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詹姆斯·凱瑞提出傳播學的兩種分野即儀式觀和傳遞觀，儀式觀認為傳播是一種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符號過程，通過信息的共享來達到在時間上對一個共同體的維系。對美國傳播學研究現狀的不滿使得詹姆斯•凱瑞提出儀式觀，而其儀式觀的理論來源建立在對芝加哥學派的思想繼承之上，杜威、庫利等人的思想都在儀式觀中有所表現。本文試圖探究詹姆斯•凱瑞關於儀式觀的思想源流及其對芝加哥學派理論的重構，探究詹姆斯•凱瑞為何要回到芝加哥學派。

關鍵詞：儀式觀﹔芝加哥學派﹔詹姆斯·凱瑞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7-2-0023-03

“從何處汲取源泉，以獲得一個全新的傳播研究視野，基本上，最切實可行的傳統還是來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學派關於傳播的社會思想:從米德、庫利到羅伯特·帕克，直至歐文•戈爾曼。”凱瑞毫不掩飾杜威等人對他的思想的影響，並在芝加哥學派傳播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對“傳播”一詞的理解：所謂“傳播”，就是“一種現實得以生產(production)、維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轉變(transformed)的符號過程。”可見，芝加哥學派對詹姆斯•凱瑞對於傳播學研究的分野觀點影響極大，雖然其理論觀點吸收了格爾茲、英尼斯、詹姆斯等其他學者以及相關學科的理論成果，但芝加哥學派的思想在其理論中佔據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儀式觀與傳遞觀的分野

在詹姆斯·凱瑞提出儀式觀與傳遞觀的分野之時，正是傳播學美國功能主義和行為主義大行其道之時，美國的傳播研究將效果研究作為傳播學研究的重點及其核心內容，重視受眾在大眾傳播的信息傳遞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拉扎斯菲爾德作為量化研究的代表，開創了美國效果研究的經典范式並在美國傳播學界傳習。詹姆斯•凱瑞表達了對這種研究范式以及傳播觀念的不滿，因而提出了儀式觀與傳遞觀兩種傳播學研究分野的觀點，認為美國人對於“儀式觀”的觀念相對“淡薄”，有必要重新開啟對傳播的分析。

傳播學研究的“傳遞觀”視野在美國傳播學學界中佔主導地位，通常與“發送”“傳送”或“把信息傳給別人”等聯系在一起，將傳播作為出於控制目的的社會行為，能夠使信號或信息從一端傳送至另一端。而“傳播的‘儀式觀’並不是信息在空間維度中的擴散，而是指信息在時間維度上對整個社會的維系﹔不是單單指代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整個社會及參與社會過程的人們共享信仰的表征”。在此意義上，傳播是一種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符號過程。不但可以用來描述社會行為，而且創造出一個社會或民族獨特的文化構成。儀式觀的提出，不僅開闊了傳播學界的研究視野，並對人文主義理念的重新建構有著重要意義。

二、儀式觀的芝加哥學派傳播思想溯源

在儀式觀提出之際，詹姆斯·凱瑞毫不掩飾自己對芝加哥學派的好感，坦言自己對傳播學的探究始於杜威對傳播的定義和解讀，稱自己的傳播學研究“始於杜威”。芝加哥學派的思想及理論深刻地影響著凱瑞關於傳播學研究視野的論述。芝加哥學派作為20世紀初到30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派系，在傳播學系統成型之前對傳播學的理論基礎和研究范式有著一定程度的奠基意義，在美國后來的傳播學研究中，許多理論都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學派的思想源頭。同樣，詹姆斯•凱瑞所提出的儀式觀的思想也可以從芝加哥學派學者的論述中找到其根源。

(一)杜威的傳播思想

首先，詹姆斯·凱瑞從杜威開始，解析了杜威對於傳播的定義，並將其關於傳播建構社會共同體的思想直接運用於對傳遞觀的解讀：“對於社會的維系”作用。杜威作為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其傳播思想主要在兩方面影響凱瑞：一是關於傳播的定義﹔二是由定義所衍生的關於傳播對於社會的“建構”以及“維系”的作用。

從定義上看，詹姆斯·凱瑞將杜威關於傳播的兩種意義完全轉化為自己關於傳播學研究兩種分野的直接起點，從杜威對傳播與社會的關系見解來看，“社會不僅是由於傳遞與傳播而得以繼續存在，而且還可以說是在傳遞與傳播中存在著。在‘公共的’‘共同體’‘傳播’這幾個詞之間具有超出字面上的聯系。”杜威認為三者共同的詞根展示了其天生的聯系性，共同含有“人們因為有共同的東西而生產在一個共同體內”的本質。另外，杜威將傳播的定義分為地理上，運輸上的意義，以及共享和溝通。杜威的劃分方式直接為凱瑞提供了傳播學兩種研究視角的劃分依據。

而在第二個方面，杜威關於傳播對社會的建構和作用則被凱瑞用來闡述自己關於儀式觀的內涵。杜威認為：“社會不僅因傳遞和傳播而存在，更確切的說，它就存在在於傳遞和傳播之中。”而詹姆斯·凱瑞則認為，傳播具有建構社會的作用，傳播為受眾參與社會建構提供渠道和契機，在這個過程中，受眾創造、理解和使用符號系統，並通過符號系統等傳播行為建立自身與他人及社會的聯系。凱瑞認為“如果我們追隨杜威，便會發現，傳播與社會問題息息相關，與圍繞著我們創造並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性質有關。”也就是儀式觀所認為的共享信仰的表征。在杜威這裡，凱瑞找到了自己關於傳播研究文化取向的起點和理論來源。

(二)庫利與米德的傳播思想

對於傳播所建構的社會，以及人們的互動行為與符號互動過程的問題，芝加哥學派學者庫利和米德，為詹姆斯·凱瑞的傳播觀點提供了支持。傳播在社會中的作用，以及人類行為層面，芝加哥學派的米德和庫利成為凱瑞傳播思想的源流。凱瑞認為，人類的傳播行為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文本，而傳播學的重要使命就是發掘文本中的意義並對其進行解讀。

庫利是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脈絡予以尋根的：“我們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已形成的任何狀態都是從遙遠的過去發展至今。”構成這條歷史長河主要是兩條干道。一條是遺傳或者動物傳遞，另一條是交流或者社會傳遞。庫利將傳播的過程看作是構成歷史的一個部分，是形成已有社會的必不可少的過程，庫利所說的社會傳遞並不等同於傳遞觀所說的信息在空間上的擴散，而是詹姆斯•凱瑞在儀式觀所提出的，傳播是“時間”上的建構和延續。庫利關於人類歷史的論述及其對於交流行為和信息傳遞在時間維度上的論述，支撐了詹姆斯·凱瑞以時間維度考察傳播行為的觀點。

米德所倡導的符號互動理論，注重社會中的人及其行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強調人在與他人的交流中建構自己的角色，並在不同的社會情景與不同的交流狀態下“角色扮演”。米德所提出的主我，客觀的互動產生自我的觀點強調，產生自我的過程必須是在一定的社會情境之中，通過與他人和社會的交流完成，並完成自我的建構。這一觀點，實質上也就是詹姆斯•凱瑞所說的信息“分享”的過程，傳播在構建自我以及社會中承擔的作用就是凱瑞關於儀式觀的看法。

三、詹姆斯•凱瑞為什麼回到芝加哥學派

凱瑞提出其儀式觀的思想之際，正是美國功能主義及行為主義大行其道之時，效果研究在美國傳播學界佔有主要地位，凱瑞出於對現狀的不滿而提出其觀點。凱瑞認為，隻有回到芝加哥學派，才能找到一個“全新的研究視野。”詹佳如在《凱瑞為什麼回到芝加哥學派》一文中認為，“凱瑞之所以要提倡回到芝加哥學派與凱瑞和芝加哥學派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有關”。這一共同問題即美國對於“現代自由資本主義批判”的缺失。

筆者認為，詹姆斯·凱瑞除了認同芝加哥學派的邏輯起點以及面臨共同問題之外，其對芝加哥學派的好感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其人文主義傾向。詹姆斯•凱瑞在論述儀式觀之際，人類學家格爾茲對於文化的看法對其影響頗深，在《大眾傳播與文化研究》一章中，大量論述了格爾茲關於人類文化的解讀，並寫到：“對從人類學角度來看傳播學的人來說，傳播是儀式和神話，對從文學批評和歷史角度來說，傳播就是藝術和文學”。人，以及人的傳播所衍生的象征體系在格爾茲所認為的文化中居於主要地位，詹姆斯·凱瑞對格爾茲的認同，主要來源於其人本主義傾向的關於文化的闡釋。凱瑞認為，文化就存在於人的行為及其意義之中。

而芝加哥學派，從杜威關於民主的論述中，強調政治不應該將民眾獨立於外，強調人在傳播過程中對於構建社會的重要意義。芝加哥學派認為公眾本身就存在於政治過程之內，受眾作為有人格、有理性的個體，能夠發揮自己在社會傳播中的作用，並對受眾參與政治過程中所能展示出的潛力持肯定態度。庫利的“鏡中我”理論，強調是自我控制和自我交流。米德所倡導的“符號互動論”，則是將交流作為人在參與社會、與他人互動中的重要環節予以強調。人，以及人的行為所構建的意義，是芝加哥學派在社會與傳播的研究中始終關注的問題。芝加哥學派在社會學研究中，總是從人的角度出發去考慮社會的構成以及運行，如庫利對於首屬群體等的論述，米德關於社會、心靈，以及自我等的論述等。芝加哥學派同樣反對功利主義對於社會的消解，其研究論述都流露出對人本主義的關切。因而，凱瑞回到芝加哥學派，除了為了論証自己的觀點，與芝加哥學派共同的邏輯起點，以及共同面臨的問題以外，芝加哥學派人本主義的特點，也是吸引凱瑞所在，二者共同的人文情懷，讓詹姆斯·凱瑞在開啟傳播學大門之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芝加哥學派。

四、結語

詹姆斯·凱瑞在討論傳播學，提出傳播學研究的兩個分野、論述其傳播的儀式觀之時，毫無疑問是從芝加哥學派開始的。芝加哥學派作為美國20世紀初期最具影響力的學派，其核心關注雖然不是傳播學領域，但其在研究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對於傳播學后來的研究在很多領域都有著啟蒙和奠基的作用。詹姆斯·凱瑞提出的儀式觀，吸收了芝加哥學派眾多學者的理論及論述，並在此基礎上，闡述了其對於傳播的觀點和認知。其在進入傳播學領域之時由芝加哥學派開始，不僅僅因為兩者在面臨問題和邏輯起點上的共同之處，也因二者共同關注人本主義及其人文情懷。詹姆斯·凱瑞從芝加哥學派汲取所需思想，並在該學派及其他學者的影響之下形成了自己對於傳播學研究分野的觀點和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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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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