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的出現彌補了廣播聲畫分離的問題，但在媒體融合時代，電視的創新優勢逐漸被互聯網蠶食。首先，互聯網對網民進行了賦權。在新的傳播關系中，人人都可以成為發聲的主體，信息的多元選擇和定制媒體成為主流。 其次，互聯網快速由UGC模式向PGC模式轉型，自產內容的品質更加精良、形態更為豐富，傳統媒體用戶被迅速分流。根據2015年6月CNNIC發布的第3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 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互聯網普及率為 48.8%，網民規模已達6.68億，其中手機網民規 模高達5.94億。

在互聯網語境中探尋電視的發展方向，有 一個問題無法回避：什麼才是電視的核心競爭力？換言之，與互聯網相比，電視的比較競爭優勢是什麼？筆者認為，對集體記憶的強力建構，是電視依舊無可取代的比較競爭優勢之一。通過對媒介事件的結構化報道，電視能夠使社會的現在、過去乃至未來通過集體記憶的方式得以有效整合，起到維護社會價值體系、加強社會整體認同的關鍵作用。

電視與新媒體的建構效果分野

集體記憶的概念由法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哈布瓦赫在1925年首次提出，其關注的重點在於個體是如何在家庭、群體、社會等不同的層級上產生記憶的，不同層級的記憶之間是如何發生關聯並相互作用的。后來，對集體記憶的研究也被應用於傳播學當中。通過一系列的媒介事件，公眾所共有的記憶被媒體逐步塑造，社會的時代特征也在這一過程中得以顯現（如圖1）。關於媒介化的集體記憶，有兩點值得強調。

首先， 媒體對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 起到了連接的作用。一方面，“現實”與“歷史”的連接達成。集體記憶使社會大眾了解到 過去仍然活生生地存在，它對現在施加影響，並將繼續存續下去。另一方面，“自我”與 “群體”的連接達成。集體記憶發展、變遷的過程，其實就是身份認同發生、演進的過程。通過集體記憶，個人得以與國家、社群產生關聯，並在更宏大的社會結構中定位自我形象。當記憶從個人記憶變為群體記憶再上升為社會集體記憶，認同也由自我認同發展為群體認同，最終實現對社會、國家的認同。

其次，媒體建構集體記憶的主要途徑是對媒介事件的 報道。美國丹尼爾·戴揚和伊萊休·卡茨在合著的《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中指出，“媒介事件”是指對電視 的節目性收看，即關於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 視直播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稱為“電視儀式”或“節日電視”，甚至是文化表演，並擁有改變社會的潛能。時至今日，技術的發展催生媒介環境及傳播形態的巨大變遷。 筆者認為，對媒介事件的審視應賦予更廣的包容性——任何重大的、能引起全社會群體共同關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都應該被涵蓋在媒介事件的范疇內。

隨著媒體融合時代的到來，媒體對於集體記憶的建構呈現出更為復雜和多元的狀態。不同媒體的同時報道協同完成了對集體記憶的建構。但是由於不同媒體的底層架構、表現手段存在明顯差異，在建構集體記憶的效果上，電視和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存在明顯分野。

邏輯化VS情緒化。互聯網的個性化特征，使得非理性情緒成為影響新媒體傳播准確性的關鍵因素。面對重大媒介事件，網民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利用互聯網宣泄情緒，隨后跟進的人則在不知不覺中被群體意見裹挾而陷入群體極化的狂熱之中。每個參與的個體 通過不斷宣泄情緒，最終會使得群體的合意走向非理性 的“極端”和“失真”。從曾經的韓寒、方舟子之爭，到現在的端午節咸甜粽子之爭，大量案例表明，互聯網建構的集體記憶往往話題屬性大於邏輯屬性，情緒信息大於事實信息。盡管互聯網熱點頻出，但遜於重大命題的集體記憶建構。

相比之下，電視對集體記憶的建構更具邏輯和理性。從生產流程上看，電視具有完備的策劃、執行和播出體系，並且存在嚴格的把關人及審查機制。電視擁有更充分的素材、更嚴謹的邏輯、更深刻的內涵，電視相對理性客觀的立場確保了其建構的集體記憶不是個人情緒的偏見表達，或烏合之眾的無意義敘事。

結構化VS碎片化。二者建構集體記憶的區別還在於傳播行為的組織化程度。互聯網的信息傳播總體上呈現自組織特征。重大事件發生后，新媒體空間往往出現信息井噴，網民的媒介素養停留在所見即所得的階段，其展現的信息多是碎片化的。信息體量龐大，社交網絡難以以職業水准完整復原事件——每個人都在構建自己對於媒介事件的記憶。

與之相對，電視對於媒介事件的報道不是網民自發行為而是職業機構行為，表現出高度組織化、結構化特征。從議題設置角度看，電視可以在短時間內進行多方位、大強度的集中報道，用統一的口徑將事件推進公共視野，並通過一系列的策劃、發掘、構建，形成一股傳播的合力，迅速構建起公眾對於媒介事件的集體記憶。再從內容生產 層面看，電視對事件的復原力求完整客觀，避免夾帶主觀情緒。集體記憶的建構在傳遞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維護權力的合法性和統治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職業化的解讀能力，使電視可以高屋建瓴地對重大問題進行定性，引領社會思潮，傳遞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電視媒介事件對集體記憶的建構方式

相對於依靠網民的新媒體，電視的集體記憶建構更加具有系統性和針對性。從實際操作的層面看，電視主要通過“再現”“突顯”和“屏蔽”三種方式，實現對公眾集體記憶的強力建構。

再現。集體記憶是塑造社會認同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際傳承的重要中介。電視利用符號（文字、圖片、影像等）的選擇、重組和展演，可以高清晰度地還原歷史，激發民族自豪感，增強國家凝聚力。例如，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的報道，在展現現代化的國防力量之外，中央電視台著力對大量珍貴的史料進行梳理展示。七三一部隊遺留証據、慰安婦幸存者等生動的細節不僅還原了歷史的本貌，還成為最有說服力的價值導向，使抗戰精神得以在年輕人中傳承。歷史是傳承文化基因的血脈，從這個意義上看，再現的作用不僅在於重復，而且在於在“過去”和 “現在”之間創造出一種情感的聯系，即將作為個體的觀眾納入到社會發展的歷史語境之中。觀眾通過接受電視文本和文本的內在邏輯產生集體意識——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直接相關，並達成積極的社會認同。

突顯。“突顯”是指在一系列議程中有選擇地對某些主題進行重點呈現，使其佔據觀眾的記憶空間。這種對於媒介事件的放大能力，源自電視媒體的高度結構化和組織化特征，能夠有效抵御議題之間的噪音干擾。圍繞抗戰勝利70周年，中央電視台進行了一段高強度、全方位的密集報道，如，經濟頻道《經濟半小時》推出系列 專題片《抗戰財經記憶》，綜合頻道播出《太行山上》等 三部抗戰影視劇、8集紀錄片《東方主戰場》，電影頻道 展播《戰火中的芭蕾》等抗戰主題電影，綜藝頻道的《開門大吉》《文化十分》制作了抗戰特別節目。各頻道協同發力，使得收視率從2015年8月初就開始醞釀和發酵，並在閱兵當日得到集中釋放。收視調查數據顯示，中央電視台2015年9月3日對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進行的全程直播，總收視率達18.18%，總份額達59.36%。全國共有4.89億電視觀眾收看了紀念大會電視直播，多屏直播收視率達 25.79%，“9·3”閱兵足可稱之為“中國人2015年度的集體記憶”。

屏蔽。用控制論的觀點看，集體記憶的穩定不僅需要不斷寫入正反饋，也需要適當刪除、屏蔽負反饋。電視建構集體記憶的一種特殊方式，是通過系統性或選擇性的改寫或刪除，來降低某些事件在輿論空間中的存在感。

電視的屏蔽行為可以有效調節輿論的平衡，控制集體記憶的構成。例如，在馬航MH370失聯、天津爆炸案、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等惡性事件之中，將什麼納入公眾的集體記憶需要仔細斟酌。這一類事件往往會因為事件本身的高刺激性和低透明度而引發輿論嘩然，如果任由網絡空間的無秩序性和低制約性主導信息傳播，集體記憶則充斥了強烈的情緒化表達，甚至是謠言、陰謀論。從全局觀念出發，電視報道中的刪除和靜音是有意識的降溫，把事件的后續影響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

重新審視電視的“連接”功能

正如《大連接：社會網絡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對人類現實行為的影響》一書中所講述的：“在互聯網空間內，人與人之間相距三度之內是強連接，強連接可以引發線下行為﹔而一旦超過了三度，人與人之間其實就隻能實現弱連接，弱連接隻能傳遞信息。”互聯網雖然在通常意義上被認為比傳統媒體具有更強大的連接屬性，但其效果更多體現在強關系網絡中。在三度連接之外的弱關系網絡中，信任關系減弱，能夠達成共識的效率也隨之降低。從這個意義上看，傳統媒體恰好可以補足互聯網權威聲音的缺失。電視在建構集體記憶方面擁有的強大能力，實際上意味著更廣泛意義上的連接。特別是在重大歷史節點上，電視對整個社會進行議程設置的能力、表達國家意識形態的能力，依舊不可替代。

借鑒物理學中力的相互作用理論，可以把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關系，看作一個個力的相互作用關系，並共同形成“力場”。在新媒體環境中，雖然強的在線社交關系的確能夠營造出有效的人際連接“小力場”，但每一個“小力場”之間卻仍舊處於相對“絕緣”的狀態，很難形成意見的相互滲透——這也是互聯網群體傳播的特征之一。群內強效果，群間弱效果，當群與群之間意見方向分散時，其實是對傳播力度的分流，整體上最終呈現出的仍舊是弱傳播效果。而電視的媒介事件報道，以及由此進行的集體記憶建構，其實是對互聯網中不同的群體進行了整合。電視媒體通過宏大敘事，更像把整個社會中的所有個體都納入到了一個“大力場”之中，均勻受力。看似個人間的作用力變弱，但整體上卻形成所有個體間的合力連接，反而具 有更強的傳播效果，成為進行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整合的利器。

倘若說傳統的儀式是現實層面的參與和建構，那麼電視對於集體記憶的建構則是一種“基於共同認知的象征性虛擬文化儀式”。在這一過程中，個體作為社會一分子的群體身份得到不斷的強調。個體的自我滿足感以及整個社會之間的親密感隨之獲得提升，個體對於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觀認同程度也隨之加強。電視通過建構集體記憶，逐漸將個人記憶升華為社會記憶乃至文化記憶，將一個國 家的過去和現在、個體與全體進行強有力的連接，構建成一個延綿不絕的統一體。

互聯網時代的電視不斷被唱衰。誠如下滑的廣告份額和開機率所示，前媒體融合時代的產業體系活力衰減明顯。在與新媒體的競合關系中，電視媒體時常出現身份迷失的困惑，應該在新媒體上做些什麼？是全盤新媒體化，放棄原有的資源和優勢，還是沿用原有生產方式，用電視的思維做互聯網？筆者認同一種觀點，新媒體時代，是電視媒體的新時代。在“互聯網+”語境中的發展，首先要明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對集體記憶建構的思考表明，電視的確擁有比較競爭優勢，但還未被完全認清。這或許可成為媒體融合發展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作者單位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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