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张艺谋监制的《我和我的家乡》和黄建新监制的《1921》开机，为庆祝建党99周年和100周年开启的献礼片大幕正式拉开。据了解，今明两年，将有近10部献礼片紧锣密鼓地开拍。去年，《我和我的祖国》以31.7亿元的票房，“测”出了献礼片的市场容量。那么今明两年，扎堆开机的献礼片又将以怎样的创新创意，赢得市场与口碑呢？

　　10年前，《建国大业》为首的献礼“三部曲”在创作上以多明星、大场面为主要特点，这和当时整个市场的商业片特点基本一致。在一个追求“规模”的早期阶段，市场想要迅速扩大，更具知名度的明星配上大场面是最迅速有效的方法。

　　10年后，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献礼片，突出小人物大情怀的创作思路，实际上也是这几年整个市场的一个创作热点。七个短片均用微观叙事，镜头更多地投射在普通人熟知的环境和事物中：《白昼流星》将镜头对准刘昊然和陈飞宇饰演的一对少年流浪兄弟，见证了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这一重大历史瞬间；《相遇》里张译饰演的科研工作者是国防科技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缩影；《夺冠》里冬冬的故事，是女排夺冠“万人空巷”的另类见证人。此外，《回归》《护航》《前夜》《北京你好》等，均突破了献礼片惯用的创作方式，将个人情感放大渲染，或具体或抽象地唤醒人们的民族记忆。从献礼片的发展角度来说，从明星云集的“大人物群像”到以小人物平民视角为核心的群众故事，献礼片完成了一次重大跃迁。

　　献礼片的变迁史，折射着市场商业片创作的变迁史。直到今天，谈到主旋律影片的商业化包装，一定程度上还是类型片技法的运用。但类型片的手法仅仅是讲述故事的“工具”，《我和我的祖国》《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突围，并不是因为类型片技法有多高超，而在于故事本身能够触达观众。

　　作为出品方代表，腾讯影业CEO程武在《1921》开机仪式上也表示：“影片所聚焦的历史节点里，当初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正是平均年龄为28岁的年轻人。这为触达银幕外的当下年轻人并让他们产生共鸣提供了群众基础，希望通过《1921》这部影片，彰显出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强大生命力，让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为之鼓舞。”

　　对于献礼片来说，想要继续深耕市场，除了“小人物大情怀”以及类型片元素设定之外，还需要更多元的方式来满足观众更多样的需求，这其中，如何通过设置悬念来讲述故事，成为献礼片成功的关键。

　　《我和我的祖国》七个故事中，观众熟悉的历史事实背后，是鲜为人知的陌生故事——开国大典如期举行，香港回归分秒不差地实现，背后却有着惊心动魄的经历。《前夜》里，设计师林治远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保证国旗的顺利升起；《回归》中，如何让五星红旗一定要在零时零分准时升起，成为全片最大的悬念。此外，在《夺冠》中，冬冬究竟能不能赶上为同学送行，也是悬念迭起，和女排夺冠之路同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人常说，“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对于献礼片来说，基调早已定好，观众心里也已有了心理预期，如何诱发观众观影的兴趣，悬念设置无疑是既符合艺术规律，又与商业化契合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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