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他離開這個世界也已37年。政聲人去，塵埃落定，對他的功過已有評說，以后也許還會爭論下去。但對作為文章家的他還研究不夠，這筆財富有待挖掘。毛說革命奪權靠槍杆子和筆杆子，但他自己卻從沒有拿過槍杆子。他手下有十元帥、十大將，一千個將軍（1955年第一次授銜1050個），從井岡起兵到定都北京，抗日、驅蔣、抗美，談笑間強敵灰飛煙滅，何等瀟洒。打仗，他靠的是指揮之能，馭將用兵之能。但筆杆子倒是一輩子須臾不離手，毛筆、鋼筆、鉛筆，筆走龍蛇驚風雨，白紙黑字寫春秋。雖然他身邊也有幾個秀才，但也只是伺候筆墨，實在不能為之捉刀。他那種風格，那種語言，那種做派，是浸到骨子裡，溢於字表，穿透紙背的，隻有他才會有。中國是個文章的國度，青史不絕，文章不絕。向來說文章有漢司馬、唐韓柳、宋東坡、清康梁，群峰逶迤，連綿不絕。毛澤東算得一個，也是文章群山中一個巍峨的險峰。

一、思想與氣勢

毛文的特點首在磅礡凌厲的氣勢。毛是政治家、思想家，不同於文人雕虫畫景，對月說愁，他是將政見、思想發之於文章，又借文章來平天下的。

陸游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文章之勢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氣、行事之勢。勢是不能強造假為的，得有大思想、真城府。我在談范仲淹一文中曾說到古今文章家有兩種，一是純文人，一是政治家。文人之文情勝於理，政治家之文理勝於情。理者，思想也。寫文章，說到底是在拼思想。隻有政治家才能總結社會規律，借歷史交替，風雲際會，群雄逐鹿之勢，納雷霆於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揚自己的政見。毛文屬這一類。這種文字不是用筆寫出來的，是作者全身心社會實踐的結晶。勞其心，履其險，礪其志，成其業，然后發之為文。文章只是他事業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須、鳳之尾。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段落來看毛文的氣勢：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的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民眾的大聯合》）

這還是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 “五四”時期剛要踏入江湖的文章，真是鴻鵠一飛便有千裡之志。明顯看出，這裡有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影子。文章的氣勢來源於對時代的把握，毛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每個歷史時期都能高瞻遠矚，甚至力排眾議地發出振聾發瞆之聲。

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有動搖和微詞時，他大聲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井岡山時期，革命處於低潮時，他甚至用詩一樣的浪漫語言預言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苦悶、動搖時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你再看解放戰爭中他為新華社寫的新聞稿：

【新華社長江前線二十二日二時電】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萬人渡過長江。渡江戰斗於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國民黨反動派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遇著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斗志，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放，直取對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佔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諸城進擊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斗，堅決地執行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命令。（《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

我軍“摧枯拉朽”，敵軍“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你看這氣勢，是不是有《過秦論》中秦王振四海、制六合的味道？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屆政協籌備會上的致詞：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吧，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是一個勝利者的口吻，時代巨人的口吻。新中國成立后美國搞核訛詐，他說：“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古今哪一個文章家有這樣的氣勢！

從上面所舉毛澤東不同時期的文章中能看出他對自己的事業充滿信心。為文要有丹田之氣，不可裝腔作勢。古人論文，講氣，氣貫長虹，力透紙背。韓愈搞古文運動，就是恢復漢文章的質朴之氣，他每為文前先讀一遍司馬遷的文章，為的是借一口氣。以后人們又推崇韓文，再后又推崇蘇東坡的文，都有雄渾、汪洋之勢。蘇東坡說：“吾文如萬斛泉涌，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裡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他們的文章之所以有氣勢，是因為有思想，有個性的思想。毛澤東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時代的思想，曾是一個先進的政黨、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的思想，與之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也論文，他不以泉比，而是以黃河來比：“文章須蓄勢。河出龍門，一瀉至潼關。東屈，又一瀉至銅瓦。再東北屈，一瀉斯入海。……行文亦然。”毛在《講堂錄》中說：“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無論才學，他都是立志要超今人和古人的。如果說蘇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海之波濤了。

二、說理與用典

毛文的第二個特點是知識淵博，用典豐富。

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重在繼承，從小孩子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書，先背了一車經典，寶貝入庫，以后用時再一件一件拿出來。毛澤東正當五四前后，新舊之交，是受過這種訓練的。他自述其學問，從孔夫子、梁啟超到拿破侖，什麼都讀。作為黨的領袖，他的使命是從外國借來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一個舊中國。要讓中國的民眾和他領導的干部懂得他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國人熟悉的舊知識和人民的新實踐去注解，就是他常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一件真本事、大本事，要革命理論、傳統知識和革命實踐三樣皆通，缺一不可。特別要對中國的傳統典籍爛熟於心，還能翻新改造，結合當前的實際。在毛澤東的書中我們幾乎隨處可見他恰到好處的用典。

這有三種情況。一是從典籍中找根據，証目前之理，比如在《為人民服務》中引司馬遷的話：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這是在一個戰士的追悼會上的講話，作為領袖，除表示哀悼之外，還要闡明當時為民族大業犧牲的意義。他一下拉回兩千年前，解釋我們這個民族怎樣看待生死，看司馬公有言，自古如此，你不能不信，一下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馬遷的這句話也因毛的引用而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更廣為流傳。忠、孝、仁、義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毛引用它卻這樣給以新的解釋：

要特別忠於大多數人民，孝於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忠孝於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做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對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仁義。（《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

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發力，翻新經典，為己所用﹔既宏揚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經典知識。

二是到經典中找方法，以之來比喻闡述一種道理。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論說文，是說給中國的老百姓或中低層干部聽的。所以搬出中國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証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這個典不一定客觀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戶曉，蘊含的道理顛扑不破。如七大閉幕詞這樣重要的文章，不但行文簡短隻有千數字，而且還講了一個《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毛將《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這些文學故事當哲學、軍事教材來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這樣來闡述戰爭中的戰略戰術：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孫悟空在他筆下，一會兒比做智慧化身，鑽入鐵扇公主的肚子裡﹔一會兒比做敵人，跑不出人民這個如來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對抗大的一次講話中，他甚至還從唐僧的堅定、八戒的吃苦、孫悟空的靈活中概括出了八路軍、新四軍的“三大作風”。像這樣重要的命題，這樣大的方針他都能從典故中輕鬆地順手拈來，從容化出。所以他的報告總是聽者雲集，歡聲笑語，毫無理論的枯澀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於現實，把實踐融進了理論。

三是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隨手拿來一典妙趣橫生。

在《別了，司徒雷登》中他這樣來寫美國對華政策的破產：“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這裡用了中國古典散文名篇《陳情表》裡的句子。司徒雷登那個孤立、無奈、可憐的樣子永遠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中。就司氏本人來說，他對中國還是很有感情的，也為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教育事業做了不少好事，但陰差陽錯，他在歷史變革的關鍵時刻扮演了一個特殊角色，也就隻好背上了這個形象。

毛的用典是出於行文之必需，絕不賣弄，不故做高深地掉書袋。他是認真地研究並消化了經典的，甚至認真到考據癖的程度。如1958年劉少奇談到賀知章的詩《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此來說明唐代在外為官不帶家眷。毛為此翻了《舊唐書》、《全唐詩話》，然后給劉寫信說：

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証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后，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現在廬山圖書館還保存有毛在廬山會議期間的借書單，從《廬山志》、《昭明文選》、《魯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話》，內容極廣。這裡引出一個問題：一個領袖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一個讀了很多書的人，一個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應該是一個博學的雜家，只是一方面的專家不行﹔隻讀自然科學不行，要讀社會科學，讀歷史，讀哲學。因為領導一個集團、一場斗爭、一個時代靠的是戰略思維、歷史案例、斗爭魄力和人格魅力。這些隻有到歷史典籍中去找，在數理化中和單一專科中是找不到的。一個不會自己母語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個不熟悉祖國典籍的領袖是不合格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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