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2016年2月下

摘要：故事化，作為一種新聞敘事方式，已經越來越來多地被運用在調查性電視新聞節目之中。本文以央視新聞評論類節目《新聞調查》為案例，探討了故事化新聞敘事方式的兩大特點，並嘗試總結故事化新聞敘事方式的優缺點。

關鍵詞：《新聞調查》﹔新聞故事化﹔敘述﹔弊端﹔思考

《新聞調查》是中央電視台一檔深度新聞評論類欄目，它注重研究新問題，探索新表達，以記者調查採訪的形式，以對個案的故事化敘述呈現事實，將報道的事實表現成一波三折的故事情節，制造戲劇性的矛盾沖突，比之提出論點、擺出論據、進行論証的程序化的評論，在傳播理念和效果上都有巨大進步。梁建增在《調查中國》中寫到：“《新聞調查》被認為是電視新聞改革邁上重要台階的標志，這種調查形式也被認為是電視升級換代的一個產品。”[1]32

一、何為故事化新聞敘事方式

哈維爾在《故事與極權主義》中總結認為，故事的魅力在於“已知與未知之間、規則和變化之間、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料之間”。[2]故事化作為一種新聞敘事方式，已經越來越來多地被運用在調查性電視新聞節目的制作中。《新聞調查》開播初期，有過“三性”的定位口號，即新聞性、故事性和調查性。當時的新聞評論部主任孫玉勝就提出：“我們要做中國的《60分鐘》。”正是這樣的欄目定位，《新聞調查》自覺地將故事視為意義生成的方式。在敘事上，《新聞調查》模仿電視劇的做法，將45分鐘的節目分成若干小段落，制造並強化懸念，每個段落都設置有張力的類似戲劇沖突的內在矛盾，各個段落之間既有一脈相承的邏輯聯系，又有新鮮的信息環環相扣中不斷露頭，在起承轉合中吸引觀眾觀看。

（一）以故事架構節目，增強戲劇沖突

從央視新聞評論部出版的眾多總結性文字中，不難看出編導以故事架構節目的策略。反腐敗題材節目《從市長到囚犯》，其題目本身就是強調沖突和反差的效果。編導塞納說“我們有三項任務：一敘事，二人物刻畫，三問題探究。探究問題的味道不能太濃，盡可能把問題包裹在敘事和人物刻畫的過程中。”而記錄東北農村基層選舉的《大官村裡選村官》在策劃過程中，策劃和編導試圖在節目過程中敘述一個故事性強烈的新聞事件，然而更讓編導興奮的是現實生活比他們所能想象到的更富有戲劇性，選舉中殺出了一匹黑馬——一個老村長根本沒放在眼裡卻險些爆出競選冷門的前抽水員王臣，使得選舉一波三折，頗具戲劇色彩和懸念。競選“黑馬”的出現足以體現選舉的民主性和開放性，而“黑馬”落選，由上級部門任命的老村長在競選中“險勝”，卻最終証明舊的任命式干部作用制度的可信度。

（二）故事化過程展示的方式使觀眾行使知情權

“故事化離不開過程展示，能夠親身了解或參與某個過程是一種特權。手術的過程隻有醫務人員參與，審判的過程在過去也隻有相關人員在場。對於大部分事件我們都可以知道其結果，而不能參與其過程，因為很多秘密蘊藏於過程之中——魔術之所以成為魔術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其過程。”[3]同樣，採用過程展示的方式報道新聞也有非凡功效，使我們每個人都像看好萊塢電影一樣，將自我沉溺於故事中，細細地過一回探秘、破案的癮，讓記者代觀眾行使知情權。

二、故事化新聞敘事方式的弊端

故事化新聞敘事方式在敘述故事時的優勢一目了然，然而新聞節目中這種敘事方式也存在種種弊端。

（一）故事化敘事方式使社會現象個人化，削弱普遍性

將新聞故事化是新聞人所選擇的一種他所認為的優於直白講述或報道的一種表達方式，其根本目的除了新聞傳播的天然特性外，在我們所生活的一定語境中，更在於意識形態的傳播。所以，新聞故事化更像是一個溫柔的陷阱，當事人或者參與者把新聞有關的觀點、過程以各種方式講述或演繹出來后，整個新聞便仿佛成為了文學作品，被烙上鮮明的個性特點，有主題有內涵有思想，唯其真實的一面有待商榷，必然性被偶然性所遮蓋，不能說完全沒有普遍意義，但在一定程度上卻是被大大削弱了。

《山頂上的希望》沒有採取勞模式的宣傳，而是採用記錄的形式，主人公的形象非但不是高大全式的，反倒是有一些心理缺陷的。應當說這是真實、容易打動觀眾的宣教方式。但由於人物事件過於特殊、故事過於完整，以致我們似乎找不出可以安插自己的位置。節目塑造了一個在各方面都處於邊緣的人，偶然躋身於中心，卻始終沒有融入其中，最后又重返邊緣。主人公的自述展示了這樣一種生活：為了維持生活，一個少年喪父的農村孩子上山砍柴、賣頭發、賣指甲、甚至出門討飯﹔在20世紀末，三個年級同時在一個教室上課，隻有一名老師﹔在鮮艷的紅旗下，一群農村孩子認真地唱著變調的國歌。從中不是學習某種精神，而是了解和感受另一種生活。換句話說，過去一種行為通常被理解成是某種精神和價值觀驅動的，現在同樣的行為則被視為一種生活方式，前者是應當學習的，后者卻是無關的別人的故事。作為“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他的行為還使“希望工程”這個以民間形式出現的國家行為，有了延續的合法性，一個巨大的、隱蔽的群體在被遺忘的同時，成為“希望”的承載者和社會制度優越性的見証物，國家作為遺忘行為的實施者，以救贖者的身份第一次出現在他們面前，重新整合進發展的大敘事中。

（二）故事化敘事方式拒絕觀眾認同式解讀，削弱影響力

當新聞事件以有頭有尾的故事形式出現時，就會被解讀為一個特殊事件，失去了舉一反三的可能性，這是故事本身屬性所決定的，社會現象被闡釋為一個由命運、或其他偶然性所決定的、發生在別人身上的特殊故事時，就會被故事化解讀，觀眾沒有代入式的體驗和認同，所以很容易失去應有的影響力。在故事化的新聞講述過程中過多地強調主角個人，勢必會像閱讀小說或觀看戲劇一樣，觀眾不會上升到社會、歷史的全局高度，隻會被主人公的故事而吸引，從而忽視人是社會群體的代表，忽略社會及其制度。

《宏志班》是《新聞調查》的第一期節目。記者白岩鬆首先把觀眾帶入一個電視劇招收學生演員的現場，這個8集的電視劇以宏志班為原型，最終選擇的卻是一群出身優越、以龍蝦為日常談資的孩子做演員。“它本身的戲劇性在於，宏志班是將極個別品學兼優的都市底層孩子收編至普通市民階層，其余大部分成績一般的孩子成為被遺忘的/不可改造的。於是，在最底層的孩子中間，人為地分出兩極，即成績好/可改造的和成績一般/不可改造的。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會背景下，這個特殊人群的生活本身就易引發宿命感之類的理解，宏志班更使這種誤讀有了落腳點。” [3]如同一出“王子與貧兒”的現實反轉版，宏志班的故事原型成為悲劇明星和家貧志遠的標杆榜樣，滿足了都市階層的虛榮和廉價的同情心理，在滿足這一心理的同時，引導、提升的使命卻退至無限遠。結果是，本來沉重的心情卻在人們掬一捧辛酸淚后再無動容更無動作，因為那是他們的“命運”。過去，傳統的宣傳訴諸於情感是為了促進行動，在這樣的敘事中，觀眾的感動卻止於情感宣泄，不僅沒有促成行動，而且在情感方面也只是點到而已。

三、關於“故事化”新聞敘述方式的幾點思考

（一）人本化的遮蔽性

央視新聞評論部記者有這樣一句經驗之談，“一個節目尤其是正面報道，如果沒有細節性故事性的設計，等於強行讓觀眾接受”。為《新聞調查》進行策劃的學者也強調說，《新聞調查》應當“主題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本化”，“加強說故事的能力，把事件細節化”。有了細節性的故事設計就是對觀眾的尊重了嗎？在實際操作中，細節化和故事化的確可以淡化宣傳的強制性，增強曖昧性，但這種故事化、細節化與人本化有何聯系？在媒介越來越商業化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媒體將人本化、人文關懷表述為自己的追求。但不能否認，在市場邏輯和權力意志的共同宰制下，媒介所制造的人本化、人文關懷具有很強的魅惑性甚至欺騙性，“人”像“官方”一樣，是一個含混的、被想象的群體，“人”需要什麼，想說/做什麼，都是由媒介代理的，媒介用向觀眾“提供一切”、剝奪我們的理性思考權的方式，來實現對觀眾的關懷。

（二）故事化可能造成的后果

遵循“主題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細節化”的敘述邏輯，在吸引受眾提高收視率方面的確行之有效。然而，因為關注細節，在這類節目中，最易引起觀眾共鳴的不是事件的實質、主要人物的行為動機、目的、手段及結果，而是“態度”。換言之，不是本質和過程，而是表象，囂張、目中無人的表情和言辭最容易引起觀眾的義憤，對這樣的人物的“修理”，甚至是懲罰都讓觀眾感到類似於青天出手，還正義、公道於天下的那種“俠”之快意。一般情況下，得罪或不配合記者的人都會在節目中得到相應的報應，一方面，這是由於觀眾將自己認同媒體一方並以當事人對記者的態度判定是非，說明觀眾觀看這樣的節目合理性不足﹔另一方面，大眾化的思維不關注深度（事件的實質），而以平面化的意義即事件與事件、事件與人（自我）的關系來代替，這種傾向同時影響記者和觀眾，在鏡頭內外的人感到義憤，將平時中國普通民眾原本就很單薄的法治意識便無影無蹤了。“故事化”可能造成的另一個后果是“非政治化”，“社會生活化的軼事趣聞和流言蜚語，把公眾的注意力集中並吸引到一些沒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將這些事件悲劇化，以‘從中吸取教訓’，或將它們造成‘社會問題’”，政治意識形態被徹底放逐，必然導致議題的瑣碎化，使電視新聞失去了原本應有的力量。

當然，時至今日，《新聞調查》被多數專業人士劃入比較成功的電視新聞欄目行列，這與所承載它的平台、題材選擇、主持人明星效應以及普通民眾對故事化敘事方式的快意認同等多種原因密不可分，所以我們有理由期盼《新聞調查》以及更多類似的欄目能進一步扛起新聞媒體的責任，而不是僅僅靠講故事來充當當代的“青天”，走上一條和新聞精神漸行漸遠的道路。

參考文獻：

[1]梁建增.調查中國[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2]哈維爾.故事與極權主義[EB/O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001204559.html.

[3]凌燕.中國電視新聞評論節目解讀[J].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2(4).

（袁媛系北京工商大學嘉華學院講師、博士﹔張杰巍系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政治部宣傳處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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