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電影故事與新聞報道，均是現代傳播媒體中大量流通的信息內容，都中介著、構建著受眾對於現實的認知。在不同年代的影片中，對於新聞形象有著不同的呈現。商業影片並不是以現實為依歸，而是將新聞元素當做娛樂性的來源，這在類型化和浪漫化形象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專業化形象雖然在較為完整且逼真的程度上呈現了新聞形象，但是實質上依然是經過商業電影特殊標准“把關”后精心構建的結果，而並非真實世界中新聞的普遍存在狀態。

關鍵詞：商業電影﹔新聞形象﹔類型化﹔浪漫化﹔專業化

電影故事與新聞報道，均是現代傳播媒體中大量流通的信息內容，同時也是受眾廣泛接觸的意義載體。二者雖然在構成要素和操作方式上涇渭分明：電影是以制造夢幻為主的虛構，新聞是以反映現實為主的真實。但若究其實質，特別是從長遠、深層、累積的效果來看，二者又都是有關人們生存環境與狀態的某種“敘事”。這種敘事在整體上都遵循著某些類型、模式乃至結構，都中介著、構建著受眾對於現實的認知。

依據涵化理論，傳媒對於不同社會職業的表現是很不平衡的，導致觀眾對於現實的認知更接近“媒體答案”，而與現實有很大差別。周黎明講到：“某些行業在銀幕上曝光率頗高，另一些行業則不受影人青睞。記者屬於前者，會計屬於后者。”為什麼會有此現象，可以引述張修智的觀點：“記者們極少成群結隊去工作，而一個古典英雄也必定是一個單干戶。記者們被賦予了與英雄一樣的天命：懲惡揚善，行俠仗義，解民於倒懸。盡管現實中的記者，往往叫英雄太沉重，但職業上的特點，使其肩膀仍成為導演們安放現代人英雄夢的理想之地。”

本文以美國商業電影中對於新聞報道、新聞機構以及新聞記者等元素的使用為研究對象，以期能夠考察這一具有特殊價值的電影形態的基本構成和呈現方式，最終對於美國主流商業電影中的新聞形象做一整體分析。

一、電影中的新聞形象

第一類是由新聞報道或新聞事件改編而來，一般作為劇本創作的基礎或者片中人物的原型，影片整體上的敘事主題相當於新聞報道的報道對象。影片雖然涉及一些對新聞行業的表現和記者職業工作等的描述，但並不是影片的主題，也不作為商業電影娛樂性的主要來源，實際上新聞報道隻不過是一個“素材庫”。這一類只是一般的“新聞故事”，並不涉及對新聞形象的考慮，所以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圍之內。

第二類則是將新聞報道的主體即新聞行業或者記者職業作為影片敘事的主題或意義的主要來源，作為影片結構劇情、塑造人物和吸引觀眾的主要元素。因此在整體上表現出對新聞行業或者記者職業的一種關注，經常深入挖掘其中的觀念沖突、利益糾葛和權力斗爭，從而為觀眾呈現出一種“新聞”形象。這種形象不僅停留在影片層面，也會與現實中人們對新聞的看法交織在一起。這是本文分析新聞形象的要旨所在。

二、美國商業電影對新聞形象的呈現

（一）類型化形象

類型化是美國商業電影基本的生產制作方式，自有一套標准和流程。在影片內容上的特征，概括來講“一是公式化的情節，二是定型化的人物，三是圖解式的視覺形象”。可以說商業電影對於新聞形象的呈現首當其沖地要受到類型化的直接制約。

這類影片也形成了類型化特征。在1948年的《反案記》中，因為一名所謂罪犯的母親在報上刊登廣告，一個芝加哥記者再度發掘過去謀殺案的真相。在1952年的《截稿》中一位編輯堅持在最后用文章曝光一位惡棍。1974年的《滿城風雨》中，一位著名記者本打算離開這個行業以追求平靜的生活，卻被一名編輯說服報道即將上絞架的瘋狂殺人犯。在《古靈偵探》（1985）中，一名洛杉磯記者本打算調查毒品交易，卻發現了更嚴重的連環犯罪。《塘鵝暗殺令》（1993）中，一個法律學生與一名記者調查兩名法官被殺真相，調查中總統暗中介入，而二人也成為暗殺目標。在《國家要案》（2009）中，記者調查一個政客的助理被殺事件，隨著調查的深入，主人公九死一生精心制作的頭條報道也最終出爐。按照年代梳理，這些影片不僅場面情節驚險刺激，而且具體題材的煊赫程度也不斷上升，由普通犯罪上升到政治陰謀，由街頭暴徒演變為政治領袖。

影片在對新聞媒體或者記者做表層化處理的同時，借鑒或者說與其它類型片相互滲透。新聞媒體成了直接懲治罪惡的暴力機構，新聞記者成了親自上陣、徒手緝凶的英雄。影片突出娛樂性而將有著內在職業倫理約束和專業主義追求的新聞工作的實質卻之不顧，隻津津樂道於其中冒險、懸疑、刺激等娛樂性元素：記者是變換了形式的警察、偵探或者孤膽英雄，新聞採訪成了翻版的緝凶、洗冤或者復仇，對手則是傳統意義上的重重黑幕：資本、政客、還有無處不在的“體制”。

（二）浪漫化形象

商業電影的主要訴求是用影片承載的娛樂要素訴諸於觀眾的視聽或心理需求，而娛樂要素的制造在類型化基礎之上還要追求一定的差異化、個性化和理想化，以顯示出與其它類型電影的不同，尋求細分的市場定位。在保証商業安全的范圍內，讓觀眾看到理想主義——雖然是夸張了的文藝化的理想主義——和現實的沖突。

在《中國綜合症》（1979）中不顧要其銷聲匿跡的威脅，一名目擊核電站事故的記者堅持發表報道。在《天生贏家》（1992）中，一名政治家競選州參議員，而一位獨立揭黑記者試圖與之對著干。在《邊城小鎮》（2006）中，一名女記者隻身犯險調查一些工廠工人神秘死亡事件。在《真相至上》（2008）中，一位專欄作家不顧中情局的調查發布了關於總統的報道，但是她因為拒絕提供消息來源而面臨被捕。在2014年的《夜行者》中，一名充滿激情並迫切想得到一份工作的年輕人，四處拍攝犯罪影像將其賣給電視台。然而他模糊了正與邪的界限，從旁觀者變成了他鏡頭中故事裡犯下罪行的“明星”。

這類影片的整體特征是將對新聞職業的刻畫與對驚險刺激的追求結合起來，作為商業影片，娛樂性仍是首要考慮，不過此類影片中娛樂性的提供是與對新聞形象更具體深入的塑造結合在一起的。影片中不再像類型化形象那樣將記者或者新聞職業簡單比照為警察、偵探、孤膽英雄的模式，敘事情節也不直接模擬警匪片、西部片、驚悚片的套路，而是更“專業”地呈現新聞職業工作自身所蘊含的挑戰、斗爭和困境。當然，商業影片平面化的敘事難以挖掘與“新聞”相聯系的結構因素和權力體制，為了封閉性敘事對於“完整故事”的要求，影片在處理現實問題上一般是從個體角度或情感立場進行化解或慰藉，對於整個深層的體制並沒有繼續挖掘和批判。所以其呈現出的“新聞”是一種浪漫化形象。

（三）專業化形象

美國商業影片長期以來的成功並不單純來自於其強大的娛樂性，而同樣來自於其反映社會問題、吸納現實爭議的能力。新聞媒體作為公共領域，是多元意見交鋒的空間，其深層涌動著的利益集團與權勢階層的博弈，更有著維護社會正義的本質追求。作為如此重大嚴肅的存在，新聞形象自然需要有超越一般娛樂的表層需求而向較為深入、系統的表現或闡釋發展，而且需要帶有相當的反思意義或批判價值。在有關新聞的影片中其實不乏此類代表。這些影片再是單純的商業影片，而是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在《倒扣的王牌》（1951）中，影片對於阿爾伯克基的記者出於私利歪曲事實的情況進行了逼真的描繪並有深入的批評，影片獲得包括奧斯卡在內的多個獎項。在《總統班底》（1976）中，影片將舉世矚目的“水門事件”搬上銀幕，影片像又一次深入調查報道一樣，邀觀眾跟隨著名記者伍德沃與伯恩斯坦，一同發掘事件的真相和仍不為人知的細節。在獲得奧斯卡三項提名的《並無惡意》（1981）中，細致表現並深入探討了記者在受到誹謗訴訟時受“無惡意報道”的保護，再現了具體新聞操作與相關法治保障的關系。在《驚爆內幕》（1999）中，一名化學研究員冒著事業與生命危險，作為消息來源或者說“內部線人”到《60分鐘》中講述大型煙草企業的內幕。2005年的《晚安，好運》，以紀實風格講述了著名記者默羅的傳奇職業生涯，特別是同參議員麥卡錫斗爭的故事。奧斯卡最佳影片《聚焦》，“整部電影就像一篇優秀的新聞報道本身，陳述來龍去脈，介紹人物，尋找証據，解決難點”，影片不僅逼真地表現了調查記者漫長艱苦而又曲折反復的工作過程，同時又超越個別事件對承載這些卓越的新聞價值的傳統媒體的生存進行了思考。

這類影片試圖接近新聞的真實狀態，往往通過對重大新聞事件及其報道過程的表現深入到對新聞機構的社會責任與權利，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與素養等核心問題的討論，逼真地再現新聞界與權勢的博弈、談判與妥協，觀照新聞風雲變幻背后的隱藏心酸、痛苦與無奈。與此同時，對於新聞形象的呈現又能基本持有較為客觀、平衡的立場，在表現新聞界的豐功偉績的同時也並不回避其中的爭議與弊端。此類影片能夠提供一種“整體真實”的新聞形象。

三、新聞形象呈現的效果及其局限

綜上所述，美國商業電影中大量使用新聞元素，在故事原型、劇情設置、人物角色以及影片主題上均有諸多體現，對於新聞形象的呈現來講，產生了處在真實與虛構兩個傾向的張力中相互作用的效果。

商業影片並不是以現實為依歸，而是將新聞元素當做娛樂性的來源，作為影片“看點”的載體或觀眾快感的中介，同時也進一步使得由商業電影所構建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固化，這對於形成影片特點以吸引固定觀眾群是有利的，在類型化和浪漫化形象中表現最為突出。專業化形象雖然在較為完整且逼真的程度上呈現了新聞形象，但是實質上為了商業安全考慮，選取的均是有重大、轟動效應的新聞事件或是知名、經典的新聞報道，這樣才能更好地轉化為影片口碑或營銷抓手，而對於日常新聞中絕大多數的煩冗瑣細、默默無聞甚或無果而終的活動則無暇也無需顧及。所以其呈現的新聞形象，依然是經過商業電影特殊標准“把關”后精心構建的結果，而並非真實世界中新聞的普遍存在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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