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日晚，《等著我》在CCTV1黃金檔開始常規節目外的11期季播，成為同期娛樂節目強力的競爭對手。去年季播時，它的平均收視率突破2%，是CCTV1四年來同時段最高收視，在全年季播綜藝排行榜上，僅低於《中國好聲音》和《奔跑吧，兄弟》。但是，《等著我》被認定收視群以中老年為主，悲情風格，最初廣告招商並不順利，同是制作真人秀節目，《等著我》編導們的收入與同行相比也頗為寒酸。甚至，收視率高被曲解為“消費苦難”。

　　上電視不因為“夠慘”

　　“它的微博指數，周二播時永遠第一，在一黃播時，經常上微博熱搜榜，有兩次排到第一。央視網上的最熱節目，基本上都排在第一。”制片人楊新剛力証，如果沒有年輕人的關注，不會有這麼好的網絡數據。編導涂穎已經習慣了被朋友質疑，“他們都問我，你們節目是演的吧，假的吧，花錢買的？”但父母一輩卻不會有此疑問，編導李晗告訴記者：“過年回家，媽媽的朋友聽說我在做這個節目，說你女兒好棒呀，我每期都看！”

　　如果不是自己親身接觸，誰敢想象，會有這麼多苦難的人生？年輕人的質疑其實是不願意相信，沒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楊新剛對記者說：“多看兩期，不會讓人感到壓抑的，更多的是希望。”他有兩個理由：“我們已經幫了五千多人，但一年的節目算下來隻播150個故事，能上節目的是極少數。為什麼要選擇這些人上？不是比誰更苦，而是找故事性、代表性強的，因為我把這個節目看成一個大廣告。另外，有些苦難，都是過去二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天是一個圓夢的過程。” 有時候，志願者問楊新剛，為什麼不多播出幾個沒找到的，不是對他們幫助更大嗎？楊新剛說：“這是大愛和小愛的關系，如果電視上播的大多數都是找到的，觀眾主觀感覺是，都找到了，我也有希望了。如果好多都沒找到，觀眾會覺得，這個平台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嘛。”

　　涂穎認為，《等著我》還有教科書的意義，讓人警醒。聽過那麼多被拐孩子的經歷，她會經常提醒家人帶孩子出門千萬別分神，碰到有人問路，一定要牽緊孩子。涂穎說：“很多苦難在生活中重復發生，完全可以避免。電視上隻播四五個類似案例，但下面是成千上萬的，做一本防患於未然的教科書，也是這個欄目的意義。”

　　苦難的背后亦有甘味

　　楊新剛坦言，剛做節目時被扑面而來的苦難震撼了，很多編導也都深感抑郁，人生怎麼這麼苦呢？但漸漸，讓他們平復過來，更為感動的是，很多人並沒有被苦難打倒，苦難帶來的不是絕望，反而是善良。“我們開始意識到，真正震撼我們的不是苦難，是人在苦難中所顯現出的真實的善良、可愛和堅忍。那我們為什麼不宣揚這一面呢？”楊新剛告訴記者：“現在沒有在苦難的故事裡看到人性的光輝，我們是不做的，再苦也不做，我覺得這些對觀眾來說是黑暗的。哪怕我們費盡千辛萬苦幫他們找到了家人。”

　　作為節目編導，涂穎曾經認為“苦難”可以帶來收視率。后來，她一次次地被人心的善良打動的時候，收視率已經不重要了，她說：“現在就想通過這個平台把真善美宣揚出去。一個人經歷了很多苦難，選擇的不是報復社會，不是怨恨，還覺得施比受開心，這是最感動的。我不想讓觀眾跟著我們哭，更希望他們看到有希望，有溫暖。”

　　涂穎做過一期節目，28歲的小伙子包叔森來找媽媽和妹妹(上圖)。他3歲被拐，9歲時與他相依為命的養父患上癌症臥床不起。一次意外，包叔森從19樓掉下來摔在了防護網上，下落的一剎那，他想到的是養父怎麼辦，媽媽妹妹還沒找到。長大后包叔森一邊打工一邊流浪尋親，在艱難的境況下遇到了妻子，可婚后初為人父的喜悅卻因早產變成了悲劇。一對雙胞胎兒子生下來就生命垂危，一個活了12天，一個活了18天。孩子去世后，包叔森在身負十幾萬債務的情況下，把人們為孩子捐助的15萬元留給了醫院，期望可以再幫助其他有困難的孩子，此外，醫院提出遺體捐獻，他也同意了。

　　涂穎告訴記者，包叔森從來沒讀過書，但面對苦難中，他身上堅忍、堅強的人性光輝令自己畢生難忘。“孩子去世后，他努力打工，開了一間恩德理發店，因為他曾給兩個兒子起名記恩記德，老人、孩子來剪發他都不收錢。”涂穎說到這兒，眼眶就紅了，“我原來是個作女，出門吃飯餐桌有一點不干淨都要責怪服務員，可現在，我的心態變寬闊了。一個個像包叔森這樣的人讓我深感，人的善心是金錢和物質無法替代的。”（金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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