导致的心理和生理过激反应。

古人讲“心之官则思”，在面对信息大潮瀚漫而至的状态下，每个人都要做有心人，既保护好自己利益，也维护好别人权益。这就需要通过有意识地增加媒介素养，以主动调控取代被动接受，感知到传播即涉责任和伦理，以此获得内心自安和行为得当。

互联网具有普遍性特征，任何人都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布信息，传播学上叫普遍赋权，打个比方叫作网络信息进出“无门坎”。增强媒介素养的作用，就如为自己安装一个双向的阀门，不致使任何信息都可无节制地冲击心灵和产生过度应激，也使自己不会任性地向外发布不负责任的信息。

媒介素养并不神秘，它与人的其他修养是相联系和互通的，只是具体到当下这个媒介社会中，万事万物都通过互联网而媒介化了，所以基于媒介而增加一些与此相关的素养，这既是急需之务，也是固本之策。

媒介素养的基本构成和出发点有三条，一是用以获益，二是沟通交互，三是自护护人。用以获益既需要掌握一定媒介知识和技术，也需要立场与方法；沟通交互决定了双向传播中运用何样的文化与伦理；而自护护人则看一个人用何种道德、法律、责任意识去保护自己和维护社会。

在重大疫情期间，基于用以获益、沟通交互、自护护人三个方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从实际出发、简便可行的方法，调控自己的信息反应，体现出一个有素养的信息接受者的行为方式。

一是调控对媒介信息的依赖性。过分消费信息是一个普遍现象，低头看屏和拇指点动占据时间过多，影响正常生活。意识到这一点后，可以主动降低依赖度，调控用于信息交互的时间，解除冗余信息对自我的捆绑。

二是调控交往伦理的自筛性。哪怕网上一个点赞一个表情，都是对话题的表态，这些既反映立场，也折射出伦理。在算法推荐的场域中，你选什么就优先获推送什么，这就需要体现素养，分辨真伪，注意挣脱“茧房效应”的束缚。

三是调控信息冲击的风险性。从线上到线下，有着潜在盲目行为的可能风险。由不信任感、邻避心理等驱使，有话语冲口而出、事情做了再说的可能。之后可能会后悔不及，但网络行为覆水难收。

在我国一些省份如广东，媒介素养教育已进入中小学，说明其正在成为一项基础素养受到重视。现在遇到重大疫情窗口，给更多的成年人补上这一课，也可列为一项抗疫的长远与应急结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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