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CSSCI新聞學與傳播學來源期刊為主，梳理了2014年至2016年三年內關於電視法制欄目的研究，從分析層次、研究的創新視角、法制欄目與新媒體研究三個方面將這些研究進行歸類。一方面以電視法制節目與農村、青少年成長、法治建設三方面分析近三年間電視法制欄目研究的創新視角，另一方面在新媒體不斷發展壯大的當下，梳理現有的新媒體與法制節目結合的研究，最終以期對電視法制欄目的研究能避免重復，並發掘新的熱點。

關鍵詞：電視欄目﹔法制欄目﹔研究綜述

2013年底開始《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等明星真人秀類綜藝節目開始逐步進入國人的視野，其收視率不斷創造新的記錄，也促進了這類綜藝節目的迅速發展。法制節目在這一電視綜藝節目盛行的時代如何提高自身的競爭力，理論界與實務界在2014年至2016年之間為此做了許多研究，本文通過梳理這三年關於電視法制欄目的研究，歸納出這些研究的幾點特性以及熱點研究方向，以期能對這三年的法制欄目研究有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法制欄目分析層次研究

1.以特定欄目為視角

電視法制欄目的體量大，其數量已經超過200個[1]，而且形態多樣，有演播室討論類、庭審直播類、案例紀實類、電視劇類、法律新聞類、民生服務類等等。正是因為法治節目種類復雜與數量巨大，籠而統之的研究視角難以准確、全面概括當下法制節目的總體樣態，同時往往也給研究增加了難度。因此許多研究者分析層次以一個具體的法制欄目為切入點展開。有研究者將中央電視台2003年開播的《法治在線》欄目作為一個優秀范例分析其優勢，認為這一節目的三大版塊的圍繞同一話題緊密銜接、選題關注社會熱點案件、敘事技巧真實且側重細節，進而得出法制節目需從創新形式、豐富類型、多角度選題三方面改進與完善[2]。有學者從敘事策略分析電視劇類型的《普法欄目劇》，認為這一欄目懸念化的敘事結構、大眾化的敘事定位、合理化的敘事邏輯、多樣化的敘事風格值得法制節目工作者學習[3]。

2.以地方台為視角

有些研究者不單單從一個具體的電視法制欄目看問題，而是從上升到地方電視台法制節目這一更為宏觀的分析層次研究。有電視台從業人員以洛陽廣播電台法制節目為例，分欄目闡述法制節目如何做好轉型升級工作。基於《法制時空》欄目強調媒體履行正確引導責任，分析《河洛文明大講堂》《千斤說》欄目強調媒體要履行人文關懷，通過《消防零距離》《楊凱說消費》《律師答疑》板塊強調媒體要重視服務責任[4]。有研究者同樣以地方電視台法制類節目為研究層次，從江蘇省、市電視台的各類法制節目得出其具有類型多元，節目宗旨明確﹔立足本土，化解矛盾糾紛﹔以案說法，提升普法效果﹔弘揚正義，禮贊先進人物等四大特征[5]。

3.以宏觀的欄目為視角

當然，籠而統之地研究法制節目的一般特征及其共性問題的研究也大量存在。有學者指出目前電視法制節目發展存在以下困境：廣播電視法制建設滯后﹔節目形式缺乏創新、節目敘事模式單一導致節目同質化現象嚴重﹔忽視節目的法理性和真實性，部分節目一味迎合觀眾，真實性讓位於故事性，以致喪失真實[6]。有從業人員認為，法制類節目的不足體現在法制內涵不足，即傳遞給公眾的法律信息中有效成分很少﹔法律運用不准確﹔部分節目具有啟示犯罪的負面作用﹔節目模式化，節目內容缺乏創造性等不足[7]。

二、法制欄目研究的創新視角

1.電視法制節目與農村

盡管電視法制節目在這三年的變化與發展之中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各大電視台、電視節目工作者也在努力進行著轉型與升級，以不斷提升自身節目的核心競爭力，與此相對應，對電視法制節目的研究在這三年之中出現了更為細分的領域，其中不少研究領域具有創新性，關注這些具有首創性的研究領域能為我們將來的研究提供借鑒與參考。有學者就以電視法制節目農村傳播效果為題，在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周邊農村進行實証研究，通過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的方法，從收視習慣、收視喜好、日常接觸的糾紛與法律、電視法制節目收視情況等多個維度進行測量，得出電視法制節目在農村地區有比較明顯的傳播效果，它幫助農村人們接觸、了解、學習法律，並且能夠啟發維權意識、避免極端情緒的結論[8]。

2.電視法制節目與青少年

除了有學者關注法制節目與農村的關系，也有研究者研究法制節目對青少年的影響。有研究者認為，法制節目往往涉及敏感話題，會揭露社會的陰暗面，難免會顯得“少兒不宜”，但通過法制節目培養青少年的法治觀念卻又是一個充滿創新意義的探索實踐。面對這一難題，從鎮江電視台實踐經驗提出，青少年法制節目的選題需要緊密考慮其身心特點、成長環境，選擇貼近其生活的話題制作法制節目，其次，借鑒少兒節目的表現形式，例如用零距離接觸法院等紀實的手法貼近法律問題，最后提出需要協調法院、公安、學校、家長等多方力量對青少年的法治教育提供長期性、全方位的關注[9]。另外有研究者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提出法制節目宣傳策略之中要抵制低俗、色情、凶殺等內容，拒絕有可能造成對青少年身心傷害的內容和形式，加強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宣傳，做負責任、有擔當的媒體[10]。

3.電視法制節目與法治建設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健全媒體公益普法制度”，可以預見公益普法將成為媒體的重要工作內容。同時隨著社會主義法治進程的推進，法制電視節目與法治建設的研究成為了一個新的熱點。有學者認為媒體傳播法律制度及其相關觀念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但傳媒和司法之間仍在社會職能、職業本質、關注焦點等三方面存在不同，需要調節這兩者的矛盾，實現互利共榮[11]。另外也有學者指出電視法制節目需要實現由普及法律知識到培養法治觀念的轉變,通過電視法制節目培養全民法治觀念時需要注意重視現代程序法治精神、體現人文關懷、避免新聞侵權等三大問題[12]。

三、法制欄目與新媒體研究

新媒體環境之下，信息傳播的接受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傳播模式是一種把控的傳播，這一狀態之下我們的觀眾僅僅是觀眾，觀眾難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即使這一期甚至這一檔節目不受歡迎，往往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才能反映到節目制作者的受眾，但是如今這些觀眾已經在朝著信息的傳播者轉變。大眾對一檔法制節目的評價更能直接決定其未來能否繼續錄制。一檔制作精細、創新性強、分析深刻的法制節目能吸引大眾，並通過新媒體的轉發分享等功能，形成裂變式的影響。相比之下，陳舊老套、毫無特色的法制節目當然會無人問津。這三年之中，有許多研究者將法制欄目的發展與新媒體結合起來。

有研究者提出新媒體時代，電視法制節目存在單向灌輸導致傳播效果差等問題，鑒於上述困境，電視法制節目需要從渠道和內容兩方面考慮其發展。在渠道上，有必要開通微博、微信，並開展受眾可參與式的節目，在當下司法機關對傳媒行業一知半解的狀態下，電視法制節目應抓緊時間，佔領新媒體高地。延伸新媒體功能，諸如聯合律師事務所開展代寫文書等活動。在內容創新上，電視法制節目要實現題材的多樣化解讀，不能拘泥於案例的匯總，可以試水法制微電影等多元的藝術表達﹔電視法制節目要善於從小處著手，在大處落筆，作出有深度的節目﹔運用大數據，研究吸引受眾的標題、受大眾喜歡的節目[13]。

有研究者深入細分研究領域，對微信這一具體的新媒體平台與法制節目的融合提出了新的路徑，並以積極樂觀的態度看待新媒體的出現。認為微信為增加了節目的參與性與互動性，改變了傳統電視節目單向傳播的弊端，能更加針對性地編排節目，而且微信為法制節目擴大了選題、呈現等資源，例如司機能通過微信平台及時爆料，並給予其鼓勵，讓社會中零散的個體成為節目穩定的線人。傳統媒體同時可以借助微信的分析功能擴大受眾的廣度與深度，增強觀眾粘合度[14]。

縱觀這三年電視法制節目的研究，有研究視角的突破，但少有觀點的碰撞與沖突，同時存在研究模式的固化。大多是文章仍是籠統地探討存在問題、解決對策與發展方向，而且有些問題是老生常談，例如報道重刑輕民[15]、媒介審判[16]等問題，當然這可能確實是由於實踐中這些問題仍未得到矯正。法制節目應融入人文關懷的發展方向不斷地被提及[17-19]，是這三年電視法制節目的熱點研究方向，有學者指出法制節目要盡可能地貼近相關人物，關注人物本身以獲得更佳的節目效果[20]，電視台從業人員同樣指出法制節目不能只是法理性地對人物進行解析，而應貼近人物去剖析當事人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理念，深挖違法行為的內在動因[2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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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仲昕.地方電視法治節目特殊性探索[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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