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约翰·基恩（John Keane）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

达雅·杜苏（Daya Thussu）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传播学教授，曾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传播学教授

姜飞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委员会会长

主持人：

肖连兵 光明日报社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中心秘书长

所有危机都是充满机遇和创新的时刻

肖连兵：各位嘉宾，作为国际传播学界专家，你们如何看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基恩：这场大瘟疫再次证明，所有危机都是充满机遇和创新的时刻。传染病引发的大规模死亡、痛苦和社会混乱是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灾难的可怕征兆，但这场疫情并不只是悲剧，它同时孕育了突破。

过去一年里，常态岌岌可危，焦虑滋生，疫情打破了旧习，确定性随风飘散，人们变得担惊受怕，整个社会变得脆弱不堪。然而，这场大瘟疫的进程首次在全球范围内表明，人们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和数字化导向的机构减少集体焦虑、对抗破坏和死亡，并促进社会团结。

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运用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疫情防控与以往时代的瘟疫防控区分开来，比如一个世纪以前俄罗斯和西班牙的流感疫情防控。那时，全球首次通过迟缓和笨拙的方式来报道和处理疫情，包括运用电报、蒸汽船、报纸、口头报告和印刷指令来实现隔离、敦促人们戴口罩。相比之下，当前的疫情防控是完全数字化的。在高速、不间断报道的作用下，疫情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媒体事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激发了公众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而新的数字化手段还使得公众对新冠病毒进行着监测和管理，其力度之大史无前例。

杜苏：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和国际经济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但它也为重新思考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球数字化网络中的角色提供了新的契机。信息通信技术在过去10年中极速全球化，这极大地帮助了世人应对此次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中国政府抗击和控制疫情过程中，信息通信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采取的相当笨拙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提倡多边主义，支持世卫组织将防控新冠病毒作为公共事业的举措。中国还倡议建立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使世界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出行、贸易和旅游状态。

姜飞：疫情给全球公共生活带来巨大挑战。隔离接触但不隔离交流，新兴信息传播技术适时有效地承担起连接个体和世界的角色。一方面，在疫情防控要求下，多种社交媒体和软件以及数字技术几乎实现了世界性的普及；另一方面，疫情在深入改变人群和社区常态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世界传播生态。从中国国内来看，疫情大数据系统和各地的健康码管理都有效发挥了疫情防控功能，疫情发布会在纷扰的信息背景下发挥了定盘星的功能，从疫情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大国韧性、大国担当、大国梦想。虽然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尚未结束，但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传播生态博弈却已复杂而炽烈。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并为全球提供医疗防控物资和疫苗等公共产品，美国等国家的疫情却仍在蔓延，全球传播领域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主题下的舆论角力。

数字化网络化媒体正巩固多边规则

肖连兵：如何看信息通信技术对后疫情时代的影响？

基恩：信息通信技术的社会促进作用并不局限于一国之内。同样重要却不那么明显的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正在加速跨国界协商的发展。跨国界协商的目的在于促进协调治理、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疫情并非正在毁灭多边主义，或摧毁区域性和全球性管理机构，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数字化、网络化的媒体不仅提高了公众对全球矛盾以及各民族和国家共同命运的认识，正如中国的例子所有力表明的，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也正在巩固多边规则和跨国界协商的发展。

我们可以说，中国是第一个在信息时代形成的全球性大国，因此中国对世界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开放程度也就不足为奇。在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等创新的支持下，在商业利益和多极化治理机制的推动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信息大国。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管理机构，甚至是中国游客——此次疫情暴发前，中国游客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都更喜欢无局限的流动、远距离的开放、物流枢纽和走廊地带的机遇，通过高速铁路、机场和航道将城市和偏远地区连接起来。流动性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中介。中国扩大了网络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微信在全球拥有12亿用户。

杜苏：作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网络世界的相关议题，如电子商务、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治理方面的声音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在过去10年间，中国已成为一个网络强国。在5G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几乎领先于所有其他国家，这使中国掌控了自己的工业未来。凭借其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和互联网人口，中国的5G移动网络投资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4050亿美元。中兴通讯和华为等中国公司一直处于5G竞赛的最前沿，他们是全球主要电信运营商的重要合作伙伴，并开发了5G及物联网核心技术。另外，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处于世界前沿。中国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国在某些人工智能领域将达到“世界领先”，并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创新的主要中心。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正在大力投资包括人工智能、5G网络、IPv6协议、虚拟现实和物联网在内的面向未来的通信技术。

姜飞：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革命性更新，5G、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传播新技术和新理念实现了物理意义上朝向受众的最后一公里的突破。同时，西方大国掌控的信息技术和传播终端的传播权与传播影响势能，也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断推进的信息革命中被部分稀释，传播的权力呈现出向东和向南迁移的趋势，殖民主义和技术霸权所建构的世界传播秩序正在悄然转向。在这方面，中国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世界性贡献，既技术性地重构了二战以来全球传播的基础结构，也培育了全新的信息传递的上中下游格局和新的力量主体，为全球传播的公共性服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极大助力，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信息传播公共性的基础或者起点。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信息传播新技术的推动下，中国的全球传播平台化建设愈加推动了公共产品的生产，发挥了一种全球信息市场平衡和传播秩序良性建设的积极作用。疫情期间信息传播新生态推动着全球媒体愈加从公共服务意识出发，尽可能地将世界各国（或者至少是联合国成员国）纳入报道。由此我们看到，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国际传播的公共性特征呈现出一种“必需品”的定位趋势，与疫情前信息传播实践和认知框架相比，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性。

信息发布在危机中培养社会信心和团结

肖连兵：从治国理政的角度，人们应该从这场疫情的应对中得到什么启示？

基恩：以较少被媒体关注的乌拉圭为例，该国政府成功控制了疫情蔓延。乌拉圭人口350万，累计有约3.9万个确诊病例，死亡400多例。而面积相似的巴拿马则有累计超过31万确诊病例和5000多例死亡病例。单凭数字并不足以解释乌拉圭疫情防控的成功，其成功还有其他原因，最重要的是乌拉圭政府利用数字化技术赢得了社会信心和公民信任。乌拉圭政府将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二战期间首创的对抗梅毒暴发的老方法相结合。短短几周内，由实验室和公立医院组建一个国家网络。在明确、严肃的社交媒体信息的支持下，政府迅速关闭了学校、酒吧、购物中心和其他公共机构，封锁了与疫情严重的巴西长达1000公里的边界。国产的数字化测试系统迅速用于锁定当地传播链，大规模的检测、复杂的追踪和对患者的社区隔离成为新常态。传染得到控制后，即对多个样本进行数字化监测、检测，对任何给定群体样本中的感染者进行快速识别，使人们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中国、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已经率先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政府使用了数字化的监测预警和公共监督。他们通过封锁边界和关闭机构来防控疫情，此外他们成功的秘诀是开放的参与和对民众的赋权，请民众进行自我掌控，利用大数据和移动电话向民众发布信息，使民众进行自我评估和症状报告，安排电话咨询和移动测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危机的困难时期培养社会信心和团结。

姜飞：中国政府将信息传播新技术运用于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实现了信息生产渗透下达和信息跨越层级边界上传，推动了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的转型，传播现代化正在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有效地支撑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微观层面，短视频实现了疫情防控的高速高效传播，Vlog（视频博客）将UGC（指用户生成内容的模式）纳入新闻专业生产视野，“大数据+云服务+App”的模式实现了“媒体+政务+服务”的融合，有效实现了信息的即时通信和互动。在中观层面，中国实现了由被动监管向监测预警、由单一管理向系统管理、由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在宏观层面，中国利用信息传播基础结构重塑了治理能力转化的新焦点，致力于打造中国的信用传播和传播信用。中国借助大数据分析探索事件之间的偶然和必然关系，实现全国信息的资源性联动建设，推动中国国际化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积极重组价值权威和关系链条。疫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在信息传播基础结构产业领域的新贡献，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突破各种局限、为世界提供更多积极有效公共产品的能力，更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新兴大国在信息传播领域的责任与担当。

肖连兵：杜苏先生，您对世界互联网的发展有什么评价？

杜苏：与中国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各具特色一样，中国互联网也有其鲜明的特征。就市场价值而言，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型公司规模已接近Alphabet（谷歌重组后组建的“伞形”架构公司）和脸书等全球巨头。2020年，中国的电子商务销售量已跃居世界第一，是互联网发明地美国的两倍，并且中国将继续主导其商业和治理。在移动支付领域，中国同样领先于世界。根据2020年11月24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截至2020年，中国已有48万个5G基站，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建立信息和通信网络是中国宏大基础设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其于2015年提出的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旦建成，将形成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一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深化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

中国政府及其日益全球化的网络公司一直在加强其在全球的网络影响力。可以说中国拥有自己的互联网配置，中国是唯一拥有与谷歌、脸书、亚马逊、推特和WhatsApp等很多美国网络资产类似版本的国家。

尽管如此，美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和软件领域仍世界领先，因为美国企业仍影响着全球数字生活。全球99%的数据通过海底光缆进行传输，而呈指数级增长的海底光缆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的烙印。全球数字公司，尤其是微软、谷歌、脸书和亚马逊，对海底光缆进行了巨量投资。2018年，他们拥有或对外出租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海底带宽。随着全球数据量激增、数据的价值越来越大，数据的储存和处理也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在4422个数据中心中，美国占有40%左右。

智能信息通信技术缩减制约全球合作的时空差异

肖连兵：各位对后疫情时代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有什么见解？

基恩：过去4年里，特朗普政府证明了一个事实：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言必称我、回避退缩、以邻为壑。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却恰恰相反：眼光长远、融入世界。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清迈倡议等，中国与周边14个国家积极开展合作。它在亚太经合组织和最近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更广泛的区域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CEP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全球治理机构改革和在许多全球治理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在中国的治理议程上同样重要。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中国领衔的有4个，超过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近年来，中国还帮助建立了新的多边机构，比如建立在务实共识而非正式条约联盟基础上的中阿合作论坛。

尝试建设这些跨境机构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服务并赢得人民信任。未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应该受到惩办，因为它们像从前一样把经济置于优先地位，例如要求工人“回归常态”，兜售“群体免疫”等致命观念，把放任病毒传播和无视短期内的高死亡率视为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减少公共医疗卫生开支的最佳途径。疫情还证实，越来越多的地方问题、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无法依靠各国单独行动或双边行动得到应对。我们的星球正在缩小，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治理挑战越来越多。因此，日益增加的全球合作有助于公平有效地解决大大小小的棘手问题，从而赢得希望免受疫情之困的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而智能信息通信技术将制约全球合作的时空差异缩减到接近于零。

杜苏：中国在不断融入全球数字经济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2020年6月中印发生边境纠纷后，印度宣布禁用2020年世界上下载量最多的抖音国际版短视频App，紧接着美国便对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下手。以上都是“技术民族主义”引发技术战争的典型案例。这已成为继中美贸易战之后，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政治重组的一部分。美国希望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加入其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排斥那些他们认为对民主制度和结构有害的应用程序。在数字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全球价值不菲的商品和跨国货币。对于拥有海量个人和公共信息数据处理技术的美国数字巨头而言，在数据驱动经济模式下，数据的挖掘、交易和处理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权力。美国政府和企业积极推动数据自由化，并坚决抵制数据本地化的尝试。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移动支付等领域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后疫情时代，数据本地化，尤其是涉及健康和卫生问题的数据，很有可能成为主要议题。要解决隐私、安全和监管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进行一场透明公开的辩论，而全球的传播学者群体应该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姜飞：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将通过5G等信息传播新技术强化媒介平台的公共产品气质，通过中国媒体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打造一个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格局作出中国贡献。中国的传播实践切实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联合国减贫规划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十三五”期间，中国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宽带和流量的资费降幅达到95%，同时大幅度缩减了城乡数字鸿沟，为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技术实践层面来看，定义新媒体的三个特征中，基础媒介更新是起点，传播终端创新是常态，传播理念革新是关键。后疫情时代，中国将通过对信息传播和国际媒介秩序的介入，实现向全球传播基础结构的平衡性角色的转型。

从百多年来的世界传播实践看，亟须在新一轮传播格局变革中引入中国的技术和力量。中国将借5G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加速数字世界、智慧社会的建设，让世界更多人知晓中国视角下的发展道路、世界故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塑造更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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