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交媒體時代，風險信息傳播的傳播過程發生了極大改變，社交媒體的使用對公眾風險感知的影響愈發強烈。本研究以2015年11月震驚全球的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為例，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結合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對該社會網絡中各種關系進行全面、精確的量化分析，研究事件發生后信息傳播的動態網絡結構。最終結果表明，事件中的風險感知網絡是基於關鍵行動者的動態網絡結構，關鍵行動者掌握重要信息源，中介行動者在風險信息擴散過程中充當意見領袖，使得風險信息在傳播中被放大，能更快的傳播至普通行動者。

關鍵詞：風險社會放大框架﹔社會網絡分析﹔社交媒體﹔公眾﹔風險感知

一、引言

在互聯網社會中，社交媒體以鋪天蓋地的姿態改變了公眾的傳播行為。根據社交媒體專家AyeletNoff指出，全球有三分之二的網民會訪問社交媒體，社交媒體已成為目前第四熱門的網絡活動。 不難看出，社交媒體在互聯網時代的公眾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舉足輕重，許多風險信息都是先在社交媒體中擴散，然后才在傳統媒體傳播。 社交媒體已然成為公眾了解、溝通和傳播信息的重要平台，巴黎恐怖襲擊之后，各種信息在微博中匯聚、爆發和傳播，其對公眾的風險感知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種使用社交媒體所帶來的影響怎樣產生以及是否會改變公眾輿論或行為等問題也逐漸引起學者的關注和討論。

二、文獻綜述

筆者通過文獻梳理，從三個層面對使用社交媒體如何影響公眾對風險的感知進行綜述。

（一）社交媒體使用對大眾風險感知的影響

在該領域中，Al-Jenaibi在相對封閉的阿拉伯國家進行了社交媒體中的風險信息怎樣改變公眾輿論的研究。該研究以4個阿拉伯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記者的Twitter賬戶作為研究對象，輔之以在線調查，調查的主題通過兩個包含數以百計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圖書館數據庫和網絡關鍵詞搜索來獲得。在研究方法上，該項目採取內容分析的方法，將在上述研究對象中獲得的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結果表明使用Twitter能夠改變阿拉伯國家民眾的議程和輿論，因為這些輿論能夠通過Twitter避開審查為受眾所見，所以研究者認為社交媒體在保守的阿拉伯國家擁有重要的影響。 而Soengas-Perez則研究了社交媒體如何連接支持變革的年輕人和直接參與運動的抗議者。研究者以30名在沖突期間來自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但居住在巴塞羅那、馬德裡和聖地亞哥抗議者作為研究對象，這些人都通過網絡參與了“阿拉伯之春”運動。研究採用在線訪談的方法，所有對象都被問及諸如卷入抗議的動機、使用過的傳播策略和手段以及發送與接收風險信息的特點和變化等問題。通過分析和比較，研究結果表明在社交媒體上對暴動的虛擬支持不是事先協調好的，而僅是類似行為和信息在同一時間和相同平台匯合所導致的。但他同樣表示面對堅固的宣傳基礎設施，社交媒體具有限制作用。

（二）社交媒體使用對群體風險感知的影響

在該領域中，Ledford, C.J.W和L.N. Anderson則檢驗了藥物制造商通過Facebook傳播藥物召回信息的風險。研究樣本的選取為藥物制造商從召回聲明發布起之后10天內Facebook的內容，共獲取704條樣本，其中止痛藥制造商發布49條信息，消費者發布655條信息。該研究基於CAUSE模型，採用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的主要單位為發出的每一條Facebook信息，兩位研究者基於CAUSE模型設計出編碼方案，方案包括涂鴉牆或評論、用戶性別、點贊數、分享數等。共有三位編碼員參與文章編碼，一位編碼員分析止痛藥制造商頁面下消費者發布的信息，另一位編碼員分析止痛藥制造商發布的信息，最后一位編碼員則分析評分者信度。研究發現，消費者會在社交媒體尋找相關風險信息，並能與其他消費者和藥物制造商展開積極討論，同時也願意擴散有關風險信息。

（三）社交媒體使用對個體風險感知的影響

在該領域，Binder, A.R研究了日本核電站泄漏后，美國地區Twitter內容中的風險傳播與認知問題。研究者以美國地區Twitter中的推文作為研究對象，通過谷歌搜索引擎搜索Twitter內容，搜索基於以下三個標准：1）信息內容包含福島或福島第一核電站﹔2）事件發生起至兩周內出現的新聞報道﹔3）Twitter使用英語，源頭在美國。最后根據反饋的信息進行整體抽樣共獲得2359條推文。研究結果表明美國地區Twitter的推文主要是起到對信息的解釋作用，很少提及風險或直接危害﹔這些信息強調對風險的控制，且信息往往出現在緊急事件發生后的幾天，但在兩周內數量和影響會大幅減小。 除此之外，Jung, K和H.W. Park研究了美韓兩國民眾在朝鮮核試驗之后在社交媒體中的風險傳播動態演化過程。研究者使用NodeXL軟件進行數據收集，在同一時間用英語和韓語建立“North Korea”關鍵詞在Twitter進行搜索以減少數據搜集時的偏差，從2013年1月30日至2月24日內搜集的數據包含21615個活動者（actors）及他們間構成的傳播網絡。研究結果表明，風險傳播網絡出現在被潛在恐怖襲擊所威脅的活動者中，該網絡更傾向於通過一種緊密的結構發展為一種動態的方式。

Mabe, A.G和K.J. Forney 等人則通過設計實驗來驗証與拓展“使用Facebook”和飲食失調風險”間的時間關聯問題。研究採用實驗法，共涉及兩項實驗。通過對結果的分析表明在橫斷面調查中，使用Facebook越頻繁，飲食失調的風險越大。相較於其他替代網站，使用Facebook的女性對體重/身材關注更強烈。 Litt, D. M、Stock, M. L和Moreno, M.A、M.S. Ed 同樣採用了實驗法研究了公眾對酗酒風險的感知。其中Litt, D. M的研究基於原型意願模型（The prototype willingness model）檢驗因酗酒產生的風險問題對青少年個體的影響。研究對象為189名年齡在13至15歲青少年，他們分別來自於五所私立高中、一支游泳隊和一個教會團體，大多數參與者（73%）擁有Facebook賬戶。該模型要求被試者使用Facebook的時間不少於每周1小時。研究者被隨機分配至兩個不同的Facebook條件組，參與者瀏覽相同的頁面並被告知所瀏覽的對象比他們年長兩歲。評論中會暗示過去的酗酒事故、未來對於飲酒的渴望。在此之后會評估青少年對酗酒的認知。最后，所有的青少年會被告知酗酒的危險。研究結果表明對於年長的青少年，對酗酒風險的理解越規范，飲酒的意願越強。使用社交媒體越多，對酗酒的認知更規范，更樂意飲酒，態度更加積極。 Christian Nordqvist、Catharine Paddock 等人也研究了青少年因使用社交媒體等社交媒介而導致的吸煙、酗酒等行為的風險。Gwenn Schurgin O’Keeffe和Kathleen Clarke-Pearson的研究也聚焦在社交媒體的使用對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影響。

在關於社交媒體怎樣影響用戶的行為及其潛在風險研究中，Moreno, M.A 等人研究了青少年在社交媒體中展示危險行為的信息問題。研究對象為500名自稱18歲美國公民，研究的時間段為2007年7月15至9月30日，研究數據為500名自稱18歲美國公民的Myspace網絡文件。在研究方法上，研究採用了橫斷面研究和內容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經常在公共網站展示危險行為的信息。在對潛在風險研究方面，Breslin, L等人研究了社交媒體使用與危險性行為風險間的關系。研究者選擇的研究對象為年齡18歲的個體，他們住在艾滋病高發的前10大都市統計區之一。研究者先認定列表中排在榜首的朋友，再找出排在榜首朋友列表中的榜首朋友，重復操作直到擁有10個離散的虛擬社交網絡。研究者共編碼5215條與風險有關的Myspace信息。研究方法採用內容分析和橫斷面研究，研究結果認為個體與社交媒體關聯越大，越有可能產生危險的性行為（OR’s range from 1.03-1.39,p<.05），社交網絡應該致力於預防和干預風險行為，從而提高青少年的健康。 同樣，Moreno, M.A和M. Parks等人也研究了Myspace中包含的可能導致用戶風險的潛在信息。研究從2008組Myspace分組中連續地選擇142個年齡在16至17歲個體的網絡資料作為研究樣本，研究方法採用內容分析和橫斷面研究，研究結論顯示大多數Myspace用戶資料包含易於獲得的可辨認信息，半數Myspace用戶資料包含可能影響個人的風險信息。

綜上所述，從研究層面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之后，社交媒體在社會活動，尤其是與政治有關的運動浪潮中所充當的角色被重新定義，這也使得社交媒體在宏觀層面對公眾風險感知的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政治運動領域，當然社會中的各種危機事件也容易通過社交媒體發酵和擴散，從而通過使用社交媒體影響公眾對相關風險的感知，進一步影響公眾的輿論和行為。而相較於社交媒體使用對社會中風險感知的影響，其對群體的影響則屬於中觀層面，與之相關的研究較之於社會宏觀層面的研究來說要少，主要集中在與醫療健康風險相關的領域，其往往強調某一特定群體通過使用社交媒體對另一特定群體的風險認知產生影響。相較於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研究，社交媒體在微觀層面對個體風險感知的影響研究則比較多，但在微觀網絡中進一步對行動者屬性進行細分研究的很少。

在研究方法上，社交媒體使用對公眾風險感知的相關研究在對傳統研究方法的繼承和借鑒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新。由於社交媒體具有傳統媒體所不具備的諸多特質，因此研究者在資料搜集、處理和分析等方面都採用了一些新的方法。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關注：1）在資料的搜集上，社交媒體使用的數據搜集較傳統媒介具有更多的選擇，除了使用調查問卷等一些傳統的方法外，還可以使用在線訪談、網絡問卷和搜索引擎關鍵詞搜索等方式，而且運用程序軟件自動抓取大量數據的方法在大數據的時代背景下也變得越來越常見﹔2）因為社交媒體使用研究的場景有別於傳統媒體，必須借助計算機技術進行輔助處理。如採用社會網絡分析法時，往往需要借助可視化軟件展現網絡結構和分析發展趨勢﹔3）基於某種模型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對解決大規模復雜的社會性風險認知問題有很大助益，在日后宏觀層面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借助不同學科知識建立的跨學科模型的可靠性，以及各種資源如何在各學科間統籌分配等問題也有待驗証和完善。

三、研究數據和方法

本文的數據來源於新浪微博，因為“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發生的時間為2015年11月13日晚間，所以本文選取事件發生后的一周，即2015年11月14日至20日作為研究的時間區間，以“巴黎恐怖襲擊”為關鍵詞，使用八爪魚軟件在新浪微博進行數據的抓取，共抓取1153條數據。其中14日的數據最多，共計743條，15日為124條，16日至20日分別為96條、57條、56條、50條和16條。因為考慮到事件爆發當天的數據量多達743條，僅以天作為最小跨度單位不能詳細的反映出事件的發展情況，所以我們在選取以天為跨度的同時，將14日整天繼續細分為5個時間節點，每個時間節點之間間隔4小時，這樣保証了能夠真實詳盡的反映事件發展的情況。最后，搜集有效數據共計1143條，數據的時間跨度為7天，共分為8個時間節點。

本文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進行研究，社會網絡研究作為社會學的一個理論流派，形成了獨特的理論視角，認為社會現象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簡單加總，即個體加總不等於總體。四十多年來，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各式各類的社會網研究跨越了各個社會科學的重大議題 。筆者在研究中採用諸多社會網絡分析的指標，如網絡密度（network dens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和頂點屬性（vertex property）等。其中網絡密度表示網絡中各節點間關系的緊密程度，用它來測量網絡中行動者之間的聯結程度。接近中心性用於量度關系網中每個節點離其他節點的平均距離。它關系到獲取信息的快捷程度，距離越短，關系越密切，中介中心性則揭示出每個節點在不同關系網間提供“橋梁作用”的重要程度。它所特別標出的點，是一些移除后會導致整個網絡崩塌的重要節點 。PageRank指標則關注一個行動者更直接與其他行動者發生關聯的能力。在“巴黎恐怖襲擊”事件形成的社會網絡結構中，起到橋梁作用的連接點至關重要，通過研究這些關鍵節點，我們能夠准確了解事件爆發后風險信息是怎樣進行傳播和擴散的。頂點屬性被用來分析一個行動者到另一行動者間的最短路徑，它解釋了行動者在網絡結構中的位置優勢 。

除此之外，本文運用NodeXL等軟件進行網絡結構可視化，結合SARF理論對宏觀網絡和微觀網絡進行分析。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理論集合了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和通信理論的研究，該理論為媒介技術維度和社會維度間搭建了橋梁，在跨科學研究法中具有很重要的理論地位。一方面，筆者運用宏觀網絡的視角來分析整個“巴黎恐怖襲擊”事件在網絡中的發展和變化。其中包含一些列指標，諸如頂點（vertices）、邊（edges）、連通區域（connected components）等﹔另一方面運用微觀視角聚焦網絡中的單個行動者，通過Page rank和中介中心性對其進行分析和解釋﹔最后結合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對網絡中信息的擴散進行分析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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