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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戶外真人秀節目沖突元素建構

——以湖南衛視《花兒與少年》為例

張  卓
2016年06月01日14:23 | 來源:今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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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從《老大哥》《幸存者》到《學徒》《全美超模》,戶外真人秀在國外無疑是最熱門的節目類型之一。這些節目以不間斷拍攝的方式力求全面的展現參與者在活動中的行為和心理,因而被認為是“最接近真實的show”。近十年來,國內陸續引進、原創了一系列戶外真人秀節目並取得良好反響,而《應在藍天碧水間》《變形記》《爸爸去哪兒》等一系列節目的成功,更是給“泛娛樂化時代”的熒幕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

關鍵詞:媒介環境理論﹔戶外真人秀﹔《花兒與少年》

2014年4月,湖南衛視再度出擊,推出了一檔明星戶外真人秀節目——《花兒與少年》,七位明星姐弟以闖關模式開啟一段充滿未知和挑戰的自助遠行。之后因收視情況良好,2015年又進行了第二季的制作播出。該節目重點在折射當下國人在生活壓力下,對精神需求的渴望,對營造輕鬆生活、釋放負面壓力的向往,同時引發國人對人際交往障礙成為普遍現象的深層反思和思考。這檔節目雖然被官方花哨的定義為“生活、旅行真實綜藝秀”,實則還是保留了戶外真人秀的基本雛形。作為全程國外拍攝真人秀的試水者,該節目在內容和形式上均有很強的創新性,特別是在善用矛盾沖突來制造戲劇張力方面,對后續的真人秀節目具有借鑒意義。

一、《花兒與少年》節目簡介

《我是歌手》將湖南衛視的收視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潮,其后選擇怎樣的節目來接檔,是一個似乎有些燙手的問題。《花兒與少年》正是肩負著這樣的使命上位,2014年4月25日起每周五晚22︰00播出。它是韓國綜藝《花樣姐姐》的創新改良版,第一季由年齡性格各異的七位明星組成“歐洲自助遠行團”(“導游”張翰、“會計”華晨宇、“大姐”鄭佩佩、“二姐”張凱麗、“三姐”許晴、“四姐”劉濤、“五妹”李菲兒),卸下“光環”,開啟一段歷時二十余天,沒有經紀人、不准帶助理、每天隻有120歐元生活費的異域奇妙之旅。第一期節目最終剪輯為8期進行播出。《花兒與少年》基本元素分析(如表1所示)。

1.人物選擇

作為敘事主體的人物,是一檔真人秀節目能否吸引觀眾的第一步,《花兒與少年》中對5名性格各異的花樣姐姐和2個各司其職的民國弟弟的精心設計凸顯了故事中敘事主體的重要性。

首先,七位性格、年齡迥異在鏡頭前被放大,凸顯出參與者角色的復雜性。七位嘉賓年齡從68到24不等,生活經歷更是各不相關,但卻又因節目需要成為一個系統。系統情境中,“正氣大姐”鄭佩佩是核心精神支柱,“犀利辣媽”凱麗迷糊感性為一行人帶來歡笑,民國御姐許晴嬌美率真給旅行增添浪漫的幻想,“優雅賢妻”劉濤細膩靠譜扮演貼心小棉襖,“元氣少女”李菲兒被眾人捧在手心充當甜心角色。如果說以上幾位花樣姐姐均是用本色出演來為節目帶來“驚喜”,那麼“陽光型男”張翰和“火星萌物”華晨宇的設置,則是帶給觀眾一系列意外的“驚嚇”。並無原形經驗的張翰被要求負責整個行程的“導游”工作,而華晨宇的工作則是不可思議的“會計”。

同時,七位明星在出發之前並不相識,缺乏溝通和交流的基礎前提,因而這樣的設置讓原本負責“吃喝玩樂”“貌美如花”的姐姐們汗顏,同時也令觀眾捏了一把汗。年齡、性格、角色的差異交互作用,使得觀眾產生了一系列對節目的質疑:“奶奶和孫子一起旅游不會有代溝嗎?”“這兩少年能先照顧好自己嗎?”“姐姐們會不會爆發內戰?”……與質疑相伴相生的是觀眾強烈的收視期待。而節目總導演廖珂也表示,之所以會首創性的設計五位性格特征各異並代表五個不同年齡段的女明星,以及由張翰華晨宇擔任的導游與會計的兩位男明星參與,正是希望能夠完美再現真實人性和典型性多元社會關系。

其次,明星的職業特點與窮游形成對比,大大考驗了參與者的性格、能力和個人魅力。七位參與者均是活躍在舞台上的明星,他們通過一系列“台前”形象的塑造已經給觀眾營造了一個相對熟悉又固頂的形象,而出國窮游則滿足了觀眾對“新鮮感”的追求,嘉賓在節目重要完成的任務與他們在受眾心中既有的角色是不同的。另外,在沒錢、沒經濟人、語言不通的陌生城市窮游對明星來說確實是不可想象的經歷,過程中勢必會發生一些啼笑皆非的經歷,這就恰恰成為節目組設計節目沖突的可行性前提。

2.場景選擇

《花兒與少年》錄制全部在境外完成,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多個國家都是節目組的攝制地。秀麗的風景、獨特的民俗風情原本就是一個看點,而明星們需要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中,在孤立無援、甚至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完成一系列超級挑戰,又賦予了節目矛盾沖突。另外,在諸多例如酒店等相對封閉的情境中還可能出現種種不可預知的情況,這就與戶外情景相交疊,形成了多維度的敘事空間。

3.節目團隊

湖南衛視此次派出了由《中國最強音》廖珂團隊和《勇往直前》的楊霖團隊,節目的攝像指導則來自於《爸爸去哪兒》團隊。這支近百人的大隊分為導演組、行程組、技術組、制片組、甚至還有選角組、編劇組、劇務組。這些成員分別負責策劃及執行、前期踩點、申請拍攝許可、當地事務協調、音頻和特種設備、工作人員吃住行等。據說節目組單單攝像團隊就有15人之多,除此之外,30台機器同時運轉,包括各種便攜式攝像機、DV、航拍器等,比如在托斯卡納的航拍鏡頭,就來自於《爸爸去哪兒》中的那台航拍器。除了遠赴歐洲的工作人員,節目組在西班牙、意大利還有30多位當地的員工協助拍攝。

4.收視情況

《花兒與少年》2014年4月25日開播,瞬間成為二季度毫無爭議的收視“黑馬”。第一季的八期節目蟬聯第一,給同時段節目下了死亡判定書。

二、《花兒與少年》中的沖突體現

真人秀節目好看與否,很大一部分程度取決於矛盾沖突,它使節目更具有戲劇性。其中包含著人與人的沖突,人與環境的沖突以及各人內部(即心理活動)的沖突。《花兒與少年》中,編導們絞盡腦汁地為七位參與者尋找、放大、甚至制造矛盾沖突。

1.同一情境下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沖突

梅羅維茨認為,情境區分不單單以地點為標准,信息流動的差異,同樣可以形成多種情境。也就是說,如果在相對封閉的空間裡了產生了相互交互的不對稱信息,沖突就會自然形成。

《花兒與少年》第一期就體現了同一情境中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沖突。行李准備的環節直接影響到接下來窮游的質量,也成為了節目設置的第一個矛盾點。以賢妻角色出現的劉濤不負眾望,折疊衣架、折疊傘、醫藥箱、驅蚊液,甚至熨斗、垃圾袋、針線包都全數整齊的出現在了行李箱中。之后的旅行中,劉濤的多啦A夢行李箱確實像百寶箱一般,發揮了重要的應急功效。而有著“國民媽媽”之稱的凱麗卻打破大家的既有印象,在女兒的幫助下才勉強完成考驗,這就使得她以“自理能力嚴重缺失者”的角色和劉濤形成對比,也和平日干練利落的熒幕形象形成反差。另外,其他幾位明星也是各有特色,如怪咖華晨宇出門堅持帶一本政治書、女俠鄭佩佩一個箱子走天下,對“窮游”概念還很模糊的嘉賓們如何將東西整理齊全,順利踏上未知旅程,就成為了節目開篇的第一個沖突。

2. “前區”“后區”的沖突

“前區”是指我們在公開場合呈現的行為表現,放在《花兒與少年》中就是明星們以往在熒幕中呈現的光鮮亮麗的一面。而“后區”行為更多的屬於個人隱私,不是有人觀看的情況下我們戴上“面具”或是刻意扮演的結果,“后區”更能表現一個人的真性情,使人物更加完整真實。然而一旦“后區”行為曝光,個人在“前區”樹立的形象就會受到威脅。因此,保護“后區”,有選擇的呈現個人形象,是明星們非常注重的點。可這點,恰巧也是觀眾們最想捕捉到的信息,更是真人秀節目的意義所在。

許晴是《花兒與少年》中飽受爭議的人物,但同時她的“前后區差異”也成功為這個節目提供了天然的賣點。節目播出之前許晴給人的固有印象是知書達理、干淨利落的,這與她成功塑造過宋美齡等一系列熒幕形象有關,這是“前區”的表現。但節目中她自控能力很弱,對自己的個性不加掩飾,愛撒嬌,也比較自我,在第五期更是因迷路失聲痛哭,那種孤獨無助是普通明星很少展現在“前區”的,屬於“后區”隱私的范疇,然而鏡頭卻將其挖掘了出來,這就構成了一個矛盾沖突。

另外,節目中張翰說夢話,李菲兒打呼,劉濤洗澡要耗費一個小時等等都屬於“后區”的范疇,是我們在台前很難看到的東西,也是戲劇張力集中噴張的地方。

3.特定情境帶來的沖突

梅羅維茨認為,場景的分離會讓人們的行動產生差異化的效果。合適的場景完成合適的規定動作,否則將會產生矛盾沖突。

《花兒與少年》嘉賓們的首度見面因為“導游”張翰的“差勁”表現以尷尬收尾。首期節目中,張翰作為導游,不但沒有及時完成迎接其他成員的任務,還再見到其他前輩時開口詢問是否有筷子,這樣無厘頭的表現讓眾人咋舌。心直口快的凱麗忍不住質疑:“導游就是張翰那小子嗎?”,並毫不避諱的用“我怕這次旅行不是驚喜,而是驚嚇!”表達不滿。許晴也曾質疑過節目組對“導游”的選擇,在背採中直言自己遇到張翰會“逃跑”。這樣並不愉快的首次會面,正是源於張翰未能夠在特定的情境中去做合適的事,這種閑散在非正式場合與熟人的交往中是可以出現的,但作為節目的核心組織者,第一次公開見面的工作場合就出現這樣的差池,恐怕是一個連編導都沒想到的點。這裡,筆者認為編導是刻意放大了張翰的問題,如果編導未意識到這可能成為一個沖突制造點,那麼工作人員去為張翰找來筷子也並不是件難事,這也從側面體現了編導團隊的敏銳。

三、《花兒與少年》沖突制造的效果

《花兒與少年》播出之后連續八期全部為同時段的收視冠軍,能夠如此吸引人,主要是因為在明星窮游的明線之下,《花兒與少年》節目裡還隱藏著一條暗線,這條暗線精准地切中了當下社會人群,尤其是都市人的關切所在,例如,情商在職場的重要性,如何掌握溝通的技巧、人際交往能力的培養等。

1.暴露了現代人人際交往中的弱點

湖南衛視一直關注著轉型社會生態下人群的新交際關系,湖南衛視常務副總監、新聞發言人李浩在採訪中說:“‘陌生人的相處’構建了新的交往形態和內涵,疏離關系秩序重建。與此同時,這一代多為獨生子女的現狀,帶來的是包括當代青少年人際交往能力、人生觀、價值觀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李浩還表示,《花兒與少年》就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微縮,“推出這檔節目的訴求就是,通過不同代際人物明星花兒少年組合的異域之旅,體現新生活形態核心人際關系下的幸福體驗和追溯。”從節目后網友一邊倒的支持聲中我們可以判定,湖南衛視的這一訴求在節目中基本實現。

2.話語權的逐步轉移

以往明星留給我們的常常是“高高在上”的強勢形象,包括《爸爸去哪兒》《花兒與少年》,以及近期播出的《爸爸回來了》一系列戶外真人秀,卻開始嘗試從打破明星們同質化的“前區”形象入手,力圖塑造更有人情味的活生生的人,他們多突破“非此即彼”的固有模式,多角度多維度的去塑造人物,將評價的話語權轉交給觀眾。《花兒與少年》第一季結束之后,網絡上引發了對張翰、許晴的質疑,有人認為張翰做作忸怩、不負責任,有人則認為張翰在旅行中不斷進步,收獲成長﹔有人質疑許晴嬌氣自私,而有人卻欣賞她的率真坦誠……拋開這些討論的內容本身,將話語權從編導手中釋放出來意味著一種進步,我們開始放棄傳統的凌駕於受眾之上的教說,逐漸走向和受眾的互動,受眾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想要在熒幕上獲取的信息,改善以往被動收視的局面。

四、結 語

《花兒與少年》的熱播一方面折射出當下國人在生活壓力下,對精神需求的渴望,對營造輕鬆生活、釋放負面壓力的向往﹔另一方面,這種差異化女性組合與青春少年之間的多重人際關系的疊加,使得節目能夠形成一個微縮版的人際代表圈,引發國人對人際交往障礙成為普遍現象的深層反思和思考。節目本身的成功,對其它戶外真人秀也具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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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妍(實習)、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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