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社会责任是媒体必须担负的公共职责，是媒体存在的社会依据。传媒业从来都是在一个多因素的社会生态中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政治、经济、新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传媒业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这系列变化的核心指向是向该有的社会责任回归。

让主流意识形态抢占制高点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大发展，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所放松。从时代背景来看，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处于复杂的千年变局中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复兴的历史机遇期，同时也是国内矛盾多发期，因此需要高度的凝心聚力；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收入差距拉大、外来文化影响背景下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加之互联网的兴起，众声喧哗中给思想观念的统一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新闻舆论工作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提到了牵系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的战略地位。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闻舆论工作的5个“事关”。显然，新闻媒体在当下承载了更强的时代使命，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和塑造功能，让主流意识形态抢占社会思潮阵地制高点。而我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在我国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正因如此，一方面，媒体要传递党的声音，实现意识形态的凝聚和引领，服务于一国民众的长远利益、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媒体又要积极倾听民众的声音，反映民众的诉求，并且帮助群众实现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在倾听中引导。传媒行业的系列改革基于这个核心点展开。近些年，新闻界全方位开展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全国宣传思想战线深入开展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四力”教育实践工作，意在推动宣传思想工作战线了解国情民情，在和老百姓深入的感情交流中对话引导。

明确要求增强社会责任

我国传媒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伴随着1978年国家财政部对《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的改革诉求，我国传媒体制开启了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市场因素的引进，使传媒得以从过强的行政控制中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但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植入，种种新闻乱象开始出现，突出的表现就是商业利益对新闻客观性和公共精神的绑架和侵蚀。党的十八大以前我国传媒业过度商业化与低俗化的乱象使得传媒业的公信力大大受损，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能力缺失，为此，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启动了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予以扭转。

首先是党报党刊加速落实“两分开”管理。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传媒业启动市场化进程伊始，中央和相关部委便一直通过多个文件强调“两分开”。应该说，系列文件关于采编和经营两分开原则的提出和坚持，既是抵制商业经营对新闻采编的可能绑架，也是对传媒规模化经营活动的推动。但很长一段时间，在现实操作中，很多媒体单位为了谋生存，纷纷通过给采编部门下达经营任务指标，或将采访权外包等方式以解决生存问题，加之人事管理的随意，部分采编和经营人员缺少专业精神和职业精神，飞速发展的传媒业终因社会效益受损而陷入公信力缺失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通过中央巡视等手段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新闻单位严格落实采编与经营分开的系列要求，要求各新闻单位从组织机构、人员岗位等多方面分开，同时严打新闻腐败。

与此同时，明确要求传媒发展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统一。201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再次强化了传媒的社会责任和公益使命，并提出了系列可操作的量化指标和办法来保证传媒业双效统一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2014年6月起，由中国记协组织，开启了“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经过6年持续推进，截至2019年，“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报告媒体范围不断扩大，报告单位增至51家。

新技术推动传媒向融媒转移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另一个战略布局上的重大战略在于基于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央已经明确把舆论及新闻传播的主战场转移到网络上，因此，着力推动融媒体的发展。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其中手机网民占全体网民的比例为99.3%。而基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大量新媒体和自媒体的诞生大大方便延展了普通公众的表达空间，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声。于是，一句话、一张照片瞬间可以掀起轩然大波，互联网上一时间众声喧哗，真相和谣言常常相伴而生，而算法推荐等互联网技术又加剧了社会圈层分化，情绪取代了事实，于是，人们常常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解构了传统媒体把关人限制的新媒体和自媒体在实现舆论监督的同时，也使社会和谐和意识形态面临极大的挑战。这意味着，要实现舆论引领，和公众对话的主战场必须转移，互联网也必然成为舆论引领的主战场。

要牢牢占领舆论斗争的这一主战场，通过互联网接受群众的监督的同时也引导群众。国家相继出台诸多举措意在推动媒体主战场向互联网转移，如《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2016年）。自2018年始，县级融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业界人士预计，2020年年底当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会议就我国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了进一步的部署，以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政治、经济、信息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传媒业正在经历自上而下的系列改革，目的是向社会责任回归，以赢得公众的信任获得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从而得以服务于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凝聚和引领，同时关切百姓之关切。显见的是，传媒业在回归社会责任的同时也逐渐迎来了公信力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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