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电影《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始到金
电影《大浪淘沙》剧照
电影文学剧本《大浪淘沙》封面
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封面
连环画《大浪淘沙》封面
开栏的话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一部部红色文艺经典,刻印着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华儿女接续奋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先进事迹,刻印着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本版今日起开设“品味红色经典”栏目,讲述红色经典的魅力,分享“我”与红色经典的故事,还原记忆中的经典作品、经典形象,为奋斗新征程凝聚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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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这首广为传唱的《工农兵联合起来》,生动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革命者的豪情,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唱到了家喻户晓的电影《大浪淘沙》。
我参加《大浪淘沙》拍摄是1963年。因为各种原因,电影一度停拍,直到1965年才完成拍摄,1977年同观众见面。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影,讲了4个年轻人在革命大潮中追求、奋斗和分化的故事:1925年,青年靳恭绶、顾达明、杨如宽,与在途中救起的逃婚的余宏奎,一同进了山东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们在共产党员赵锦章老师的启发教导下,开始接触革命活动,并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大革命的风口浪尖,有的人投身革命,有的人却投降了敌人。影片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党员形象被生动地塑造出来,令人感动和难忘。
正如有评论提出的,《大浪淘沙》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再现了大革命前后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编导者让主人公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探索、追求、拼搏,在革命浪潮中接受历史的筛选,并以不同结局表明:中国青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是希望之所在。
《大浪淘沙》根据朱道南口述、于炳坤整理的革命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改编。影片拍摄前,我与时任上海市房管局党委书记的朱道南已经相识。他是早在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亲身经历了“马日事变”“广州起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写的就是他和战友们早年参加革命的斗争经历。
导演伊琳是我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老战友、老同事。他是我领悟电影艺术的启蒙老师和入党介绍人。他认为男主角靳恭绶无论外形还是性格都适合我来演,千方百计把我借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
初稿剧本名为《在洪流中》,由伊琳联合朱道南和于炳坤改编,打磨到第五稿后叫《革命洪流》。在改编中,伊琳独辟蹊径地以四兄弟结拜为引头,与原来写实的回忆录主要情节出入很大。夏衍看过剧本后,建议以剧中几个青年人的不同人生道路来明确片名,最后以“大浪淘沙始到金”为立意,定名为《大浪淘沙》。
来到珠影厂后,我按照伊琳导演的悉心指导,对塑造靳恭绶下了不少功夫。我拍这部戏时32岁,全部拍完35岁。按理说,跟剧中男主角实际的年龄差距不小。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我每天一大早起床,就围着大院跑步,加强体能锻炼。有一次,拍了一整天戏,我们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扮演老大哥的简瑞超,从河里摸了很多鱼,大家赶紧用脸盆装起来,捡些杂草干枝,架起来用火炖熟,才美美饱餐了一顿。
我们的外景拍摄去过长沙、济南、青岛、武汉等故事发生地。影片中收回英租界的戏,是在天津五大道拍摄的,因为实际的地方早已不是往昔模样。这场戏场面很大,要求现场参加的群众很多。天津有关方面特地批准封锁了五大道的半条街,置景工人连夜布置成当年的汉口江岸海关。除了群演,天津各文艺团体的许多演员都出了镜。
在济南拍戏时,有一场戏需要马队,济南找不到,就从边防部队调来8匹军马实拍。经过导演的设定,再加上后期制作时镜头剪接的处理,似乎有数十匹马出现一样。我在济南老火车站讲演的虚化出场,就一两个有效镜头,也是折腾了大半天。伊琳导演的要求实在严格。
到1964年9月,《大浪淘沙》的第一批样片冲洗出来,开头和结尾的部分外景都没有拍。这时候,我突然双眼看不见东西了!
那天正是拍“马日事变”的戏。我背着史进扮演的受了伤的老师赵锦章,一层层逃过叛军的严密追捕,来到一处废弃仓库。很快叛军追杀过来,我赶忙打开窗户,想拼死把赵锦章背出去,可窗口被一根根铁条焊死了。
实拍的铁条是用橡皮制作的道具,我必须做出很使劲的样子。那时,在窗外的镜头正对着我,我绷着脸,咬着牙,铆足力气扭弯铁条。只感觉,血往头部一个劲儿地翻涌,我就两眼冒金星,晕倒了。更糟糕的是,头脑很清醒,知道大伙纷纷来扶我,却什么也看不见。
后来医生说,这是连日劳累,又严重缺乏正常的营养供给而出现的眼盲,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可以恢复正常视力。卧床休息,短期内又不能拍戏,我们的拍摄只好延后。
细心的观众能够发现,我在这部电影里,不同的场景,甚至相同连贯的情节中,胖瘦明显不一样,就是反反复复重新拍摄的缘故。感谢摄影师煞费苦心,用不同的机位和角度,尽可能地缩小差距。
《大浪淘沙》从改编、拍摄直到修改发行,可谓一波三折。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影片的拍摄和修改,陶铸同志曾4次亲临指导。在有关领导的建议下,我们认识到,电影虽然是讲述历史,但故事片完全不同于纪录片,一定要综合,要取舍,要艺术加工,不必拘泥于历史事件,电影艺术化才好看。
早在影片开拍时,剧组就以集体的名义写信给陶铸同志。我们这个戏,写的是1925年的事情,而陶铸同志参加过1927年的广州起义。故事不一样,年代大致相同,我们想请他讲讲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后来,陶铸同志来到珠影厂,畅谈了他当年参加革命的情况、广州起义的亲历,还介绍了反映当时武装斗争的回忆录、中短篇小说及文章,建议大家抽空看看,提升塑造角色的水平。
1965年12月底,摄制组如期完成任务时,我已经回到北京。随后就听伊琳导演打来长途电话说,样片长达两个小时,多位领导一起到珠影厂看片。有领导提出,靳恭绶救赵锦章一段,“不要把我们的英雄人物写成‘大力士’,可以改为用枪托砸窗户,或者用其他的肢体动作来铺垫”。听伊琳导演讲到这里时,我不禁百感交集,为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感动,也做好准备再赴珠影补拍。
对于这部戏,我是经过3年漫长的陪伴才终于完成,自然非常关注事情进展。后来,我得知周总理也看了样片,并提出很细致的修改意见。
也许是应验了《大浪淘沙》的片名,这部戏反反复复修改,我也十几次来珠影补拍,最终成片一个半小时左右。1977年3月,历经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终于与观众见面!
有统计说,当年《大浪淘沙》的观影人次有20亿之多。人民日报刊登的观众评价说:“影片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大江东去浪淘沙,革命的洪流中也总是有人落荒,有人叛变。自然,也更有人迎风斗浪,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的彼岸……长河不止,浪花不灭,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大浪淘沙是历史的必然,大浪淘沙是革命的真理。”这是我们想传达的理念。
(作者为电影艺术家于洋,刘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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