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钟，钟立群，离开我们已经13个年头了。可他满脸笑容的形象却总是时不时在脑海里出现，心里因此也会升起欠他“一笔债”的感觉，时间愈久，欠债感愈深。

我可以名副其实地叫他一声“师傅”。七十年代那一天，我到王府井报社办公大楼报到，经济部农村组李克林老太太二话不说就把我带到隔壁小办公室，说“你就跟着老钟吧”。靠窗右侧背对着门的老钟转过身来屁股不离座椅，满面笑容地伸出手来。从此我就“跟上”了他。四十多年了，这一切好像发生在昨天。

办公室就我们两人，窗子两边一人一张办公桌。互相略作介绍，立即开始了“学徒生涯”。他交给我几份他身边的稿子，有编辑过的小样，有未经编辑的来稿，说你把它们拼成一块版。说实话，编稿马马虎虎还可以，可版面怎么拼？真的一无所知。他把工作流程一样一样告诉我，然后便是我自己开始实践。从跑活板车间开始，编稿、发稿、出小样；画版、拼版、出大样；标题制作、字数删减，版面美化；小样再编辑，大样再修改，稿件送审。大标题几号字，小标题几号字。一样一样，不厌其烦，一一教来。新人版面不熟，碰到难题在所难免。老钟往往不急着给你解难，逼你“走投无路”，再来点拨。这个办法极灵，一次成功，记忆尤深，不会再犯。就这样，在他的指点下，很快找到了感觉，进入了“自由王国”。不知道其他年轻人走上工作岗位后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我，因为“钟师傅”，起步阶段顺风顺水。

人民日报经济部老同志春节聚会。后排居中高个者为钟立群。

人民日报编辑部业务部门历来编采合一，在家当编辑，出门是记者。老钟一辈子当编辑，好像没有当过记者。编辑是他一辈子职业，也是他一辈子追求，更是他一辈子背负的责任，一辈子乐在其中。每当他认真浏览完一篇来稿，一支烟点燃在手，陷入久久沉思时，我便知道，一篇重要来稿将要推上报端，不会打搅他。老钟编稿时“进入状态”的样子，会让你感觉他在美美的享受一顿精神大餐。他的灵魂似乎也在稿件中随着文字在遨游。我常常被他那专心致志的精神所感染。那时候，农村组人手少，季音、姚力文等几位大家还没有加入团队。李克林老太太得力助手就是老钟和老宋（宋铮）。但凡重要来稿，均经他们之手。老钟编稿，不厌其烦。往往初稿就反复推敲，小样一改再改，大样仍不放过。无论哪个部门，稿子改动的多，年轻人就要连续跑活版车间，因而少不了受大师傅的“刺”。邱师傅拼版技艺精湛，做得一手快活，人也直爽，没有坏心。但爱开玩笑和“刺”人，大样改动愈多，他的话也愈多，“刺”的年轻人往往“狼狈而逃”。不过，老钟编稿，无论小样大样，都是字迹工整，一丝不苟。连线条都是精心划出的，文字和段落删除部分，整整齐齐划出方框，再用斜线一笔一笔齐齐的画掉。添加的文字，整整齐齐列在文章两旁，用粗粗的线条画成一个个小方框，再用直线引到添加处。小样很有美感，我常常不自觉把它当艺术品欣赏。大样同样如此。那些小样和大样，今天拿出来，说不定可作艺术品拍卖。从没见过他随意漫不经心改动一篇稿件，哪怕改动一个字，他都会精心地圈好，然后用一条直线在两行字中间笔直的引出来，在边上漂亮地画个带尾巴的圈。所以，拼版师傅们看起来很清楚，改起来很方便。由于这种执着和专心，也有人认为他有编辑过度之嫌。说实话，当时我也产生过这种感觉。李老太喃喃地说：“庙在山前，山在庙后，有什么区别？非要改过来吗？”老钟不喜和人争辩，总是笑呵呵的以笑作答。办公桌前一坐，立马又恢复到往日的状态。稿子好像能使他进入忘我境界，不尽心编得自己满意决不罢休。后来，我慢慢理解了，这不就是一位披星戴月几十年的老编辑养成的习惯吗？在稿件面前，眼里揉不进半点沙子，精了，还要求精。无论哪里有点小疙瘩，都要坚持去除掉。

编辑意味着什么？为他人作嫁衣裳。许多稿件经老钟精磨细琢，在人民日报重磅推出，成就了他人。和出版社不同，在新闻单位当一辈子编辑不容易，把编辑当做工作的全部更不容易。不求名，不为利，这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我在人民日报许多老前辈中看到，使我发自内心对他们尊敬和尊重。老钟也常常受命起草社论、评论，至于按语、编后、短评等，更是家常便饭，但就是没有署名发表过报道和文章。他新中国成立之际即到人民日报工作，不是白班就是夜班，一干就是一辈子。一个能把成就他人当做一辈子的工作和追求，并且乐在其中的人，看是多么的平凡，但又多么的不平凡？这就是老钟，这就是人民日报诸多老编辑。

老钟被经济部同仁戏称为“座钟”。除了去食堂吃饭，真的没有见他离开办公室外出过。每天除了编辑还是编辑。时常有年轻同志过来找他，求教问题，这时候往往是他最活跃的时刻。他对年轻人一视同仁，有求必应，有问必答，非常乐意和年轻同志聊天。那时来报社学习的通讯员多，这些来自各地的同志也常常找他，他很重视这些来自基层的同志，一方面向他们了解各地情况，一方面进行业务指导。没有架子，没有隔阂，平易近人。

“座钟”年轻时其实相当活跃，有过许多不为人知的爱运动历史。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学做过“两球”队长，足球和排球。参加过游泳比赛。不是“健将”，也差不多是个“类健将”吧。他爱好广泛，那个年代，在报社，不少同志找他修过收音机之类，许多手工活，他都能做。孩子插队下乡，他给三个孩子每人装了一台收音机。女儿钟嘉英语好过同龄人，就是因为有了这台伴随她到内蒙古兵团插队的收音机。她还清楚的记得那年春节回京，指导员还让她把收音机带回来请她爸修好了。改革开放微风咋起，一天，在王府井办公室，老钟悄悄塞给我一盒磁带，说回宿舍听。那是他录的几首邓丽君的歌，如此美妙的歌声，是我第一次听到。报社从王府井搬到金台西路，不久，老钟去了9号楼新闻系教编辑学，我们见得少了。他退休后，又开始专攻电脑。据说，一辈子戒不掉的烟，就是因为玩电脑太专心致志，居然不知不觉戒掉了。我到人民网后，有一次去他家看望，他便和我大谈网络，特别是电脑和手机，兴趣不减当年。有些技术的东西我也搞不清楚，他说的头头是道。

老钟到社科院新闻系教学多年，也深得大家喜爱和尊敬。他编辑的一本编辑学教材，至今网上有售。他离开人世时，学生们相约去和他遗体告别，我也去了。他在人民日报报端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看得见的业绩”（署名），但他和他的同辈同仁们却留下了一座实实在在“看不见的丰碑”。以此短文，聊表纪念。（来源：“金台天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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