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太，李克林，曾经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我的第一位直接领导，音容笑貌总是清晰留在脑海。

说话间，好像就能看到她，远远的，走来了，个子不高，衣着朴素，长相普通，少女时代曾被封建礼教束缚过的小于常人的“解放脚”，如今走起路来略微有点缓慢。

“老太，”

“嗯，你们出去啊？”

老太，是我们当面一致对她的称呼。背后提到她，都是“李老太”、“老太太”。所有同事好像都忘记了她的大名：李克林，更没有人叫过她“李主任”。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很不习惯。“老太”、“李老太”、“老太太”，这是对一个人应有的称呼吗？不信你试试，身边一位六七十岁的知识女士，你当面叫她“王老太”、“张老太”、“赵老太”、“杨老太”，别扭吗？肯定别扭。早年我大姨从上海来北京玩，我提起李老太，她笑的不行，说这不是骂人吗？偏偏“老太”用在李老太身上，就是那么贴切。

老太太是领导，但好像从来没有过领导的样子，更没有领导的“架势”，她和大家一起在大办公室办公。一屋子多的时候有六七个人，免不了有些闹闹嚷嚷。隔壁小办公室只有钟立群和我两人（后来加进了周毅之同志），开始我有些不安，慢慢才习惯了。不过，无论怎么不讲究，都丝毫不影响老太太在大家心目中受尊敬的形象，那种尊敬、拥戴，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

有时候，办公室会很热闹，同一部门其他组的年轻同志过来说事，说着说着说到老太太头上，大家嘻嘻哈哈，说到李老太就是当年的“双枪老太婆”。老太太坐在自己办工桌前，不理大家，一边看稿，一边轻声自言自语，不以为然：什么双枪老太婆？其实，有关双枪老太婆的传说，我一进报社就听说过，但被老太太自己否了。这个传说可能与她早年延安抗大毕业后，曾加入太行工作队一段经历有关。那可是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个年轻女子，跟随一帮武装人员进入和日寇周旋的太行山区，本身就充满故事性，因而给老太太经历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当然，这也可能与她独特的个性和朴实的外表有关，不认识她的人，见了面绝对不会认为她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十一级干部。郝洁当时是部门一名中年编辑，在同一办公室。老太太外出、出差，一般她都会随行。清楚记得，那次回来，在办公室给大家讲了一次经历：那天，她们三人（还有一位好像是宋铮老太太）采访之余，去一家小卖部买点随身用品。一进门，老太太指着小黑板自言自语念起上面商品价格。营业员大姐立马惊讶起来：“咦！这老太还识字呢！”“嗯，不多，斗大的字识一筐，”老太太随即低声应道。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李老太的形象，也是她的风格。集知识与朴实、高干与平民、编辑与老太于一身。思维敏捷，语言生动。

情在农村 心系农民

那时人民日报在王府井大街，实行的是大部制。经济部分为三个组，分别为农村、工业和商业（农村和工商恢复两个部门，是1978年以后的事）。李老太是经济部负责人之一，分管农业。我看她除了农村这块，好像从没管过其他组的事。

农村组有一大一小两个办公室，在二楼西侧尽头，隔壁就是印刷厂。李老太一张陈旧的老式办公桌就在大房间的东北角落。大办公室有大办公室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人多，不经意间会讨论起在正规会上不会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一人引发话题，便会他一句你一句，不自觉间就变成另一种方式的讨论会。家常拉得有点杂乱，但正是这种杂乱，往往会使你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磁场之中，形成一种你感觉不到的氛围，因而影响你的终身。所以，有人总结出环境对人非常重要。

拉家常的话题永远取决于成员的共同兴趣点和关注点。在李老太的影响下，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谈话的重点。我常常过去听她们聊天。说实话，什么“西海固的贫困”、“右玉县的造林”、“毛乌素沙漠改造”、“黄河河套的富饶”、“海南扁担插地上能出芽的自然条件”、“珠三角的桑基鱼塘”，“七里营的状况”，“大寨人私下的议论”等等，这些涉及农村、贫困、边远、农民、生产、艰苦等许多情况和知识，过去一无所知，最早就是从李老太和宋铮她们办公室“闲聊”中知道的。对我们这些刚出茅庐，对我国农村、农业整体状况知之甚少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天天在上课。它不知不觉间将你的眼界从你以前生活的小圈子，拉到了全国大范围，将你的关注点从你过往生活中接触过的那一点点，扩展到了天南海北和广袤的农村大地，使你有了宏观视野和宏观思维，让你的关注、关心点时刻处在中国几亿农民的身上。

农业、农村、农民，是李老太一辈子心血所系。尤其是农民，始终是她关注的重点。她真心的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她一辈子的追求，似乎就是怎么为改变农民的命运多做点事。外出采访，她一定要到农民家去看看，拉拉家常，听听意见。有通讯员送稿，她会和他们聊聊，她爱听稿子以外的真实情况，哪怕琐琐碎碎的事情。保姆也是她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状况的一条渠道。我主持农村报道工作以后，曾邀请离退休的几位老同志座谈，听取意见。她最后不忘把保姆家反映来的情况告诉大家。我知道，她是希望我们一定要注意了解农村的实情。晚年，因骨质疏松，无法行走，我们去她家里看望，除了和以往一样检讨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仍然说到保姆家乡反映的农民负担和基层干部作风等一些问题，望引起我们的重视。

据女儿李银河在《我的妈妈李克林》一文中回忆：“妈妈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建时就到了报社，一直工作到退休。”“妈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这辈子主要和农村打交道。”“'大寨’、’七里营’、后来是’包产到户’这些词在她嘴里出现频率很高”。

李老太就是一个一辈子为“农”而活的人。不光在新闻界，在整个农口、农业战线也是一位数得上的人物。李银河回忆：“有一次我代表妈妈去看望她的老友、前农委主任杜润生，他用一支粗碳素笔颤巍巍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让我带给我妈妈。这确实是对妈妈一生的恰当总结。”

老太太晚年总是为自己未能更多如愿服务农民而愧疚，为自己主持的宣传报道工作某些不足而自责，为大量农民生活贫困而忧心。其实，她已经相当不容易，在不正常的政治大环境下，她已经尽其所能。她历来注重实际，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大话套话，无论会上会下，都是这样。遇到她认为不切实际的说法和做法，她会轻声轻语用叙述往事和说“闲话”的方式，让人明白何谓实事求是。她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常常用人民日报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告诫大家；用她自己经历过的事提醒我们。1985年，她以70高龄之躯，亲临大寨采访，回来后写出了《今日大寨》之名篇，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更重要的是，这篇名作实际上是对她以往工作做的一个交代，是给她新闻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仁者爱人 以人为本

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当中，李老太最关心和关注的还是农民，是“人”。我想，这与她一生的思想、理念、追求有关。

她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有这么一段反思：真理越过一步便是荒谬，荒谬的宣传达到极端，反而使人易近真理，物极必反！当时我在编辑部，下乡不多，但和记者、通讯员联系还是不少。我们在谈报道时，总要谈些“题外话”，他们常常反映农村的贫困和大家困惑难解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大批山货、木耳、药材等烂在山里也不准采，一采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地荒着、人饿着，也不准开点小片荒，一开就是资本主义？老太太只准养两只鸡，多了也是资本主义？广东一位记者谈的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一个五保户孤老汉养了十来只鹅，工作组来要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只准留两只。老汉恳求说:“我吃菜、吃药、穿衣换季全靠它，你们要能管，这十来个`资本主义’你们都拿走吧!”当时我们真弄不懂，什么叫资本主义？我们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资本主义?为什么把农民逼得这样苦?我们农村记者下乡，只要稍一深人，你就会看到农村的贫困，生活的艰辛。那些善良而期待的目光，常常使我不安。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抗日时期睡的大娘的小屋土炕也没好多少?太行一老战友和我谈心，他说：我们好不容易把农民解放了，为什么又把他们的手脚给捆起来？难道我们奋斗流血就为创造这样一个局面么？这两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心头，长期得不到解答。今天回头审视过去，似乎很清楚，可当时并不清楚。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老人的一片赤子之心，一种理想信念追求，以及现实与初心不合而产生的无奈和痛苦。

人是决定一切的，一切最终也要为人服务。这一信念无疑深深地存在老太太的灵魂深处。她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尤其对年轻人更是爱护备至。她把人当成她所追求的事业的根基，她的这种胸怀和品格，不得不让人深深敬佩。

那时，我们年轻，由于户口的严格限制，差不多都是两地分居。一到临近春节，老太太就会提前给我们安排工作。记得1979年春节前夕，她给我的任务是到苏南农村做一次深入采访。那时苏州地区和苏州市是两个不同的地级单位。苏州地区管理吴县、常熟、昆山、张家港、太仓、无锡（县）、江阴、宜兴等众多县，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个采访任务，无疑包含着老人一颗仁爱之心。当时，春节只有三天假，一年一次和爱人、孩子、家人团聚，时间紧不说，对于当时月薪只有几十元的年轻人来说，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老太太将采访任务和我们的探亲融为一体，显然有公私不分之嫌，但她真心体谅年轻人的困难，处处为大家着想。这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心底感到温暖。我们当然不能辜负老人的期望。一到苏州，我便立即和地委宣传部联系，把采访放在第一位。地委报道组组长邵汉昌推荐太仓为采访重点。在太仓县委办公室朱汝鹏陪同下，经过深入田间地头采访，很快写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通讯初稿。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农村改革还没有全面推进，但一度捆住农民手脚的各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绳索”已经解开，农民开始放手多种经营，苏南多年不见的各种特色农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常年被运动搞得提心吊胆的基层干部，也终于可以大胆工作了。江南大地确有“春风又绿”的感觉。初稿定了才安心过节。节后上班，老太太看了稿子很高兴，马上推荐给一版头条。可惜，后来可能版面原因，被安排在二版上八栏，题目也被改为《人心向农放手大干》，甚感惋惜。在这之前，差不多每年春节李老太都有任务给我们。记得一次是胡乔木同志批转给人民日报一封“苏南农民反映种双季稻太辛苦”的群众来信，李老太让我去调查。一次是中央媒体批评江都县，引起江都不满需要调查的任务，正好春节期间也派给了我。

最让我不能忘怀的还是李老太帮年轻人解决两地分居时的仁者之心，慈母心肠。那时，解决北京户口真的“难于上青天”。1980年，一天终于得到一条重要信息，确定北京有一人户口已迁往南京，因而江苏可进京一人，但需要有接收单位。李老太得知后，立即给全国妇联罗琼副主席打电话，希望帮助解决工作岗位问题，很快罗琼副主席回电说可以解决。这样，我爱人和孩子便顺利从苏州来到北京。这使我终身难忘。其他年轻人也同样得到她的关心、帮助。

李老太特别在意热心于她一辈子注重的“三农”事业的人，对农村走出来的编辑记者和热心于“三农”事业的编辑记者甚至多有偏爱。我的同事王慧敏毕业后来到我们的团队，李老太已离休多年，但同样被李老太所关心。他在《我的三位已逝的同事之三：李老太》一文中回忆：我写了篇反映农民种棉碰到众多“沟坎”的文章——《听俺唠唠种棉经》。文章刊出的当天，一位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老太太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篇稿子离农民比较近，好读。但她同时指出，文章还可以写得更全面一点。农业增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文章反映的农民种棉不增收这个情况，除了文中提到的“政策障碍”，恐怕还有“科技制约”这个因素。她说：文章只有全面、客观，才能使读者信服。她告诉我，她收集了不少农民依靠科技致富的文章，可以推荐给我。第二天，我便收到了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里面共有37篇文章，还有一封短笺，署名“李克林”。

由此足见，李老太对于真心实意从事农村报道的年轻人是多么关心关爱。

淡泊名利 生活简朴

刚来北京时，初见李老太，不光称呼上不习惯，她的外观打扮，行为举止，也很难和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上挂钩。生活简朴，这个抽象的词汇，把李老太淹没在大众人群之中了，其实，很难具象化李老太。我真的找不出有什么更贴切的词汇来表述她。总之，她外表的平凡，不是一般的平凡；她内在的高尚，不是一般的高尚；她外在和内涵融合的自然，不是一般的自然。在年轻人心目中，她身躯的普通和形象的高大，是那么的不经意的完美地存在着。

李银河说“由于妈妈外表过于朴实，从来不会梳妆打扮，竟致被人误认为文盲老太太”。

李老太生活上极不讲究。刚到北京时，看着她吃的饭菜，我曾在心里默默和苏州我的岳母比较，一个是高干，一个是普通市民，感觉日常生活质量上好像差一大截，很不可理解。时间长了才慢慢习以为常。记得她晚年瘫痪在家时，我们去看她，也听她懊悔过当初没有爱惜好自己的身体，嘱咐年轻人吸取她教训。

李老太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工作的执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心和对人的关爱，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她从不以权谋私，你的工作成绩，就是对她的回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我说到李老太高尚的品格，奉献的精神，求实的态度，仁爱的心肠，和淡薄名利的一生，无形的影响和教育了我们，从她的身上我学到很多。这决不是一句空话，是我真心的表达。

李老太一辈子对名利的淡泊也超出常人。中国农村的发展是她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其他一切，包括个人的名和利也就无所谓了。这是她的境界所决定的。李银河说：“妈妈的一生活得淡泊。淡泊名利，远离所有的诱惑。自从妈妈看了电影《巴顿将军》，就对里面的一句话念念不忘：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我一再从妈妈那里听到这句话，我感到，这正是妈妈对人生的感悟”。

2003年，老太太与世长辞。听到消息，悲痛不已，急切等着做一次最后告别，表一下晚辈崇敬、感激之情。然而，等来的是尊重个人意愿，不举行任何仪式的消息。这个最后机会没有了。

李老太，李克林，我们永远的“老太太”，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来源：“金台天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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