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文化生產場域中的《金星秀》在經濟和政治的他律性之間努力復制更大的社會區隔，憑借著節目主持人金星的各種“資本”保持著節目的相對自主性，從而建構了一檔有著自身文化品位的“金星秀”場域。這給電視節目生產場域的啟示是：電視需要把握好自身受經濟政治的“他律”性，發揮更大的文化創作“自主”性，電視才能承擔起自身的文化責任，創作觀眾喜聞樂見的電視作品。

關鍵詞：電視節目﹔場域﹔布爾迪厄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0-0097-02

一、場域理論中的“他律”與“自主”

1.場域理論概述

“場”本身是一個物理學意義上的概念，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將“場”理論引入了社會學研究范疇之內，並發展成了“場域”理論，布爾迪厄把現代社會闡釋為一系列相對自主但具有結構同源性的、由各種形式的文化資源與物質資源組成的生產場域、流通場域與消費場域[1]。

想要分析場域中的各種關系，首先要了解分析場域中必不可少的兩個關鍵詞：“慣習”和“資本”。

布爾迪厄曾在《區隔》中，提出了場域分析模式的公式：

[（慣習）（資本）] + 場域 = 實踐

由此可見，完整的實踐模式是把行為理論化為慣習、資本以及場域之間關系的結果[1]。

2.場域理論中的“他律”與“自主”

社會是由大量的相對自主性的小世界構成的，圍繞著“他律的”極（代表經濟政治資本，是場域的外力）與“自主的”極（代表特定的資本）之間的對立而建構。[2]”

布爾迪厄認為場域的相對自主性的原則導致一個方法論原則：賦予內在分析以優先性。布爾迪厄談論場域的“相對自主性”以表達場域與外在因素之間既聯系又獨立的雙重特征[1]。所以在研究場域時，不僅要分析場域中“他律”的因素，還要從場域內部來分析場域的相對自主性。

二、《金星秀》中的“他律”性

1.“他律”的必然性：公共國有的電視體制

作為公共國有電視體制國家，我國電視誕生之初就是“黨的喉舌”。我國的媒介場域在誕生之初完全受控於“他律”極中的政治場域控制。

布爾迪厄把場域比作一場游戲，而參與者之間的力量決定著場域的結構。進入一個場域，這要求行動者接受游戲規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視場域的游戲規則即是：電視既要服從市場邏輯，又要服從官方意志，在兩者之間電視保持其相對自主性，制作出有文化擔當與市場價值的電視作品。

2.金星秀場域中的“他律”性

《金星秀》（以下簡稱“金”）是以東方衛視為播放平台，由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制作的一檔脫口秀節目。

電影導演戈達爾曾經說過“我一直在拍電影不可能去拍電視的緣故是，電視處處受到了政府的管制。[3]”在我國的公共國有制電視體制下，雖然經歷了電視的市場化運作，但是政府依舊對電視節目存在著一些監管。

圖1 圍繞《金星秀》所構建的權利場域關系示意圖

《金》場域中政府監管的代理人主要是東方衛視。作為極具影響力的上星衛視，東方衛視負責審查、付費和播出。作為一家合資的文化傳播公司，燦星制作負責《金》節目的創意、理念與制作。創作出節目成品之后，燦星制作負責把節目銷售給東方衛視，東方衛視根據節目的收視率來吸引廣告商的投資。

《金》場域中的除了以東方衛視、燦星制作和廣告商為代表的“他律”極之外，還有著這些“他律”極之中的具體個人社會行動者。這些場域行動者都有著布爾迪厄所提到的“慣習”。

3.慣習——場域行動者的文化無意識理論

“所謂慣習，就是知覺、評價和行動的分類圖式構成的系統。[4]”慣習是一套深刻內化在行動者內心並直接導致行動者行為產生最終實踐的一種“文化無意識”。

（1）場域行動者：媒體從業人員

在談到如何把握好節目話題尺度時，《金》節目制片人說：“這個尺度不是金老師一個人把握，導演團隊和她一起研究，導演團隊裡面有很多人都是做新聞出身的，所以對話題能很好的把握。”

慣習塑造著個人的行為。行動者對於世界上存在事物的判斷來自於慣習。布爾迪厄強調慣習的集體基礎，強調那些把相似的生活機會內化的個體享有的慣習。慣習引導著《金》節目制作人員不假思索地服從秩序，游刃有余地把握游戲規則。

（2）場域行動者：受眾

新媒體的普及以及以收視率為目標的市場導向使得《金》節目組深入了解目標受眾群體的消費行為和慣習成為可能。慣習產生於觀眾從他們對於社會世界的富足或稀有的經驗內化而來的根深蒂固的期待。所以處於不同“場域”中的受眾必然會有各自不同的“慣習”，受眾的特征就體現在其“場域”和“慣習”中。節目組會根據受眾的需求來設置話題，達到觀眾對於節目的認同與共鳴以獲得更高的節目收視率。

三、《金星秀》中的“自主”性

1.場域自主性的定義

媒介場域的自主性指的是偏離於政治需求與外在客觀的（比如經濟，收視率）的利益，而發展自身獨特的身份文化與節目傳達價值的能力。

媒介場域的自主性相對於其他文化生產場域來說是微弱的，布爾迪厄提到場域是通過其自己的內在發展機制加以構建的，“場域之自主當被重視，因為它提供了適合每個場域完全創造性過程的先決條件[5]。每個場域都存在著受“他律性”制約的因素，不過場域既是統治的場域也是抵制的場所，它們之間相互聯系在一起。每個場域抵制“他律”極統治的工具便是發揮場域自身內在的“自主性”。

所以，任何電視節目隻要不違反電視行業“行規”，均不在政府的行業管理、干預的范圍之內，這就為電視節目的制作與播出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間”。但是這種“自由空間”只是相對的，要想提高場域“自主性”就要對場域中有價值的資源進行斗爭。場域的斗爭圍繞著對於特定形式的資本的爭奪。

2.資本——場域代理人資本分析

資本是場域中斗爭的武器以及爭奪的關鍵。布爾迪厄提到資本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從經濟資本來說，作為明星的金星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這種商業價值集中表現在明星的廣告代言上。

布爾迪厄對於“文化資本”進行了一種非經濟學的解讀。布爾迪厄認為文化資本的存在有三種主要的形態：身體化形態、客觀形態和制度形態。金星從小出身於軍人家庭，在專業院校接受舞蹈教育，可以說金星早期的文化資本的積累全部都是來自於家庭、學校和舞台，通過接受教育、訓練和表演，金星逐漸成長為一名享譽國際的舞蹈家，在文化生產場域中，享有一定的自主性。“文化資本”的客觀形態主要指的是金星擁有的各種物質財富。作為中國現代舞領軍人物，曾被國外藝術院校授予藝術博士稱號，客座教授。這些構成了金星“文化資本”的制度形態。

作為場域代理人的金星，憑借著自身閱歷豐富的“文化資本”，結合自身的人生閱歷對時下的熱點話題進行話題設置，是節目的一個特色與亮點。憑借著其獨特的“話題爭議”以及文化資本，金星在電視節目生產場域的權利得以形成。金星在《金》的舞台上，被塑造成“言辭犀利、自黑幽默、三觀極正”的極具本真魅力和正義感的形象。雖然在舞台上金星總是給人以“嬉笑怒罵”的形象，但是仔細研究節目文本不難發現，《金》是一檔能夠引起觀眾共鳴、傳達主流價值觀的電視節目。由此，金星的言辭與行動往往引領、代表著某種文化價值和某種社會理念。金星第三性的身份爭議更是無形中把她的私人生活轉化為她的魅力指數。專業的舞蹈基礎以及“毒舌”的形象塑造構成了金星獨特的文化資本。

由於資本具有可轉移的特征，在一個場域中獲得的資本可以轉化到另一個場域之中，所以金星通過其在舞蹈場域所積累的資本來在電視場域中為其贏得話語權。金星以其明確的行動者身份來表明《金》的特征，為了獲得對場域施加主導影響的權利而進行斗爭，從而為《金》贏得自主性。

3.媒介的中介作用——作為他律極對於其他場域自主性的影響

“媒介場域的‘中介’角色——它被授予獨特的權利以進入並探查其他場域。”受制於經濟和政治場域的《金》也通過邀請嘉賓的途徑把它的“他律”性施加給其他場域。這些嘉賓都是各行各業的“名人”，邀請這些名人無疑能增強節目“吸睛作用”，推進節目的收視率。

場域的自主性預設了想要進入場域的價格，隻有你擁有了相應的資本，你才有進入某個場域的入場權。同樣，金星用它獨特的社會資本邀請一些嘉賓，比如金星的好閨蜜周迅。

四、結 語

布爾迪厄認為電視場域是一個缺乏自主性交流的工具，筆者認為布爾迪厄在描述電視場域的時候難免有點過於悲觀。我國電視自從步入市場化運作之后就不再是完完全全的受制於經濟政治控制的“他律性”，一檔電視節目要想贏得收視率和觀眾口碑就必須發揮著其“相對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在“自主”與“他律”中保持平衡。

作為文化生產場域中的《金》在被經濟和政治所控制的他律性之間努力復制更大的社會區隔，憑借著節目代理人——金星的“資本”保持著節目的相對自主性，從而建構了一檔“金星秀”場域。這給電視生產場域的啟示是：電視需要把握好自身受經濟政治所主宰的“他律”性，發揮更大文化創作的“自主”性，這樣電視才能承擔起自身的文化責任，創作出觀眾喜聞樂見的電視作品。

參考文獻：

[1] (美)戴維·斯沃茨,陶東風譯.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10.

[2] (法)羅德尼·本森.比較語境中的場域理論:媒介研究的新范式[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1).

[3] 林少雄,吳小麗.影視理論文獻導讀(電視分冊)[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5:79.

[4]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引導[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87.

[5] (法)羅德尼·本森.比較語境中的場域理論:媒介研究的新范式[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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