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Vlog:一种医疗健康话题的新型纪录

滕鲁阳

2020年04月13日09:25  来源:视听
 

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成为关键词,官方媒体、商业媒体以及自媒体不约而同制播战“疫”Vlog,反映疫情期间人们生活状态和医疗场面,促进了信息的及时公开,也推动了全民战“疫”的进程。

关键词:战“疫”Vlog;医疗类纪录作品;互动反馈;全民参与

在传播更为去中心化、信息碎片化加剧的当今社会,健康传播的主体、路径和呈现都不同于以往,这在此次疫情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不难看到,战“疫”Vlog已是网民注意力所在,而其中的Vlog形式更受青睐。在央视、B站和微博涌现出《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武汉日记2020》等Vlog纪录作品,将移动微视频与电视纪录片巧妙融合,用镜头语言即兴记录“真实现场”的真实反应。

一、社会个体参与疫情信息碎片化展演

医疗健康纪录作品往往以医疗纪录片居多,《生门》《人世间》《手术两百年》以及《中国医生》都是家喻户晓的著作,它们通常以长时段、全角度、精制作、大体量的视频形式呈现。而在新媒介语境下,纪录片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都有了悄然的改变,这期间诞生了不少战“疫”Vlog作品,以“医疗+Vlog”模式广泛传播,这是在特殊时期兴起的非典型产物。

Vlog以一种仪式感的回归,满足了群体性孤独大众的陪伴感,让人们在观看时暂时忘却了实际的孤独,沉浸于画面的氛围中。医疗健康类Vlog纪录作品,聚焦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更具有传播价值。

(一)主题的利益攸关性。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处在疫情中心,还是在其他没有受波及地域的人们,对于健康话题都保持着天然的、本能的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蔓延成全国性的、全球性的疫情。这也使得地球村的每一人都变成利益攸关方,与自身的接近性驱使人们密切注视着疫情的发展,渴望以己之力为抗“疫”战争做出贡献。

(二)传播主体的草根化。相比于鸿篇巨制的电视纪录片,短视频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较小,特别是Vlog这种形式,个人特色是其发生发展的根本优势。这也意味着,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拍摄者、制作者和传播者。而随着拍录设备的普及、相关软件的成熟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只需要拍摄设备便可以随时随地随心记录身边事。在客观条件上,也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普通人,手边也没有复杂繁琐的摄录设备,特别是在“封城”后的武汉,进入当地的纪录片创作者数量有限。同时当下重要任务是抗击疫情、救治伤病,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只要是有一定拍摄能力,并且能够接入互联网的民众,都可制作传播战“疫”日记。在众多创作者中,有具备专业制作能力的央视,有媒体经验丰富的网络大“V”,更多是那些镜头真实粗粝、内心善良热情的草根大众。

(三)传播内容的多样化。战“疫”Vlog内容广泛,包括居家日常隔离、外出采购物品、探访疫情一线等方方面面,大众媒体都会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有不同的媒介设定,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时,这种媒介设定将会体现到作品中。同理,Vlog是一种带有个人化色彩的短视频形式,人格化IP是其重要特征。在现代社会,人们具有渴望自我表达的意向,人的个体性逐渐崛起,创造性和发散性也有所进步,自我创作的意识浓厚。不同人对待眼前的事物,都会有不同的认知、态度和行为。Vlog式纪录作品,赋予了疫情报道新鲜的视角,不仅可以丰富传播内容,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报道的同质化。同时,这也是充分利用手头资源、节约报道成本的一种有效尝试。

二、“第一视角”真实记录疫情全貌

(一)身体的在场增添真实感。从某种程度上说,媒介的发展史可看作是一部个人身体与媒介关系的发展史。口语传播时代,人类通过身体“在场”进行面对面传播;文字印刷传播时代,媒体作为中介取代了身体的“在场”性,使得身体在交流中“隐退”,而以更隐蔽的方式“在场”;电子媒介、网络时代的到来,视觉文化的盛行,作为物质和精神的身体在镜像中重新“入场”。身体都以一种视觉符号进入影像,并突破了身体的时空限制。即便有时身体并未“出镜”,身体作为物质在影像中“离场”,观众也可通过屏幕对隐匿在幕后的作为精神的身体予以感知,这同样是一种身体的主观虚拟“在场”①。身体的出镜,让真实感倍增。战“疫”Vlog,是短视频融合了Vlog模式,拍摄者“身体”的在场,被记录者拥有主讲人的话语权,第一视角产生新鲜内容。片段式的画面呈现,没有过分设计情节,没有过度后期包装,是对抗“疫”生活的日常展现,更像是一种速写的手法,即兴的创作。真实的镜头更具有感染力,这其中包括网民的自发行为和机构媒体的主动布局。

(二)普通人自觉打开了解疫情的“窗口”。武汉“封城”后,人们对疫区的最初了解来源于@林晨同学Hearing上传的Vlog,在画面中,他对于公共场所的实地探访,加深了人们对疫情的认识。无独有偶,@蜘蛛猴面包采取“立此存照”的方式,将镜头对准武汉的大街小巷,留存着疫情期间江城人的生活图景,推出了《武汉日记2020》,受到了国内外网友的广泛关注。当然,上述两位创作者都具有一定的媒介从业背景,新闻敏感性和媒介素养都成为了纪录作品爆红的关键。更多的是普通人对抗“疫”日常的普通记录,“姥爷不让我进门”等群众自发防控Vlog让人印象深刻。

(三)拓宽Vlog播出渠道。官方媒体发展Vlog模式新闻,是其迎合新媒体语境的尝试,也是调整官方语态的举措,例如央视推出《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深圳卫视制播《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记》等。同时,林晨的武汉纪实Vlog得到了央视的大力推广,《武汉日记2020》在优酷、微博和YouTube等平台播放。可以看到,各方联合制作战“疫”Vlog机制的形成,既充分利用了官方媒体的优质资源和策划能力,又能准确激发民众的创作热情,更能发挥各大平台的功用。

三、发挥纪录作品的公共价值引领作用

(一)信息公开社会职责的回归。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社交媒体时代,人们面对的第一场重大疫情,战“疫”,谐音“战役”,人们不仅抗击疫情,还要抵抗疫情带来的负面危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信息集散交换平台,又是情绪酝酿和释放的场所,切合了高速化、碎片化信息传递要求,打破了地理限制与社交圈层,让人们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疫情信息。但误传和造谣也可被放大,满屏的各色信息真假难辨。信息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谣言给公众带来的危机。战“疫”Vlog是普通民众担任传播者和讲述者,在真实性上有所保证,其本身传播行为更是以日常性表达化解严肃性话题的尝试,以真实全面的呈现对抗谣言和恐惧,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心理调适作用。

(二)高度互动和意义“共建”。在传统的内容生产中,传者和受者可谓泾渭分明。而在新媒体语境下,“围观者”通过点赞、转发和评论参与到话题中来,既能够起到一定的医疗健康知识的普及作用,让人们提高注意力和防护力,另一方面也能够鼓舞更多人参与到战“疫”日记的创作中。比如,央视《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在电视端和移动端播出的同时,也把经过剪辑加工的作品投放到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中,开放弹幕评论,加强与网民的互动,“武汉加油”等评论凝聚全民战“疫”的决心。网民基于主观能动性的良性反馈,共享意义空间,扩大了战“疫”的辐射面。

(三)为医疗健康纪录作品提供了新思路。毕竟医疗主题行业剧在几年前已经达到了高潮,医疗主题真人秀也在当时掀起了一阵风潮。当下,人们对于健康的诉求更加强烈,在疫情爆发和控制阶段,“求生欲”和信息焦虑超出往常,医疗健康纪录片是朝阳产业,亟待探索和挖掘。一部部经典作品问世,也给今后该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Vlog式纪录作品,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用低成本赢得高关注,是特殊时期红极一时的特殊产物,不失为医疗健康纪录片发力方向。但是,待疫情褪去,此类型纪录片是否能在市场上立住脚跟,UGC创作是否能够满足商业化要求,纪录作品是否又能快速变现,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注释:

①张文娟,朱颖颖.Vlog:短视频传播的变与不变[J].传媒,2020(01):45-48.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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