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李舸在武汉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现场采访拍摄 摄影/徐讯

　　3月6日，中国摄影家协会小分队在武汉为援鄂医疗队队员拍摄肖像 摄影/鲁澧

　　3月8日，中国摄协小分队成员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为医护人员拍摄肖像 摄影/曹旭

　　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前的最后一夜。李舸（右）、中国摄影报副总编辑柴选（中）与医护人员共值夜班 摄影/沈伯韩

　　新冠疫情下，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李舸和他的100多名摄影队员，不惧危险、逆行武汉，拍摄4.2万多名援鄂医疗队员摘下口罩，露出可爱可敬的面孔的瞬间，也记录了4.2万多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就在5月15日，刚刚结束医学隔离观察的李舸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称，为4.2万多名援鄂医疗队员拍摄肖像、为历史建档，这么庞大的工程在世界摄影史上几乎是没有过的。“这群像背后，彰显的是不屈不挠的中国精神，以及抗击疫情当中的民心国力，同时也为援鄂医疗队员提供了一次释放压力，舒缓心情的机会和理由，打开了一道情感的闸门。”李舸还透露称，今年6月，国家博物馆将以他们拍摄的这4.2万多名援鄂医疗队员的肖像为主题，举办大型的摄影展览。

　　工作量大

　　100多人为4.2万多医护人员拍摄

　　北青报：李主席，谈谈您作为领队，带领中国摄影家协会队员赴湖北采访拍摄4.2万名援鄂医疗队员的初衷，对于这么庞大的工程量，你们具体是怎样开展工作，做好任务分解的？

　　李舸：2月20日，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一行搭乘高铁到达武汉。此番主要任务就是要为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的医务人员拍摄个人肖像，记录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是为历史留档。

　　可以说，拍摄4.2万余名援鄂医疗队员，这么庞大的工程在世界摄影史上几乎是没有过的。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战地记者也曾为敢死队员拍摄过肖像，但那时由于物资匮乏，拍摄的人数极为有限。

　　况且面对这次新冠疫情，我们摄影小分队一行5个人，拍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出发前，就已经开始跟赴湖北采访的多家媒体记者沟通联络拍摄事宜。此后，湖北武汉、河南的摄影团队、人民画报的团队陆续加入，还有几位医疗队里爱好摄影的医护人员参与，一共有100多人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拍摄团队。

　　拍摄队伍虽然整合了，但无论是工作量，还是拍摄环境均困难重重。起初，我们摄影小分队，一组两人，在医院里只能是医护人员交接班的时候拍摄，这样一天下来才拍50多人，效率不高。而且我们每天长达十多个小时在医院的各个病区穿梭，不仅自己的体力精力承受不住，还增加了被感染的风险。

　　后来我们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的统一安排下，在国家卫健委宣传司的协调下，与各个医疗队的领队沟通，去他们驻地酒店拍摄。这样，拍摄效率迅速提升，最多时每人一天可拍摄一支医疗队，180多人。3月底我们的拍摄任务基本上就已完成了。这其中，我自己拍摄的医务人员肖像有2000多张。

　　拍摄瞬间

　　选好角度抓拍医护人员摘口罩

　　北青报：在疫情一线抗疫的人们，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这样的装备是否增加了你们的拍摄难度，那么你们又是如何克服这一困难的？

　　李舸：是的，首先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病区工作四五个小时。如此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护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选择什么时候保证拍摄顺利进行，又不增加医护人员的负担就显得尤为重要。通常，在医院有两个拍摄的时间窗口，一个是医护人员从病房交接班出来，吃饭前的空当，这时候总得摘下口罩，可以拍摄到他的面孔。再有一个就是从病区出来后在缓冲区进行洗消，进入淋浴间的前一刻，医护人员会把口罩扔到垃圾桶里。为此，这个时间卡得很紧，每人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拍摄时间，而摘口罩的这个动作也只有短短几秒钟。这就需要我们摄影师提前做好工作预案，选好角度和场景，按动快门，抓拍下这一瞬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援鄂医疗队员里，90后、00后的年轻人有一万多人，而且大多是女性。她们平时很在乎自己的容貌和精神状态，经常会自拍一些美颜照片。而当她们从病区里走出，摘下口罩，脸上有疲态和勒痕显现时，有人不大愿意被拍摄，所以我们完全尊重她们的意愿，说可以，我们就拍。不愿意马上拍的，我们就等她状态调整过来，再去拍。

　　另外，除了拍肖像，我们还在病房里对医疗队员进行新闻采访。穿着厚厚的隔离服，戴着口罩，隔着起了雾的护目镜，有时看不清照相机镜头里的影像。另外刚开始我们进“红区”会把相机裹上保鲜膜，结果发现这样不但取景更困难，而且保鲜膜的缝隙和褶皱，还不容易消杀干净。后来只好将保鲜膜撕掉，提着裸机上阵，回到驻地宾馆，用酒精消杀照相机镜头。

　　释放压力

　　帮医护人员打开情感闸门

　　北青报：您自己拍摄了2000多张医护人员的肖像，这其中哪几张让您印象深刻，最能打动您？

　　李舸：这里面没有“最”。在我看来，我们抓拍下的不仅是4.2万多张可爱可敬的面孔，也是记录了4.2万多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我们除了给他们拍摄照片以外，还录视频，让他们说出此时此刻最牵挂的人，这样的短视频大概录了好几千人。他们面对镜头都真情流露，有的说自己父亲去世了，疫情结束后，要到父亲坟头上一炷香；有的说自己的两个母亲（母亲和婆婆）都住院了，无法抽身照顾，就在医院里尽心尽力护理好别人的母亲；有的说自己在这里抗疫救人，没有陪自己的宝宝走出人生第一步，很遗憾……等等，这让我看到了特殊时期呈现在他们身上的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与担当。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拍摄的福建省立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徐健，她所护理的那位98岁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是我国天文学泰斗韩天芑。在医疗队员的倾力救治和精心护理下，他病情好转，转到了普通病房，之后又康复出院。这个事让我很受触动。后来听说整个湖北省有3600多名80岁以上的老人，7位百岁以上老人身患新冠肺炎得到了成功救治。这传递出一个信息，就是我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

　　另外打动我的，还有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生杜厚伟。他是一个比较刚硬的人，也是当天下班走出病房的最后一个人。他看到我正在对一两个护士进行采访拍摄，不屑地说这有啥可拍摄的，他就先去洗澡了。等他洗完澡后，看到我们还在原地等着他，于是就同意了我们的采访拍摄。他戴着口罩，我们给他录视频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还很正常，到了第二句话情绪就控制不住了。他哽咽地说，他很想陪父母一起过个年。每年过春节的时候，他在医院里值班，没办法陪着父母，而在这次新冠疫情下，对很多老年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我们以相机为媒介，与医护人员交心，给他们提供了一次释放压力，舒缓心情的机会和理由，打开了一个情感的闸门。一位心理卫生科医生说，你们这种拍摄方式，真的是非常好的心理治疗。同样医护人员在下班后也通过手机微信与患者进行深度沟通，进行心理疏导，还帮患者下载各种资讯，丰富患者的生活。医患之间的信任感，为治愈疾病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

　　主题展览

　　记录下武汉抗疫最真实的样子

　　北青报：在武汉采访拍摄的这段时间，您的生活状态怎样？

　　李舸：我最近用自己拍摄的123张照片做了一部短片，名为：《武汉，9秒66天》。123，寓意武汉从1月23日开始，进入了一段艰苦卓绝的抗疫历程。这123张照片的曝光时长加起来大约只有9秒钟，而这短暂的几秒，记录了我们从寒冬中的恐慌到暖春下的淡定；从抢救生命的“红区”到隔离生活的社区；从聚焦4.2万余名医疗队员到面对上千万武汉市民。

　　在抗击疫情的武汉，人们的活动范围并不大，能随意走动的人员不多，医护人员是每天医院、驻地酒店两点一线，警察在执勤点上维持秩序，社区志愿者、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都有自己的工作重心。只有我们摄影记者的活动空间相对比较大，职业的特性决定着我们有义务拍摄记录下武汉抗疫最真实的状态。目前我的照片中还没有庆祝与欢笑，有的只是疫情之下，武汉这座城市里所有人的抱团取暖、艰难前行。

　　那时，我们每天的精神状态像被上了发条一样，浑身的弦绷得很紧，根本不知道疲倦是啥滋味。从医院或医疗队员驻地酒店拍摄回来的路上，我们还会采访疫情之下的警察、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们的工作状态，也会去记录普通武汉市民宅家防疫的生活状态。

　　我们始终有强烈的使命感，因为类似方舱医院、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这些特殊时期的场景，你当时不及时拍摄的话，等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些医院清零了、休舱了，你再想补拍，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们只要有时间就不停地拍摄，这是为历史留档。

　　直到上个月底，我才回到北京，这时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才体会到了那种疲倦感。目前我正在整理拍摄的照片，因为下个月，国家博物馆将以我们拍摄的这4.2万多名援鄂医疗队员的肖像为主题，举办大型的摄影展览。（文/本报记者 张恩杰 统筹/刘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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