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在以媒介效果研究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研究路徑的主導下，具有原創性、有影響力的傳播學理論貧乏。傳播研究要進一步發展，需要從“人”出發，打開結構功能主義之外理解傳播的嶄新視野。特別是在以網絡、移動終端為代表的新媒體環境下，探討傳播與人的生活實踐、人的生存發展、人的情感認知的關系，提高傳播研究的解釋力，尤為必要和迫切。本文在對傳播學思想史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將各方理論中關於人在傳播中的存在方式的相關論述抽取出來，進行認真的分析，以求能夠對以“人”為維度的傳播理論研究提供一些啟示和借鑒。

【關鍵詞】傳播學 人與傳播 傳播學思想史

傳播學存在危機，這不是個新問題。1959 年，伯納德·貝雷爾森(Bernard Berelson)就指出，為傳播學研究帶來極大活力的“偉大的思想”正在“枯竭”。①二十多年后，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本人也承認，“傳播學仍舊沒有發展出一個系統的中心理論，讓傳播研究者可以圍繞這個中心來思考，來組織，來建立一門成熟完備的學問。” ②時至今日，對危機的思考“濤聲依舊，歷久彌新”。例如，有學者直言傳播學有四大危機，其中之首就是——學術知識中，傳播學的貢獻相當低，表現為缺乏系統的理論建設，自己研究得出的理論常常被其他學科所忽視。③有學者認為，傳播學作為學術發展史中的晚輩，在政經社、文史哲等學科的老大哥面前，基本處於理論之流末端的技術操作層面。④還有學者對15年來的傳播學研究進行了分析，用數字証明：過去15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視野、范圍拓展了，但深度不足，學術水平不高。高頻關鍵詞如走馬燈式快速變化。這些信息都折射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學術成色不足。⑤簡而言之，無論中西，在以大眾傳播研究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研究范式的主導下，具有原創性、有影響力的傳播學理論貧乏，已經成為影響傳播學學術“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是在當下新媒體環境下，傳播學研究仍囿於廣播電視時代的理論和方法，闡釋效力尤顯不足。

交流與傳播的能力是人類擁有的一種突出特征。傳播學研究的緣起，本與人的問題不可分離。漢諾·哈特（Hanno Hardt）認為，傳播學是在具體的文化、政治經濟環境中研究人和制度的學問，也是在變化的條件下研究人和制度的學問。⑥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為傳播學研究開創了一個廣闊的並具有濃郁人文色彩的面向。但是，以結構功能主義為研究路徑的大眾傳播研究卻忽視了作為主體的人的存在，從而將自己的研究視角局限在了大眾媒介的效果方面，人際之間的交流完全被邊緣到可有可無的地步，而在交流中所構建起來的受眾的日常生活，則完全被看作一種陪襯。效果研究的傳統使得傳播學者樂於去對傳播效果和現象進行歸納性描述，忽視了對於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傳播如何影響人和社會？”的研究。⑦拘泥於功能主義路徑下的大眾傳播效果研究，忽視了對傳播中“人”的關照，是傳播學理論創新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傳播學理論創新的危機，本文認為，傳播研究要進一步發展，必須打開結構功能主義之外理解傳播的嶄新視野，從“人”出發，特別是在以網絡、移動終端為代表的新媒體環境下，將“人”作為研究的重要維度，探討傳播與人的生活實踐、人的生存發展、人的情感認知的關系，探討人的傳播行為的動機、過程、內在規律等等，提高傳播研究對當下傳播實踐的解釋力，就顯得尤為必要。

哈特認為，傳播學對自己的思想史了解不夠，沒有把他作為重要的知識源泉。⑧因此，他把傳播學思想史的研究作為反思傳播學的前提。從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法蘭克福學派、文化研究再到后現代、后結構理論，這些異彩紛呈、靈光閃爍的傳播思想，來源於鮮活的人類傳播實踐，長久地散落於各種路徑的學術研究及社會思潮中，很多未能被建制化的傳播學所吸納，但卻是人類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源，也因此極大地影響、塑造了古往今來的傳播活動。當前的傳播學反思必得予以打撈、聚合、吸收、轉化。本文贊同學者孫瑋的觀點：這些紛繁復雜的傳播思想從各自不同路徑出發，為了不同的研究問題服務，隻有經過立足於傳播學基點的視角反轉，才能為我所用。這個基本出發點，是傳播與人的關系。⑨循著這樣的思路，本文基於對傳播學思想史進行梳理，將各方理論中關於人在傳播中的存在方式以及傳播與人的關系的相關論述抽取出來，進行認真的分析，以求能夠對以“人”為維度的傳播理論研究提供一些啟示和借鑒。

一、人性、自我，在傳播中存在

關照人的存在、濃郁的人文主義色彩是芝加哥學派的一大特點。受齊美爾的影響，芝加哥學派從關系出發，研究人與社會，認為傳播是人類關系的本質。社會不僅通過傳遞、通過溝通繼續生存，而且簡直可以說，社會在傳遞中、在溝通中生存。⑩同樣，在他們的眼中，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包括人性和自我意識也在傳播中生存。

庫利把以語言、文字等符號的傳播看做人得以為人的根本，他認為，傳播意味著一種機制，通過它，人類之間的關系存在著發展著。沒有傳播，人的心靈就不能發展出真正的人性。庫利認為，正是由於文字語言，人類的思考和感覺以及理性形成了最早的機構的基礎，公共輿論得以產生，原始的智慧和其他儀式和符號一起被擴展、永存、發展，直到形成機構、政府、婚姻、宗教和財富。[11]人性存在於交流與傳播，那麼自我何以形成？米德將“自我”有機體進一步解釋為“主我”與“客我”的互動，“客我”是有機體扮演他人角色時運用表意的姿態形成的一組他人的態度，而“主我”是對之做出的反應，主我和客我的互動使自我意識得以形成。[12]米德的符號互動既是自我的互動，也是自我與社會的互動，自我形成於傳播，也存在於傳播中。需要強調的是，米德是一位將“自身關系”問題從傳統的主-客體思維模式中解脫出來，並對其進行結構上的重新透徹思考的哲學家，同時，米德又是將個人心理學轉向社會心理學的第一人，他的社會行為主義觀點，對以后大眾傳播學發展影響極大。

芝加哥學派的幾個關鍵人物都在小城市長大，都有著新教和道德主義的背景，他們都是樂觀主義者，主張為了美國民主制能夠在城市共同體中繁榮，社會進步是需要的。在芝加哥學派眼中，社會、城市就是一個有機體，絕非簡單的物質現象和人工構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在社會有機體的思維下，人、社區、群體是社會這個有機體的一部分，人們的情感、道德的溝通是維持社會、整合社會、改良社會的途徑。

總之，在芝加哥學派看來，傳播是人類關系的本質，人、共同體、社會的關系，就是通過傳播聯結起來的。基於主體的人的互動和傳播，對社會的和諧、對意義的共享、對民主的運轉，具有獨特的決定性。主體性的人、理性的人始終是芝加哥學派傳播視野中關注的焦點。

二、“人”，在功能主義傳播觀中消失

芝加哥學派最終落幕了，因為這些“哲人”心目中的鄉村——這一民主的理想家園終究是回不去了！代之而起的則是美國功能主義下的大眾傳播研究。

傳播研究的功能主義尤其始於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羅伯特·K·默頓（Robert King Merton）。在20世紀中期，運用默頓的功能分析范式成為一時之尚，傳播學研究也概莫能外。在默頓的功能分析中，社會功能是指可觀察的客觀結果，而不是指主觀意向。[13] “可觀察的客觀結果”無疑是默頓功能分析的核心所在，也是默頓的功能觀和其他功能主義研究者的本質區別。在默頓的眼中，社會事項的功能是可以而必須是可以觀察的、被測量的客觀效果，大眾傳播研究隻有可測量效果的分析才有現實和實際價值。作為默頓的同事，數學博士出身的拉扎斯菲爾德對經驗的定量研究，無疑和默頓的“可觀察的客觀效果”功能分析一拍即合。兩個人在長期的合作中，共同推動了傳播研究向效果研究方向的開拓性發展。

於是，沿著結構功能主義路徑，大眾傳播研究將關注的視野直接聚焦於作為組織的媒介上，聚焦於媒介對個人的可觀察的效果上，從社會文化關懷走向以社會科學主導的實踐。而芝加哥學派所關注的作為主體的“人”在大眾傳播視野中消失了。個體不是作為多元因素復雜的集合，也不是作為其主觀意志的實施者，而是作為被社會系統總體限定的角色來理解的。因此，個體被分類為群體，群體的行為又被“合理化”設計為類別，從而將傳播效能的評估建立在既定的預測基礎上。[14]作為主體的人的缺失，這也許這就是詹姆斯·W·凱瑞(James W. Carey)批判哥倫比亞大學新聞故事而褒揚芝加哥大學新聞故事的原因之一吧，就像潘忠黨所說的，“此傳播並非彼傳播”，“凱瑞反對的是以控制論為代表、以社會控制為根本目的、以信號傳遞為基本觀念、以實証主義自然科學為基本模式的傳播學。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以人文價值取向為動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動所建構的社會關系並使之升華為目標的傳播研究。” [15]

三、批判視域下，傳播與主體、理性的異化及重建

在功能主義語境下，傳播就是媒介，媒介成為維護社會現存制度和秩序的工具，大眾及其行為成為一種可以測量的符號和數字的集合而已。美國大眾傳播研究也成為法蘭克福、伯明翰文化研究等學派的批判的“靶子”。

和美國主流傳播研究在傳播、大眾社會和大眾文化的關懷上大相徑庭，法蘭克福學派強調的是傳播背后的權力和意識形態對人的控制。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將文化工業視作大眾欺騙的啟蒙。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生產的工具。大眾作為商品的消費者，成為文化生產中的一環，他們被文化工業所蒙蔽欺騙，失去了批判精神、反抗精神和獨立性，同時卻維護自己被奴役和被欺騙的狀態。[16]人不再是理性的主體，人被異化為文化工業的附庸。霍克海姆對文化工業的批判同時也是對現代性和理性的批判。他們對文化工業的物化和異化結果的揭露非常有價值，但是，他們所謂的因為文化工業，個人必然會被異化的結果則顯得過於悲觀。

相較於霍克海姆和阿多諾，伯明翰文化研究學者和哈貝馬斯則對傳播與人的關系頗為“樂觀”。

文化研究學者將媒介和大眾文化作為被壓迫者反對權力支配的競技場。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從人的生活整體實踐出發定義和研究文化，他認為，傳播產生於人的生活的實踐。作為主體的“人”就是傳播中的主體，而不是所謂的大眾。他批判美國大眾傳播研究脫離了生活的實踐，脫離了人的主體性。[17]那種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的傳播隻能是一種“傳遞”。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強調了觀眾對包括電視節目在內的大眾文化進行積極、主動的解碼過程。[18]也就是說，意義不是傳送者“傳遞”的，而是接受者“生產”的。在文化研究視野下，人是傳播的主體，他們的實踐構成了傳播，他們是積極的、能動的、具有充分的選擇和對抗能力的。

同樣，霍克海姆對傳播與人之關系的悲觀的辯証法以及對現代性的悲觀態度也受到了哈貝馬斯的批評。

為拯救現代性，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從社會學的本體論和行動理論向語言學轉向，試圖以交往行為重建一種新的理性理論。哈貝馬斯認為，隻有交往行為模式把語言看做是一種達成全面溝通的媒介，在溝通過程中，言語者和聽眾同時從他們的生活世界出發，與客觀世界、社會世界以及主觀世界發生關聯，以求進入一個共同的語境，實現相互共同追求的溝通目標。[19]哈貝馬斯立足於現代性，從主體間關系（具體來說是語言）來理解主體，在交往行為中，“人”不是像霍克海姆那樣認為是由權力、文化所操縱、控制的被異化的附庸，理性也不僅僅是工具理性，人是具有更加全面的理性的主體，通過語言媒介與他人達成共識，建立和更新人際關系。

從法蘭克福學派到文化研究，都對大眾傳播背后的權力控制和意識形態問題進行了批判，力圖揭示大眾媒介的新聞生產和文化生產對主體理性的異化。霍克海姆和阿多諾對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批判振聾發聵，同時又帶有較重的精英色彩，而文化研究學者對公眾寄予希望，他們將傳播與大眾文化作為公眾同統治者及權力進行角逐的場域。哈貝馬斯通過語言交往來理解人的主體性，也為傳播研究打開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即可以嘗試語言行為分析，通過以理解為目的的交往行為，解決“交流的無奈”的困惑。然而，哈貝馬斯交往理論對傳播的理解以及對傳播中人的主體性的理解，被站在后現代、后結構立場上的波斯曼認為是仍舊難逃笛卡爾式主客二分以及韋伯式的工具理性。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后現代、后結構的觀點認為，主體被不同的傳播關系一再“重構”。

四、主體，被不同的傳播關系一再“重構”

如果說在芝加哥學派、文化研究學派以及哈貝馬斯那裡，主體在傳播中還是一種自我決定的存在，那麼在媒介技術學派的后現代、后結構話語中，人的組合與行為則被傳播形態所塑造，主體在傳播中隨著不同的情境被重新構成。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將媒介作為人類自身感覺器官的延伸和影響人的“尺度”。“媒介即訊息”，也就是說，媒介的形態而非內容對人的組合與行為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傳播媒介形態改變著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在口語時代，人是完整的，在機械媒介時代，人是被分割肢解的、殘缺不全的，在電子時代，人類又重新部落化，“人”在不同形態的傳播環境下，處於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20]隨著光纖、衛星特別是網絡傳播技術的發展，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為我們描述了一個由傳播建構的網絡社會：作為一種歷史趨勢，信息時代的支配性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絡組織起來。網絡建構了我們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展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21]網絡是一組內部連接的節點，沒有中心，信息在網絡中流動，改變著經濟、文化、權力包括人的存在形態。卡斯特的網絡社會已經具有鮮明后現代特征。

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則引入了后結構主義理論，運用“信息方式”這一概念對電子交流方式中的語言學層面進行解碼。波斯特將人類歷史按照信息方式分成三個階段，而在不同階段，主體和世界的關系也在不斷地進行重構。在口頭傳播階段，自我被構成為語音交流中的一個位置﹔印刷傳播階段，自我被構建成一個行為者，處於理性、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在電子媒介交流中，主體因數據庫而被多重化，被電腦化的信息傳遞及意義協商所消散，被電視廣告去語境化，並被重新制定身份，在符號的電子化傳輸中被持續分解和物質化。主體不再是理性的中心，身體不再有效地限制主體的位置，而是懸浮在不同的位置之間，充滿著不穩定性，不斷地被不同的傳播關系、傳播結構一再重構。[22]波斯特的《信息時代》成書之際還是網絡技術剛剛萌芽之時。而如今在以移動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環境下，人的境遇更加驗証了波斯特的論斷。例如，在新媒體環境中，你的任何信息包括職業、身份、駕駛証號碼、手機號碼等等都會以代碼的形式遍布於網絡社會的每一個節點，每個人都成為“超級全景監獄”的被窺者。而同時，全民又都參與了這一自我構建的過程，將自己構建成“超級全景監獄”規范化監視的主體。在微博、微信等諸多網絡社群中，人們脫離了階級、地域、性別、種族、社會地位等實體特征，在虛擬現實中進行交往，人們可以玩面具游戲，玩不同身份的游戲，可以用想象的身份、虛構的角色來進行交流、交往，自我變成了虛構的、多重的。那麼，網上網下，現實和虛擬中，哪個是真實的自我？我是誰？這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在新媒體時代顯得如此突出，同時也給傳播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廣泛的思考空間。

從英尼斯、麥克盧漢、卡斯特再到波斯特，媒介技術學派無論研究路徑、視野和方法，都有力地突破了大眾傳播結構功能主義的束縛，特別是為新媒體環境下研究傳播與人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寶貴的理論源泉。然而，我們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循著這條路徑的還不多，例如關於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研究，大多數還是限於傳統的大眾傳播研究的視角和方法。

五、對以“人”為維度進行研究的一點思考

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打破了大眾媒介對信息傳遞和話語控制的壟斷，重構著全新的傳播形態。一部小小的手機就使得大眾媒介在傳播生態中的傳統地位被去中心化。新媒體的個性化、自由化、多元化、異質化等特點，也使得基於結構功能主義基礎之上的大眾傳播研究，有和公眾傳播的實踐相脫節的危險。

人的存在，始終是哲學思考的核心。人的生活實踐、生存發展、認知情感和傳播的關系，都為傳播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無論是芝加哥學派、法蘭克福學派、文化研究學派、媒介技術學派以及后現代理論，都對人及傳播的關系及傳播中人的存在問題進行了探討。其理論的閃光之處，值得我們去借鑒：

首先，在研究旨趣上，我們是否應該回望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學派將城市看成有機整體，“機體的觀點既注重整體，也注重每一個由其他的個體的存在而顯示出來的個體的價值。” [23]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生態學”與一般生態學的主要區別在於強調人與城市環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在於重視人的依靠本能之外的創造城市的能力，也在於認為人類社群的形成有巨大的習慣、信念等力量的參與。[24]芝加哥學派具有強烈人文關懷的理論視野，對傳播學研究回歸對人的關照具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其次，在研究路徑上，我們是否應該力圖超越結構功能主義？要明確的是，媒介和技術不再僅僅是主體作用於客體的工具和手段，傳播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25]在具有后現代特質的網絡社會中，要用批判的視角警惕主體的人在傳播中的被異化傾向，同時，更要借鑒文化學者的視野，關注人和傳播在共生共存中豐富的生活實踐和情感，關注人在傳播中通過主動選擇使用媒介構建新的社會關系的主體性。超越結構功能主義，要打破學科藩籬。例如，行為心理學曾為大眾傳播學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近幾十年來，認知心理學發展迅猛，三位專家更是因為“發現構成大腦定位系統的細胞”而獲得201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將認知心理學和傳播研究結合起來，圍繞人的認知，尋求傳播研究的理論創新，將是令人期待的事情。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我們是否應該打破常規？大眾傳播學通常使用的是抽樣調查、控制實驗法、內容分析等定量方法。這些方法聚焦於一種可測量的態度和行為的效果，忽視了人對媒介主觀的具體的應用，忽略了人使用媒介背后豐富的社會實踐和環境。從“人”出發的傳播研究，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勇於嘗試。例如，可以借鑒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研究者需要走出書齋，深入到研究對象的具體的工作生活實地中，以期獲得局內人的視角。通過觀察、訪談、口述史等方法，感受、領悟和理解研究對象和傳播形態的關系，理解人們如何在傳播中組織社會生活、建構行動的意義，從而對人與傳播、與社會生活的關系進行一種“深描”。

（夏冰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河南科技學院講師， 於嵩昕、曾薇、江娟、葉沖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本文為作者參加新聞學院2014年博士生課程“傳播學說史”學習討論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B.Berelson“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 Vol.23 , No .1(1959)pp .6

②宣偉伯、余也魯:《傳媒· 教育· 現代化——教育傳播的理論與實踐》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③吳飛：《傳播學研究的自主性反思》，《浙江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④孫瑋、黃旦：《超越結構功能主義：中國傳播學的前世、今生與未來》，《新聞大學》2012年第2期

⑤廖聖清：《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研究十五年：1998—2012》，《新聞大學》2013年第6期

⑥⑧﹝美﹞漢諾·哈特 著，何道寬 譯：《傳播學批判研究——美國的傳播、歷史和理論》第3、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⑦杜俊飛、周玉黍：《傳播學的解放》，《新聞記者》2014年第9期

⑨孫瑋：《為了重建的反思：傳播研究的范式創新》，《新聞記者》2014年第12期

⑩﹝美﹞約翰·杜威著，王承緒譯：《民主主義與教育》第9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1]﹝美﹞查爾斯·霍頓·庫利著：《社會組織》第53∼77頁，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12]﹝美﹞喬治·H·米德著，趙月瑟譯：《心靈、自我與社會》第15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

[13]﹝美﹞羅伯特·K·默頓著，唐少杰、齊心等譯：《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第96頁，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

[14]吳予敏：《功能主義及其對傳播研究的影響之審思》，《新聞大學》2012年第2期

[15]潘忠黨：《新聞與傳播之別——解讀凱裡〈新聞教育錯在哪裡〉》，《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4期

[16]﹝德﹞馬克斯·霍克海姆，西奧多·阿道爾諾著，渠敬東，曹衛東譯：《啟蒙辯証法》第107∼14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7]Raymond Williams,“Communications as Cultural Scienc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ummer 1974)，pp.17-25

[18]﹝英﹞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載《文化研究讀本》（羅鋼，劉象愚主編）第351∼36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9]﹝德﹞尤爾根·哈貝馬斯著，曹衛東譯：《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第1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

[21]﹝美﹞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譯：《網絡社會的崛起》第56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22]﹝美﹞馬克·波斯特著，范靜嘩譯：《信息方式》第1∼30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23]﹝美﹞查爾斯·霍頓·庫利著，包凡一，王源譯：《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第27頁，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24]殷曉蓉：《芝加哥學派的城市交往思想———現代城市人際傳播研究的開端》，《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 期

[25]孫瑋：《作為媒介的城市：傳播意義再闡釋》，《新聞大學》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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