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媒體在商業經濟領域頻頻取得奇跡，但這不意味著新媒體就必然是一種正面力量。新媒體在一系列重大災難事故的后續應對和處理中讓人們看到了它的強大，但同時也引來了邪惡勢力的覬覦，給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帶來了嚴重威脅，媒介恐慌、媒介恐怖也已經成為傳播學界熱議的話題。但是危機同時也是契機，如何利用新媒體來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個需要長期探討的話題。

關鍵詞：國家安全﹔新媒體﹔媒體危機

中圖分類號：G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7-0062-02

一、新媒體是一股中性力量，用者為誰至關重要

正人用邪法，其邪亦正，邪人用正法，其正亦邪。“方法”本身並沒有正邪之分，讓它產生正邪之別的是使用者。新媒體也是一樣，作為新興的媒介力量，它本身是中性的，並無正邪好壞之分。在信息時代，新媒體的各類作用被不斷延展和更新，在商業經濟領域頻頻取得奇跡，然而與此同時，在新媒體的影響下，人們的社交形態和國際間的關系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文明的沖突和文明的融合從兩個維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媒體的誕生和發展使得國家安全和國家軟實力兩個命題成為國際政治中重要的角力點。

“國家安全”是一個宏大而復雜的概念，有是由許多個復雜多樣的問題構成的。本文暫且將這些問題粗歸為“傳統安全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兩大類。相較而言，大眾對於“傳統安全問題”會更加熟悉，領土糾紛、主權問題等事務。經濟安全、網絡犯罪、環境污染、艾滋病傳播等則一般被劃歸為是“非傳統安全”問題。雖然不是新詞匯，但是“非傳統安全”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沒有引起與“傳統安全”相當的重視，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冷戰結束后，兩極對峙的軍事格局瓦解，再次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極小，從總體背景上來說沒有明顯的能形成“傳統安全”威脅的趨勢，因此非傳統安全威脅對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影響相對變大﹔第二，非傳統安全問題與傳統安全問題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相互轉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依托於網絡平台蓬勃興起的新媒體就是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隨著功能的不斷延展和向各領域的滲透不斷深入，新媒體開始越來越緊密地跟“傳統安全問題”聯系到一起，它時而被當做是救世危難的正義之劍，時而則被用作是助紂為虐的罪惡之刀。

絕大多數恐怖主義的誕生起源都是一些傳統安全問題，比如說領土糾紛。但是它的發展演化卻往往源於多個非傳統安全問題或者非傳統安全因素的作用。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進步，恐怖主義也不再停留在之前的單純的武力恐怖暴力襲擊層面，而是進化到現在能夠嫻熟運用新媒體手段進行全球恐怖主義的散播的新階段。當下的恐怖組織能夠充分運用新媒體門檻低、速度快、平台多、波及面廣等特點迅速形成自己的影響氣候，相較於線下真槍實彈的打拼，線上的恐怖主義對他們來說要容易得多，這對世界穩定和國際、國家安全造成了更大、更難應對的威脅。

二、優勢劣勢隻一線之隔，用之欠妥則后果不堪

“9•11”事件讓世界看到了媒體在應對恐怖襲擊中的強大力量，然而恐怖主義力量同樣覬覦這股新興力量。因此，“媒介恐慌”、“媒介恐怖”等現象開始成為新聞學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焦點，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IAMCR）、亞洲媒介信息傳播中心（AMIC）等國際學術團體也早在21世紀初就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與論壇來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然而，隨著信息科技的不斷發展，新媒體開始滲入“媒介恐慌”和“媒介恐怖”領域，憑借自身特性使得這一系列問題更加復雜棘手。汶川大地震、玉樹地震、禽流感爆發等等大型事故災難發生后，新媒體（尤其是社交網絡媒體平台）在救災籌款、撫慰民心、傳遞政策、組織后援、發動民間力量等多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這種眾志成城的全民合作狀態讓中外媒體都表示看到了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由此可見新媒體對於穩定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然而，它能帶來多大的作用，也就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概念，因為“新”本身劇是一個由比較過程產生的結果，一個媒介能夠用“新”來做定語，就已經說明了它所具有的強大優勢。新媒體使用門檻低、傳播速度快、平台形式多、波及范圍廣等主要優勢早已成為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但是正如前文所提，新媒體本身是一股中性的力量，其最終的作用走向和效果，取決於使用者。在新式恐怖主義不斷利用新媒體擴散蔓延的當下，我們的確需要對於由新媒體引發的安全問題引起高度重視。“媒介恐慌”與“媒介恐怖”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研究的主體有所不同。媒介恐慌側重的是受眾心理，而媒介恐怖則更多的是關於媒體行為的研究。

“媒介恐慌”並不是新誕生的傳播學概念，早在傳播學起步階段，它就一直是眾學者研究熱議的話題。20世紀初至30年代末是傳播學效果研究的初級階段，也是大眾報刊、電影、廣播等當時的新興媒介迅速普及和發展，人們對它們的社會作用和影響力既寄予高度期待而又深深擔憂的時期。這一時期對於媒體的核心觀點是：傳播媒介擁有不可抵抗的強大力量，它們所傳遞的信息在受傳者身上就像子彈擊中軀體，藥劑注入皮膚一樣，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應﹔它們能夠左右人們的態度和意見，甚至直接支配他們的行動。也就是后來的“子彈論”，也稱“皮下注射理論”。80年后的現代，一切都是驚人的相似，人們再一次陷入了對於媒體又期待又擔憂的矛盾情感之中，新媒體的發展速度之快、力量之強大再一次讓社會感到恐慌。站在受眾的角度來理解，其實現在的“媒介恐慌”跟當時的“子彈論”並沒有本質性區別。

“媒介恐慌”之所以會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事故或者災難發生后，官方信息發布的滯后性，這種滯后性會積累民眾的猶疑，一旦這種積累突破了峰值，就有可能會發生影響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狀況。新媒體的出現，拓寬了受眾接受信息的渠道，但同時也帶來了信息質量良莠不齊的附加惡果。雖然國家對於新媒體發布的內容也在盡力進行審查，但新媒體依托於互聯網大平台，信息海量，匿名度高，傳播速度極快，使得審查舉步維艱，難以徹行。對於急切渴望得到進一步消息的受眾來說，事故發生后到官方消息更新之前的這一段空白期內，容易對於各種信息處於一種“飢不擇食”的狀態，這會使得他們暫時忽略對於信息內容的仔細考量。如果這些消息還恰好與受眾自身之前的臆想揣測相互吻合，那麼接納度和信服度更實惠大幅度上升，並且發生再次傳播行為。

“媒介恐怖”相較於“媒介恐慌”更具爭議，媒體究竟該不該對於恐怖活動和暴力活動進行全面、細致的報道？這些報道會不會為其它的恐怖組織、暴力組織提供“教科書式”的犯罪模板？是否會給犯罪分子平添一種扭曲的成就感從而淪為了恐怖暴力的二傳手？是否會加劇大眾對於恐暴事件的恐慌？這一系列問題都值得深思。

“9•11”事件讓世界看到了媒體在應對恐怖襲擊中的強大力量，然而恐怖主義力量同樣覬覦這股新興力量，新媒體已然成為了正義與邪惡雙方爭奪的又一戰場。更令人擔憂的是，恐怖力量與新媒體之間存在著相互的致命吸引力。撒切爾夫人曾說：公開傳播是恐怖主義的氧氣。恐怖主義的發起者是社會的少數，本身就是一種由於自身與對抗方（往往是權威、主流的一方）之間懸殊的強弱差距衍生出來的一種病態反抗形式，它隻有通過不斷號召來集結力量才能形成氣候，新媒體無疑可以為它添翼助力。另一方面，對於新媒體而言，恐暴活動極具轟動效應和新聞價值，能夠帶來極高的關注度和點擊率。如果恐怖主義能夠利用嫻熟駕馭新媒體為己所用，那麼國家安全必將遭受重大威脅。然而當下某些新興極端勢力組織的快速擴展，已經說明新媒體確實能夠賦予其可怕的快速修復、連接和再擴張的能力。

三、結 語

國家安全雖然是一個宏大的概念，但畢竟也是由細小的矛盾問題積累量變，最終質變為影響整個國家安危的重大危機的，而新媒體就很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促進量變、催化質變的角色。新媒體帶來的各種危機逐漸開始強勢入侵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新媒體傳播可能會給國家安全帶來重大威脅，但也能成為應對這一威脅關鍵途徑。隻要人類社會依舊存續，科技繼續發展，新媒體就會一直存在，一直被需要，並且不斷地翻新進化。如何有效地同新媒體建立合作機制，將這股強大的傳播力量納入正義之師的麾下，將會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長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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