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中穿綠軍裝的老人張道干，年過90，要找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解放前入黨，但因抗戰中資料被燒毀，所以新中國成立后沒人能証明他是黨員。他又特別固執，堅持自己不能二次入黨。在節目裡找到了當年的入黨介紹人，終於恢復了黨籍。

　　打開電視，人們習慣了對各式娛樂綜藝節目目不暇接﹔電影院的大銀幕上，能拿到高票房的也大多是喜劇片﹔無論歌星、演員願意以“逗比”自居﹔我們生活在一個發狠斗猛“要笑”的時代裡，然而，竟有一群年輕人排除萬難地做一檔讓人看過必哭，滿眼苦難的電視節目。大型“尋人”節目《等著我》自2014年在央視開播后，令人意外的收視率持續走高，登上CCTV-1黃金檔播出后，收視率超過90%的娛樂節目。喜劇的時代，淚水並不寂寞？還是另有原因？

　　變故背后的喜悅無法找尋

　　《等著我》是央視播出的一檔尋人節目，倪萍主持，開播時曾因倪萍闊別熒屏多年后復出成了新聞頭條。但倪萍並不是吸引觀眾的收視因素，因為在這檔節目裡，有太多離奇的、苦難的、超出任何一個苦情劇編劇想象力的真實人生，尤其是那些拐賣的婦女與兒童，和他們被拐后家人的尋親經歷……比死別更讓人飽受錐心之痛的是生離。

　　制片人楊新剛今年39歲，在央視制作過科學探秘節目和知識競賽節目，2014年，真人秀席卷熒屏，他和他的朋友們也都躍躍欲試，后來，他的好朋友做《歡樂喜劇人》的總導演，而他，在央視報批了《等著我》。“內容方面，很多人對我們有點誤會，以為我們就是一個尋親打拐的節目，其實不是，尋親打拐是我們一個最多的題材，還有找恩人、找朋友、找戀人的，都做過。整個節目的定位是尋人。”

　　為什麼逆時代大勢而動？楊新剛認為：“如果說黃金時段的綜藝娛樂節目是娛樂的盛宴，那《等著我》就是一桌喚醒人性的素宴，盡管裡面很多展現的是變故、失落、流浪、煎熬、不甘和拼爭，最后所展現出的幸福和喜悅是在其他節目中無法找尋的。”

　　電視台每做一檔新節目，都會先考慮收視需求，如果有需求，就會有一個比較旺盛的成長基礎，因此這個節目報批制作並不困難，看過樣片后領導很滿意，安排在了每周二晚十點半，黃金檔的尾巴。雖然，比起很多后來大熱的大型戶外真人秀，《等著我》的節目形式很簡單，主體是主持人與尋人者一對一的訪談，幾位節目嘉賓發言后，就進入最重要的環節，宣告尋人結果。但楊新剛告訴記者，這個節目沒想象得那麼簡單，一開始，就是和大牌真人秀團隊策劃打磨的。“真人秀最講究的是壓力場，娛樂節目是把一個明星扔到陌生環境，產生壓力，激發情緒，然后用大量的機位捕捉明星的真實反應。《等著我》的那扇門就是最大的壓力場，還有什麼能比幾十年不見，門后面就是你思念的孩子更大的壓力場呢？還有那扇門打開后，導演無法設計，我們錄制時，四成是失控的。所以，它就是個真人秀。”

　　一群85后的年輕編導

　　涂穎，今年31歲，是《等著我》全部編導裡最年長的，自稱也是“淚點最低的人”，“我做節目時，看過很多遍的素材還是每次都流淚。”一個小時的採訪裡，涂穎哭了三次，水汪汪的大眼睛擎著淚，我見猶憐。尤其說到對孩子和家人的虧欠，一開口，眼淚就下來。涂穎的孩子剛滿兩歲，她在央視原本做了八年的行政工作，休完產假轉崗到《等著我》做編導，編導的工作分為兩部分，前期聯絡尋人，后期錄像以及制作節目。第一次錄像時，涂穎決定給孩子斷奶，因為實在忙不過來，她的同事說：“每次一提斷奶，她就禁不住哭。”涂穎說：“干這個工作虧欠的就是家人。日常還能陪陪孩子，爭取白天早點來上班，晚上回家起碼能看到她睡覺。后來節目調到CCTV-1黃金檔了，已經沒有時間讓你想這些事情了，忙得不行了。回家會感覺特別愧疚，特別愧疚。”

　　印象中是錄完第一期節目，看到一家人現場團聚，涂穎突然覺得這不僅僅是工作，“我是在幫人。”見了太多淒慘的人生際遇，涂穎承認做這份工作需要有足夠的心理承受力，還要有體力和意志力，但這些還不夠，“最重要的是真的熱愛，想要更多的人團圓，要不然很難堅持下來的。”

　　每次錄像，節目組都是連軸轉，實在分身乏術，她就把孩子送回老家給姥姥照顧，想孩子時她會勸慰自己：“孩子現在也許不懂，但我想告訴她，媽媽在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能讓你感到驕傲的事情，幫助更多人的事情。”

　　錄像時有多繁忙，另一位編導李晗說：“幾乎每個導演都覺得每天48小時也不夠用。” 兩次錄像之間隻有短短20多天時間，每個人平均剪5個片子，一個片子制作完成要一周時間，時間肯定不夠。對李晗這樣的年輕編導而言，“辛苦”不是困難，最初的障礙在心裡。“我一開始很排斥，剛畢業沒多久，心理承受能力也比較低，沒想到會有這樣苦難的家庭，每天生活裡充斥著這些，感覺人生挺灰的。后來，開始錄像就不一樣了，看到他們的擁抱，他們下台后對我們的感謝，有的甚至要下跪，那時候感到的滿足感，再怎樣也要堅持下去。”

　　賠錢上節目的嘉賓

　　很多真人秀節目已經把明星身價推至數千萬，而《等著我》的明星嘉賓和主持人倪萍，甚至是賠錢上節目。趙忠祥、郁鈞劍、濮存昕家喻戶曉，還有公益組織“寶貝回家尋子網”的創辦者張寶艷、中國公安部刑偵局打拐辦主任陳士渠以及專欄作家張春蔚，他們在節目中各有分工。比如，陳士渠負責技術問題，他經常問尋親者，有沒有去採血？公安部有一個DNA採血庫免費採血，是尋親最方便的途徑，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父母和孩子都去採血了，DNA在血庫裡自動匹配。《等著我》開播以來，這個血庫每月都會有幾千樣本增長。而郁鈞劍、趙忠祥和尋人者交流時，會道出自己的人生經歷，勸慰他們。

　　楊新剛告訴記者，所有的嘉賓都非常熱情地參加節目，包括倪萍。“我們去找她時，她已經有十幾年沒參加電視節目了，回歸電視對她來說無所謂，她第一次聽了就感興趣，第二次就明確地表示，‘我來’！趙忠祥、郁鈞劍，每請必到。我們節目錄像隨機性比較強，他們都會把其他事推了，保証參加。因為大家都意識到，這是公益。嘉賓們在節目裡捐錢是常事，他們真是賠錢來的。”（金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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