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武行”代替“武林”

從《師父》與《火燒紅蓮寺》的互文性談起

陳霄元

2016年09月09日14:07  來源:視聽
 

摘要:近年來,導演徐皓峰的電影作品廣泛受到關注,在他的武俠電影中,獨特敘事視角和歷史化的武俠世界構成鮮明的個人風格。在他的新作《師父》中,徐皓峰以《火燒紅蓮寺》這一中國早期武俠電影的代表作為潛文本,通過戲仿其中的情節來表達自己的武俠觀:用“武行”代替“武林”。本文將以《火燒紅蓮寺》與《師父》的互文性作為切入點,系統地闡述其內在邏輯。

關鍵詞:武行﹔徐皓峰﹔師父﹔歷史化

“跟以前的武俠小說相比,自己的小說可以稱為‘武行’小說,將武人還原為從業人員,寫他們存在的真實狀態和突出其職業特征。”①徐皓峰在訪談《硬派武俠小說的接脈》中如是說。不僅是小說,徐皓峰的電影亦是如此。“武林”講的是“千古文人俠客夢”,“武行”講的是職業武人的生存與彷徨。消失的是“俠”及其建構的江湖世界,崇高的武俠被平庸的武人替代,曾經盛極一時的武術也逐漸成為博物館中的展品。《師父》是迄今最具有徐氏風格的“武行”電影作品,其中重復出現的20世紀30年代武俠電影代表作《火燒紅蓮寺》片段引人深思,筆者試從二者的互文性談起。

一、《火燒紅蓮寺》與傳統武俠

《火燒紅蓮寺》在《師父》中一共放了三次,沒有一次能夠放映成功。第一次放映被偷梁換柱成了林副官算計師父鄭山傲的影片,結果激起了全武行的公憤。鄒榕(蔣雯麗飾)問:“《火燒紅蓮寺》還放嗎?”林副官抬頭道:“放。”第二次放映,才介紹完影片的基本信息,銀幕就被主角陳識的八斬刀劈開,電影放映變成了踢館﹔第三次,冷靜下來的陳識問林副官:“《紅蓮寺》,還放不放?”這次的放映沒有被打斷,但在場的人卻無心觀影,影片中紅蓮寺住持常德慶剛用掌心雷擊敗眾對手,現實中的陳識就被天津武行的一群人扑倒在地。這時候,鏡頭又切向了銀幕上倒地的女俠陸小青等人。在這裡,《火燒紅蓮寺》與《師父》構成了互文關系——《火燒紅蓮寺》不僅作為《師父》的潛文本被敘述,《師父》在陳識倒地等情節上,也有意戲仿了《火燒紅蓮寺》裡的場景。情節的仿擬蘊含了作者的敘事態度,對傳統武俠的嘲諷與調侃顯而易見。《火燒紅蓮寺》經過了《師父》的篩選再次被搬上了銀幕,獲得了新生。

1928年,由張石川執導,蕭英、胡蝶主演的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上映,可謂是武俠電影的開山之作。《火燒紅蓮寺》講述了陸小青等人與惡僧常德慶斗爭,除暴安良的故事。這部電影在當時有著開天辟地的意義,帶動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俠熱。一時間,武俠、神怪電影成為風尚。盡管在新文學界受到質疑,被斥為“神怪的封建的超人主義的”②、“游民階級的生活,豪俠武士,獨行盜式的結構加上裸體跳舞”③,但在通俗文學界看來,《火燒紅蓮寺》成功地發揚了武俠的精髓,是中國武俠電影的開山之作。徐皓峰導演在《師父》中選擇它,並且三番五次打斷它的放映,制造了敘事延宕效果。還借主人公的八斬刀將熒幕劈開,這一象征意味濃郁的畫面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作者掙脫傳統武林敘事的訴求。在筆者看來,傳統的武俠世界已經成為歷史,徐皓峰有志於重建一個全新的武俠世界,一個屬於徐氏的武林時空。

最早的“游俠”從史傳中脫胎而來,是寄托了士人想象與武林真實的混血兒。千年以降,文學想象中的“俠”不僅滿足了作者和讀者的英雄夢,還將他們除暴安良、精忠報國的道德追求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自由精神,譜寫成了一部部英雄史詩,不斷地被傳頌和紀念。這正是所謂的“千古文人俠客夢”——“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到了清末民國,武俠小說勃興,與時代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有清一代,白蓮教、八卦教乃至近代的義和團運動,背后都有聚眾練武的影子。各種政治性和宗教性的起義層出不窮,成為政府的心腹大患,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屢次明令滅拳、禁武。但隨著國門被迫大開,軟弱的政府無力抵御入侵和凌辱,俠義精神中“為國為民”的一面就受到了關注和肯定。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國術館,馮玉祥任理事長。武術一躍成為“國術”,這是民族危亡之際有識之士出於強國保種的考慮:企圖通過全民習武,來“野蠻”國人的體魄,對抗外敵。徐克導演90年代的電影《黃飛鴻》系列,翻拍多次的霍元甲、陳真等人的故事,正是國人呼喚習武救國的寫照。不僅在晚清民國的危亡之際是這樣,發生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許多武俠故事也飽含著救亡的熱忱。

二、淪為職業武人的“俠士”

所謂“俠義”,在傳統的武俠作品中,一般指向兩個維度:一個是“為國為民”的大義,隱含著傳統中國文人家國天下的情懷﹔另一個維度則指向個人的道德修養,強調“忠”和“義”。

在徐皓峰的《師父》這部電影中,乍一看卻沒有一個“俠義”的人。師父陳識作為“一個門派的全部未來”,他肩負著北上揚名的重大責任來到天津,不惜一切代價想要贏得武林中的一席之地。他娶趙國卉,住在貧民窟,來向武行掩飾自己踢八家武館的野心﹔收徒弟耿良辰,將他作為一枚棋子,關鍵時刻再視作棄子。至於鄭山傲,坐鎮武林三十年,老驥伏櫪,想要改變武林的格局,卻也知進退,懂得明哲保身。徒弟耿良辰,覬覦師娘的美色拜師學武,陳識評價他“是個小人,毀了不可惜”。林希文、鄒榕之輩更算不上“俠義”,一個是心狠手辣、背叛師門的軍方代表,另一個是運籌帷幄、處心積慮的武林大姐大,幕后操盤手。在各方勢力的博弈中,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算計著。

一個沒有俠義的武林,口口聲聲講的都是“規矩”,明裡暗裡玩的都是“權謀”,對於習慣了傳統武俠小說為我們建構的武林世界的讀者,這還是武林嗎?

在徐皓峰這裡,家國天下的情懷和抱負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個人的榮辱、行業的興衰。師父陳識有一身絕世武藝,謹遵師訓要把“詠春拳”發揚光大,與鄭山傲商議,把出頭踢館的任務交給了徒弟耿良辰。徒弟耿良辰,從一個街頭地痞,逐漸成為了一個有擔當的漢子,陳識對他的態度搖擺不定——從“盼著他毀了”到為了給他報仇不惜放棄開武館的理想。鄭山傲坐鎮武行三十年,不斷感慨武館“不教真東西”,力圖改變現狀,鄭山傲對武林的“改革”持續了三十年,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被徒弟算計前,他看重的是顏面,所以“你徒弟會的,我都要會”。被林副官算計,聲名掃地之后,名聲、顏面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他收了林副官送的房契,安心到南美去做寓公。蔣雯麗飾演的鄒榕,是一個亦正亦邪的角色。打著“規矩”的旗號維持著武林的平衡,是這個武術上沒有什麼造詣,善於玩弄權術的幕后操盤手的拿手好戲。她一手操縱了對林副官的暗殺行動,“聲勢浩大”地追擊陳識,卻故意將其放走……“男人打的天下,女人要守住。”維系自家武館的生意之外,她還維護天津武館的生存。

徐皓峰導演現為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師,其家族與形意拳有著很深的淵源,他早年跟隨形意拳傳人李仲軒習練拳法,並在道教仙學泰斗胡海牙處學道。他的小說《道士下山》被譽為“硬派武俠小說的接脈之作”,不同於金庸、還珠樓主奇幻的武功招式,與宮白羽、鄭証因等人寫實主義的武俠風格一脈相承。反映在電影當中,則體現為一招一式都有武學依據和淵源,強調真實的搏斗動作,給人以快、硬、直的直觀體驗。所謂的“硬派武俠”,另一反面則指的是徐皓峰小說、電影中的“武林”具象化為“武行”,作品表現的是一代武人在社會、行業中的生存現狀。

《師父》是徐皓峰執導的第三部作品,與《倭寇的蹤跡》和《箭士柳白猿》相比,《師父》在文人化和大眾化之間找到了平衡,不似前兩部作品那般晦澀和拿腔拿調,拋棄了對意象和概念的堆砌,在敘事結構上進行了適當的調整,可謂是徐皓峰導演的成熟之作。在另一篇訪談《他們寫武俠,我寫武行》中,徐皓峰指出:“古龍多寫青年人的情感,我寫的是傳統中國人處於頹廢時期的悲憫。”④這一頹廢期的悲憫,是師父陳識的快意恩仇,更是鄒館長與陳識之間似有似無的默契。

三、歷史化的武行

借鄒館長之口,徐皓峰說道:“我們這一代習武人,都是客廳裡擺的瓷器,一碰即碎,不能實用,只是主人家地位的象征。”清末民初,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武術被捧為“國術”,各地武館林立,似乎煞有介事。但“拳術自古秘傳,廣招學員的武館是生造出來的”,武術繁榮的假象讓很多人對武術救國信以為真。“政客做政績,商家做名聲”才是這一繁榮背后的真相。令人唏噓的是,冷兵器時代的拳術,終究無法與槍炮對抗。搖搖欲墜的武行,也和武俠所代表的精神一樣,都處在分崩瓦解的前夕。

徐皓峰的影評集《刀與星辰》中,他寫道:“文化成了博物館或亞博物館式的文化,是一種悲哀,但比起異化變質或消失殆盡,畢竟是一種欣慰。”⑤徐皓峰的電影正是懷著這樣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欣慰”,用史家記錄歷史的態度和手筆,將武學的知識、武林人的百態、武術的招式一一記錄,一一陳列。大興於危亡時刻的武術,於救國而言是無用之學,這是我們在今天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最真實的悲哀。

《師父》難道僅僅是一曲武俠的挽歌嗎?並不盡然。徐氏武俠講究真實,影片中的武器都淵源有自,比如《師父》中出鏡率最高的八斬刀,是近身搏擊的絕佳武器,其名稱的來源是這套刀法的套路由8路動作組成,包括膀、攤、枕、耕、滾、斬、割、穿、拍、圈等刀法,每一式都快、准、狠。⑥陳識的八斬刀遇上克星戰身刀,立起來有一人多高,戰身刀有盾牌的功能,手持戰身刀之人,一般不主動出擊,接了招才能反擊,用刀護住己身,一手握柄一手扶刀背,讓陳識的八斬刀幾乎無用武之地。陳識后來得贈子午鴛鴦鉞,此刀又名日月乾坤劍,其形制又專克戰身刀,陳識用此刀才得以獲勝。徐皓峰在影片中羅列意象和典故,刻意營造出距離感和陌生感﹔同時,用“武行”代替“武林”,“武人”代替“武俠”,“武術”代替“國術”,並不是簡單地把武俠電影拉下神壇,而是將其當做審美的客觀對象,是一種歷史化的敘述和表達,在此基礎上成就徐氏風格的武俠電影。

“禪杖打開生死路”,徐皓峰導演用八斬刀劈開《火燒紅蓮寺》的銀幕,為一代武俠精神畫上句號。我們今天喜歡說“XX已死”、“XX精神已死”,太過於悲觀和撕心裂肺。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征著重建一個當下武林的努力。這個武林也許在明代倭亂之時(《倭寇的蹤跡》),也許在民國時期(《箭士柳白猿》、《師父》)。它們都是對當下的映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武林,或者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注釋:

①王逸人.硬派武俠小說的接脈——與徐皓峰談《一代宗師》和《武士會》[N].新文化報, 2013-02-03(Z01).

②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藝[J].中國戲劇,1963(03).

③陶希聖.中國文化與火燒紅蓮寺[J].中學生,1931(13).

④趙大偉.他們寫武俠,我寫武行[J].中國企業家,2014(24):117.

⑤徐皓峰.刀與星辰:徐皓峰影評集[M].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2012:12.

⑥黃濤.詠春拳[M].人民體育出版社,2013:308.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2013級本科生)  

(責編:劉雨霏(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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