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民記者”的出現——矛盾的“去專業化”

網絡和新媒體的迅速發展使得我們每個人都成為了“公民記者”，都有機會扮演一個信息傳播者的“信源”角色，將事實和觀點傳播給大眾。而伴隨著這一記者身份的“去專業化”而來的，是與之相關的“新聞倫理困境”的“去專業化”。即以前發生在新聞專業生產領域的矛盾，如“記者的職責責任和社會責任”之間的道德沖突不再是隻有記者可能會面臨的問題，而是每個人在傳播信息時都可能面臨的問題。

不久前一個火災視頻再次將“拍照還是救人”這一話題推上了風口浪尖。網上一段居民樓上一個人家裡著火后被逼到防盜窗角落不停掙扎，最終被燒死的視頻引起了軒然大波。視頻一出，網友們紛紛指責拍攝視頻者太過殘忍，眼睜睜看著死者被燒死卻不施以援手，反而隻顧著拍攝，一時間罵聲四起。很多人拿當年“飢餓的蘇丹”一事作比，甚至認為其性質更加嚴重。盡管后來當事人解釋澄清視頻並非其上傳網絡，且其在拍攝視頻之前已經撥打了119，未能救援是因為距離太遠而無能為力，但引起的“拍攝還是救人”的討論仍舊愈演愈烈。

這件事真正引起我們反思的核心在於，當災難發生而自己心有余力不足時，選擇記錄事實到底是對還是錯：記錄的珍貴影像很有可能包含著極有價值的一手信息，但也很有可能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甚至包含著對死者的不尊重、對死者家人的二次傷害。而“飢餓的蘇丹”爭論的核心在於，當記者面對事實，有能力去阻止悲劇發生或者能夠救援時，是應該選擇記錄拍攝還是干預救援。這前后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無能為力”和“有能力阻止”。也就是說，其實在“拍攝還是救援”這一矛盾中，道德對於我們普通人的要求是更加苛責的：我們隻有在無能為力、別無他法時才能考慮是否拍攝記錄﹔而一旦有能力，社會道德對我們的第一要求就是救援。

因為在突發事件中，我們首先是“社會人”，其次才是所謂的“公民記者”。這種 “公民記者”的角色不是一種社會責任和職業，而是新媒體傳播和技術的發展為我們帶來的可能性和個人選擇，其角色層次是低於作為“社會人”的本質的。但記者不同，報道新聞、傳播事實對其而言不僅僅是一種個人偏好或者能動選擇，更是一種職業責任和義務。其記者身份決定了他在突發事件中的雙重角色，也賦予了雙重角色的不同社會期待和要求，但問題就在於這兩種社會角色並不能明顯分出輕重，這也是新聞倫理困境長期存在而難以解決的原因所在。

五、真正的悲劇——矛盾背后

卡特是悲哀的，但其悲哀可能不在於悲慘的結局，更不在於其選擇了拍攝了照片而非救人，而在於一張如此觸目驚心的非洲飢荒照片，幾十年來引起的最大爭論不是非洲飢荒問題現狀如何、如何解決，而是鋪天蓋地、矛頭直指拍攝者的道德爭論。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這張照片是否直接、有效推動了災區的發展或者人們對非洲糧食問題的重視？——答案是，幾乎沒有。照片問世幾十年來世人的注意力都在拍攝者行為不端與否的爭論上，而卡特的死更是徹底改變了這張照片應有的所指含義，人們都懷著一顆好奇心，想要探究死亡背后的故事，並拿其大做文章。人們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卡特當年拍攝照片真正的原因和意圖，照片本身的所指含義根本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反而是社會輿論的想象力、八卦獵奇心理喧賓奪主。這種本末倒置反映出來的社會心理和民眾態度，某種程度上才是一種更大的悲劇。

卡特用自己的死為這件事劃上了一個悲劇的終點，卻沒能給爭論畫上一個句號。人生本身就是一場悖論，其中也處處充斥著悖論。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非黑即白，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有定論，但我們無疑需要通過這樣一些事情引發思考，這個世界才會少一些這樣的悲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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