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電影《飢餓游戲》入手，抽取其流行元素背后的政治話語，解讀其中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主人公凱特尼斯的酷兒形象代表了她對施惠國政權的反抗，這種反抗最終通過恐怖行動獲得釋放﹔而施惠國作為反人道主義的異托邦典型，事實上代表了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也即新自由主義觀念對國家干預主義的批判。然而，新自由主義理論內部及其實踐中存在著諸多問題，能否從民主政體或公民幸福的層面上，真正超越它所排斥的福利國家政策，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思考。

關鍵詞：飢餓游戲﹔新自由主義﹔酷兒﹔國家安全

《飢餓游戲》是美國暢銷書作家蘇珊·柯林斯創作的系列小說三部曲。小說故事發生在幾百年后的未來世界。未來某時，北美洲的政治版圖在一次全面戰爭中徹底湮滅，在其廢墟上建立了統一的集權國家帕納姆（Panem，也有譯作“施惠國”）。帕納姆最初由都城凱匹特（Capitol）和13個行政區組成，由於各種原因，各區曾經發動暴亂反抗凱匹特的統治，結果叛亂被扑滅，第13區則遭到毀滅。為了統治和震懾國民，懲罰暴亂，帕納姆規定12個區每年必須選出少男少女各一名，參加“飢餓游戲”。這24名“貢品”要在人造的大型室外競技場相互厮殺，“現場直播到全國，每個人都必須觀看，而且要當成節日一樣慶祝。對於凱匹特，這是年度盛會，是一場游戲﹔對於其他12區，則是羞辱和折磨。24個‘貢品’參加競賽，隻有一個人能夠存活。”①小說第一部改編電影於2012年上映，獲獎無數，接下來的第二部和分成上下部的第三部也仍然保持了全球票房登頂的記錄，其廣泛的接受度和深厚的觀眾基礎可見一斑。《飢餓游戲》並非微言大義充滿隱喻的經典之作，但作為代表了美國主流觀念的流行文化作品，這個反烏托邦主題的成長故事中透露出的美式國家觀念，對於我們反思現代性的種種問題不無益處。

一、酷兒：一項政治宣言

“我永遠不會生育。”電影開始不到十分鐘，16歲的女主人公凱特尼斯就對她的戀人蓋爾這樣說。

吸收了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反烏托邦主題，《飢餓游戲》的情節就是——違反現代西方的人道主義基本原則，以及好萊塢主流電影的不成文律令——青少年自相殘殺。青少年這一概念在18世紀浪漫主義時期，借助《少年維特之煩惱》、《愛彌兒》等作品，開始為人所知，而直到20世紀初才成為心理學研究活動中的獨立的對象群體，並且在大部分時候，我們仍然會將“未成年人”與“兒童”劃上等號。由於不妨礙問題的討論，本文暫不區分這一組概念。

“兒童”的形象從20世紀到21世紀經歷了相當大的轉變，Lee Edelman在他的《沒有未來：酷兒理論與死亡驅力》中提醒讀者注意，我們對“兒童”的固有成見：無論在宗教還是非宗教領域，都代表著未被異化的、無辜的本真狀態，因而從倫理上不應遭受噩運與不幸﹔因為兒童是種族繁衍鏈條當中的未來一環，所以他們（暫時）是無性的（歐美大部分語言中，兒童人稱代詞都是中性），也是無性欲的，並且被含蓄地預設為異性戀﹔同樣重要但是常被忽略的一點是，隻要兒童是被設定為徹底的柔弱無能，他們的未來以及一切行為后果首先而且大部分成為母親的職責，而這又將成年女性束縛在私人生活領域。

當我們提到兒童“代表未來的無限可能性”的時候，這些可能性之中顯然不會包括同性戀、殺人或者被殺害——兒童的身上已經被預先設定了性別角色和由此衍生的社會期待。《飢餓游戲》中一個典型的兒童/女性形象是凱特尼斯的妹妹波麗姆，金發藍眼，性格柔順、膽怯，富於愛心（在物資極度匱乏的環境下養著一隻貓），在電影的第一部就被抽中參加飢餓游戲，使得凱特尼斯別無他法，隻得代替她充當一個祭品，經此大變，小女孩在環境的磨練中成長為一名典型的戰時女性——護士，也就是不參與正面戰場的殺戮行動而在后方給予支持。與這種傳統的女性形象對比鮮明的主人公凱特尼斯，雖然只是一名十六歲的少女，卻扮演著一家之主的角色，憑借死於礦難的父親生前傳授的狩獵技能，冒著生命危險偷獵以供養母親和妹妹，是一個天生的獵殺者﹔多疑、冷淡，缺少社交手腕，也沒有討人喜歡的主觀意願。總體而言，凱特尼斯身上有更多的男性特質，甚至她對於其他女性的關切也比對男性更多。無論在小說還是電影裡，她與最主要的兩位男性角色的情感互動在主要情節中隻有很少一部分，這與同時期的青少年流行小說（如《暮光之城》三部曲）截然相反，從人物設定上，凱特尼斯就是一個情感需求很低的少女，一個非典型的兒童/女性形象：無性別的“酷兒”。

最初也是最基礎的國家治理由管理土地與人口開始。16世紀中期涌現出的大量教導和勸告君主的文本，奠定了今日所謂治理的政治形式的核心概念，與中世紀同類著作相比，其最顯著的特征是對“治理的藝術”的研究，包括自我的治理、兒童的治理、行為與靈魂的治理等等，總體來說，是君主與其治下臣民及領土的關系。人口是生產、武力、稅收的基本單位，人力資源是國家資產的一部分，與領土以及領土范圍內的所有資源同屬於國家所有。“何謂兒童”實質上是一個關乎國家權力的問題，隻有國家有權規定個體何時需要承擔社會責任與公民義務（如納稅、服役）﹔何時性成熟，可以繁育后代（根據國力狀況而定，早婚早育或者相反）﹔甚至（在某些特殊的例子中）繁育幾個后代。公民的生殖權力其實並不屬於自己，而是“讓渡”給國家，由國家對人力資源進行配置和使用。所以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前現代時期，中央權力對於人口的控制非常嚴格，基本原則是鼓勵生育和限制自由流動，諸如不婚主義、丁克以及酷兒之類概念，首先是生產力發展到相當程度才出現的“異類”，事實上，即使現代社會也仍然沒有為拒絕繁衍后代這一選擇做好准備。被神聖化的兒童其實已經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形構對象，支撐著特定的家庭結構、社會體制乃至政治格局。拋開婚姻及家庭對穩定社會結構的作用不談，可繁育的、有再生產性的未來主義和不育的、“沒有未來”的酷兒相比，后者動蕩的無政府主義反抗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飢餓游戲》中，拒絕生育就是凱特尼斯對施惠國這個政府權力無限濫用的專制“異托邦”的反抗宣言。

二、超越異托邦：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野望

12個區依據自身的資源優勢以及產業傳統而劃分為分工明確的生產區，總體來說，各區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離凱匹特越近，技術越發達，生活水平越好，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也更加緊密。1區的主要經濟活動是奢侈品生產﹔2區位於山中，由於未曾參與當年的“叛亂”而被賦予拱衛凱匹特的職責，負責武器制造與治安警輸出，本區居民也是唯一擁有與凱匹特居民一樣為自己冠以高貴的羅馬名姓的特權的外省人。相較而言，距離凱匹特更近的前幾區獲得的食物更好，特權更多，也更加認同“飢餓游戲”這種形式﹔而10區、11區、12區則被稱為“邊緣區”，由於被限制隻能發展低技術水平的農業或基礎工業，生活水平低下，醞釀著動蕩的反抗因子。

當然，無論發展程度高低，都不能改變凱匹特與12區之間近似殖民地與宗主國的經濟掠奪結構。后者負責全部實體經濟以供應前者消費，而最大的消費性節日，就是每年一度的“飢餓游戲”，甚至把它稱為凱匹特的支柱產業也不為過。贊助商們會逐一考量“貢品”的戰斗力，簽訂贊助合同，支持最有可能存活的選手，他們與高層官員往來密切，通過政治投機和“飢餓游戲”攫取利益。施惠國建立在對“叛亂”嚴厲的軍事打擊的基礎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民主，總統本人憑借暗殺政治異己保証權勢。被統治區之間嚴禁一切形式的貿易活動，因公以外的跨區旅行也是被禁止的。生活資料實行配給制，每個年滿12歲的居民，每個月都可以獲得勉強維生的食物及其他生活用品，與此同時，他或她的名字也會被登記到參加“收獲祭”的名單上，每年增加一次﹔允許居民多拿一份配額，但必須額外登記一次，這樣，貧民被抽中的幾率就遠遠大於衣食無憂的富人。主人公凱特尼斯出身於第12區的平民區，從小說情節中可以推斷，平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靠以物易物，隻有官僚和同官僚做生意的商人具有足夠的購買力使用貨幣。

作為一場完美融合了高科技手段的懲戒與規訓儀式，“飢餓游戲”源於75年前的第一次內戰，是各區與凱匹特之間的矛盾尖銳化的結果，也是反抗斗爭的導火索。而致使施惠國分崩離析的根本原因，則是第一次內戰以前就建立了的專制體制。雖然小說中，第一次內戰以前的歷史無從可考，但是依照世界史上諸多事例的指點，我們可以設想：未來的北美大陸歷經多次戰爭，最終建立起一個高度公有化的國家（施惠國），起初，集體化生產解決了就業問題，分配制度與公立教育等社會福利措施解決了生存問題，一切欣欣向榮﹔然而隨著生產力逐漸恢復，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發展的弊端也逐漸顯示出來：大量勞動力資源被強制進行單一勞動，剝奪生產所得﹔凱匹特（以及第1區）以外基本上沒有第三產業﹔官僚資本相互勾結﹔貧富分化嚴重，階級矛盾尖銳。於是14個區中有12個區決定反抗，內戰的結果是凱匹特勝利，戰功卓著的新總統成立了軍事獨裁政府，變本加厲地控制其余地區。所以，是被壓抑的、對自由市場和自由勞動力的需求，掀起了嘲笑鳥之戰。

如果以上還不足以提示我們，這是對20世紀拉丁美洲各獨立民族國家的影射的話，電影中的斯諾總統頗似卡斯特羅的造型也能提供一點參考。拉美各國的政府是否如斯諾總統治下一般專制和殘酷﹔經濟結構是否如施惠國那樣缺乏活力，充滿剝削﹔社會矛盾是否已經激化到底層人民急切盼望革命（並最終取得了革命勝利）的程度？《飢餓游戲》給出的可謂美國主流文化的標准答案。施惠國這個典型的異托邦形象，毀於一場推翻現政府才達成的“改革開放”，情同上世紀初的尼加拉瓜、1953年的伊朗、八十年代的墨西哥﹔或者就是一次顏色革命，就像2003年的保加利亞、2004年的烏克蘭那樣。在我們的真實世界中發生的這些事件背后，除了來自美國確鑿無疑的軍事或財政支持以外，更有影響力的是被含混地統稱為“美國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其核心並非自由、平等與人權，而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理論，也就是新自由主義。

以1979年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以及1981年保羅•沃克爾被裡根任命為美聯儲主席為標志，新自由主義藉由英美兩個前哨站開始了去殖民化的、開放帝國主義的演變浪潮。在凱恩斯主義還作為美國政府的經濟指導原則的時候，政治干預保障了最低限度的公民利益，比如社保、醫療、公費教育、公共設施以及最重要的就業率。而當新自由主義佔據了美聯儲、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后，奉行自由市場至上的信條，不但要求政府完全撤回對市場的干預，還要拆散一切有組織的社團形式（比如工會）以獲得更靈活、專業化的勞動力資源。政府的主要職能就是“創造並維持一種適合於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這就是諾奇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所構想，而被弗裡德曼、斯蒂格勒的芝加哥學派推廣到全美，進而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去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

新自由主義的根本矛盾在於，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需要民族國家在世界市場的競爭活動中扮演經濟實體、穩定貨幣、保護本國的金融資本﹔另一方面，國際關系的諸多制約又確實阻礙了總體的市場自由。在為自由市場破壞社會團結形式的同時，已有的社會秩序也隨之瓦解。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事實上的后果是，盡管一部分人確實因此獲得了與能力更相匹配的高收入與更富彈性勞動時間，作為階級整體的勞動者群體的利益收到了損害。並且，當金融機構、企業的利益與公民幸福發生沖突時，政府會要求后者——為了更好的市場環境——為前者做出犧牲。即使冠以“人力資源”的名字，個體的主體性也天然地拒絕被商品化，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計劃，最終隻能依賴權威主義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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