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蝕之江楓漁火》海報。資料圖片

　　電影《基隆》海報。資料圖片

　　電影《蝕之江楓漁火》海報。資料圖片

　　電影《基隆》海報。資料圖片

　　近年來，在與好萊塢電影爭奪中國電影市場的比拼中，國產電影捷報頻頻，2015年國產影片票房佔全國總票房的六成以上，好萊塢電影在激烈的競爭之下甚至出現水土不服的跡象。然而，在與好萊塢大片的殊死對抗中，中國電影又出現生態失衡現象。電影產業多以市場效應論英雄，創作觀念重娛樂輕思考，如此態勢令人警醒。在這樣的背景下，電影頻道第十五屆電視電影百合獎的獲獎和入圍作品堅守主流話語陣地、堅持塑造國家形象、體現民族精神，用高質量的作品雄辯地証明，電視電影雖然體量小，卻可以彰顯大氣質，也可以對當下輕電影、小電影、悅電影大行其道的市場風氣進行有力匡正。

　　在凡人小事中展現人性高潔

　　講好中國故事，關鍵是講什麼人物的故事，傳遞什麼精神，這影響電影核心競爭力的高下。當下，一些電影為了追逐高票房、高關注度，張揚欲望狂歡，重低俗輕崇高，重感官輕精神，熱衷於表現叢林的動物法則和以弱肉強食生存欲望為合理的人性黑暗面，不斷降低人文底線和道德標准，這種不良傾向應當引起電影人的警惕。

　　其實，境界崇高和世俗欲望是人物性格的兩元。人物若沒有欲望，就是不真實的人物﹔若沉溺於欲望，則使人物墮入世俗卑瑣。電影頻道出品的電視電影在呈現人物向上向善的精神境界時，注意表現這兩元的對峙與合成，使人物真實不虛空。尤其是這屆百合獎的入圍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美學特征，即趨向寫小人物，卻不去消費卑瑣小人的卑瑣小事，而是在寫平民的世俗生活時，挖掘出他們對美好人生的追求，對生命尊嚴和幸福願景的守望，從而展現人性的高潔。

　　電影《媽媽去哪兒》中的劉桂香精明算計，帶著鄉土氣。影片沒有在這個性格基調上停滯不前，而是隨著劉桂香的丈夫礦工老滿意外身亡，她帶著亡夫的遺孤臭兒尋找生母，為了救臭兒不顧生命危險，最后收留臭兒的情節推進，使這個人物動作目的不斷發生變化，精神境界也得以次第拓展。可見，英雄必然崇高，小民同樣可以超越一己欲望，將自己的幸福追求同更多人的幸福願景融合在一起，走向崇高。人物境界的崇高還表現在人物精神世界的尊嚴感和是非感上。電影《生死船票》講述了在蔣家王朝大廈將傾、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的時代背景下，當鋪金朝奉手握三張諸多權貴向往的駛往台灣的船票，不懼惡，心向善，堅守不到期不死當的承諾，表現亂世人心中對誠摯的守望。而這個精神境界的支點，來自於他所仰慕的女地下黨員在慷慨赴刑前留給他的一句期許：新時代需要新好人。《梨園伯樂》中的商人牛子厚痴迷京劇，把光大國粹藝術當成人生夢想，創辦京戲科班“喜連升”，培養一批燦若星辰的京劇大師。影片以傳奇和風俗相融的樣式展示牛子厚從凡人走向文化偉人的精神歷程。

　　在類型探索中尋求有效表達

　　要講好中國故事，還要看怎樣講，也就是如何進行藝術表達，這關乎中國電影核心競爭力的成敗。電影隻有被觀眾欣賞和品味，價值才能得以體現，意義才能得以生成。正所謂內容為王，敘事為先，內容表達得好不好是觀眾決定看與不看的重要因素。隻有藝術表達走心，觀眾接受時才會入心。第十五屆百合獎的入圍作品，乃至近兩年電影頻道推出的作品，普遍注重有效表達，這是中國電影敘述手段發展成熟的表現。

　　藝術表達的基本要義是類型定位。類型化程度越高，電影表達的有效程度也就越高。中國電影產業十余年來的發展之路，也是中國電影告別“大鍋菜”的“亂燉”時代，逐漸走向類型化的發展之路。經過不斷探索，電視電影的類型藝術發展已經發生可喜變化。創作者追求創新，不拘泥於定式，在堅持類型化的同時注入復合元素，注入文學精神，使作品告別陳舊感、機械化。比如，電影《誘狼》的戰爭敘事追求場面和氣勢，力圖用視聽沖擊形成強烈的帶入感和裹挾力，讓觀眾身臨其境。影片中的“狼”意旨日軍所謂的名將之花阿部規秀，創作者利用英雄敘事，將主人公曾雍雅“誘狼”時的靜氣、“激狼”時的靈氣、“斃狼”時的英氣精彩酣暢地呈現出來。這種將戰爭敘事和英雄敘事有機融合的做法，使這部類型作品擁有了一種文學力量。《毛驢縣長之大事小情》把喜劇元素和生活劇元素糅合在一起，將清代縣官伍十成懲惡揚善、革故鼎新、廉政為民的故事演繹得風趣幽默，既有傳奇性，又有日常性，言近而旨遠。電影《神眼之紅毛鬼》用一樁連環殺人案引出傳奇人物——身懷“碼蹤”絕技的羊倌馬寶忠，創新地在懸疑偵破類型中注入生活劇元素。兒童電影《巴圖快跑》裡，少年想騎老馬巴圖參加那達慕盛會，成為賽馬英雄。創作者用“他們能否創造奇跡”的懸念貫穿全劇，最終引出“不以成敗論英雄，而以精神品質論高低”的題旨，寓教於樂。此外，角度和結構的精心選擇也可以彰顯創作者的藝術智慧，讓常規題材呈現出新意。比如，電影《基隆》以台灣漁船上的大陸船工陸天青的視點切入，描寫他與檳榔妹吳念念從對抗排斥到相識相知，最終消除偏見隔膜、相依相偎的故事。影片不重情節而重情緒和細節，這種巧妙的結構生發出動人的藝術力量。

　　在現實生活中挖掘深邃意蘊

　　講好中國故事，就不能停留在生活表層，還要向生活縱深遞進，這一點影響電影競爭力的厚度。在浮躁心態的影響下，一些電影人急於一夜成名，很難潛心對生活進行深度挖掘。再加上時下業界有一個誤識，認為電影藝術進入了一個小時代、輕時代、微時代，把創作引入誤區，不少創作者回避深邃，拒絕意蘊，追求淺白，將感官刺激當成時尚，熱衷於快餐文化和粉絲電影，導致有些作品好看有余、深度不足，圓潤有余、新銳不足，缺少領銜之作、扛鼎之作和耳目一新之作。

　　然而，身處在這個全民族踐行中國夢的偉大時代，我們更需要有生活深度和思想深度、反映和引領社會風尚的作品。近年來，電影頻道的作品注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直面生活，洞悉人生，追求深刻意蘊，指明生活與時代的趨勢。比如，電影《耳蝸》從身患耳疾的孩子丟失耳蝸的故事切入，帶出一個家庭的焦急與悲情，引出一座城市的關愛和互助之情，現實主義風格給作品帶來了溫馨雋永的藝術力量，引導人心向善，引領社會風尚。電影《蝕之江楓漁火》根據茅盾的名著《蝕》三部曲改編，呈現大革命時期江南小鎮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勾畫出他們的追求、動搖和幻滅，引導觀眾認識那個時代，思考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基因，提醒人們防范群體精神弊病的出現。電影《熱干面的味道》圍繞碼頭、渡輪、小面館等生活化的地點呈現兩代人的愛情，折射時代風貌和人事變遷。創作者善於從日常生活裡發現美，使作品洋溢著善意、誠意和暖意，用正能量為當下的社會風氣提供精神營養。

　　總而言之，經過多年發展，電視電影已經取得長足發展。無論是藝術生產，或是類型探索，還是市場營銷，都逐漸走向成熟。“互聯網+”時代已然到來，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電視電影人應該靜下心來，用創作實踐講好中國故事，不斷探索提升核心競爭力，追求對生活的新發現、對藝術的新表達，為中國電影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和創作模式。

　　（趙葆華，作者為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名譽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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