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77份記者離職告白文本分析表明，早期媒體人離職情緒多集中於對媒體制度不公的怨恨，中期則轉變為理想破滅的痛楚，后期隨著媒體經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從業者多透露出對“黃金時代”的懷舊與感恩，間或有人開始思考未來媒體的發展。從直白的怨恨、隱晦表達到煽情表達再到平和表達，媒體人情緒表達的變遷實際表明在我國新聞專業主義根本就未形成，媒體人僅以“虛擬的制度”作為自己怨懟的對象，從而樹立所謂的專業主義，其本質依然不出於傳統的“文人論政”。媒體人“熱點時刻”的表達實質上是媒體人對自身身份的再闡述與認知，也是對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理想的新解讀，還是對自身在新環境下合法化的一種思考。

關鍵詞：媒體人﹔新聞理想﹔身份合法化﹔偽新聞專業主義﹔重建邊界

無論是媒體“黃金時代”，抑或是媒體衰落轉型時代，總有一部分媒體人離開原供職媒體，進入其他媒體或行業。社交媒體時代，媒體從業者和媒體行業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然而媒體從業者也順勢獲得了部分獨立的話語權。在各類告別行為中，部分媒體人選擇公開發聲，向大眾展現自己理想幻滅、生存現狀和個體情感。不同時代的媒體人離開媒體的情感因素不盡相同，探討分析媒體人離職時的情感表達，對於認清媒體人的思維具有一定的價值，對其離職的這個“關鍵時刻”加以闡釋，則能讓我們從一個變遷的視角分析記者這個群體的價值認知參照物，同時了解這個群體持有的新聞價值觀。

一、媒體人離職文本中情緒表達內容

Barbie Zelizer[1]認為記者群體通過對社會主要公共事件發表統一共享的話語和集體闡釋來構建新聞職業意義，以此來代替傳統靜態的新聞專業主義分析﹔此后Nikki Usher[2]和Stacy Spaulding[3]分別闡釋了新聞存在的困境和記者群體的職業依戀，借此建構理想的媒體生存環境﹔丁方舟和韋路[4]通過記者節的媒體人表達，闡明理想與現實出現矛盾這一困境﹔白紅義[5]以江藝平退休的紀念話語來闡釋記者闡釋社群的出現﹔陳李紅濤、黃順銘[6]試圖通過記者節話語挖掘記者的“角色模范”，通過分析中國新聞界的“懷舊話語實踐”，李紅濤[7]試圖以此建構中國新聞工作者生存價值和意義﹔陳敏、張曉純[8]通過分析媒體人離職告白，探討媒體人轉型的原因﹔胡沈明和胡琪萍[9]則以記者離職告白為材料，分析媒體人個體的身份過渡對行業規則的沖擊。

已有的文獻研究重點分析了記者的個體情感和職業認識，亦分析了記者的“新聞理想”，然而對記者這個群體的價值觀甚至是“新聞理想”這個帶有些許新聞專業主義特色的話語未能細致分析。本文則將研究重點置於環境變遷視野下記者表達的不同情緒，借以了解其價值觀變遷的過程，分析其原因。通過對表層價值表達進行深入分析，我們試圖探索出我國記者群體的“新聞理想”到底源自何種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對於目前我國的社會發展和媒體發展到底會造成何種影響。

二、研究方法與主要發現

截止2016年4月11日，通過各種方式在網絡上共搜集到131個具體的離職媒體人名單，時間跨度從2003年至2016年。根據觀察及跟蹤，去掉部分缺少有效內容支持、關鍵信息缺失、沒有留下離職話語的人員，最終確定有效樣本共計77份。對已確定的離職文本進行內容分析，發現文本蘊含的情緒從矛盾對立的角度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一）新聞理想vs現實環境：制度不公 理想不存

從新聞學的角度來說，“新聞理想”意指新聞人“對新聞職業的想象和希望，以及對新聞職業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們對新聞職業的一種認知態度和總體評價”。[10]西方新聞發展直接動力是資本經濟因素，報刊較早的功能是互通有無，對於平等自由的追求是其重要的推動因素﹔不同於西方的新聞起源，支撐起我國新聞行業興盛發展的重要因素是政治，從近代開始我國的新聞行業就發源於國家危亡之際，媒體伴隨著國家興亡起伏。歷史因素造就了我國新聞從業者對於新聞成就的較高期待，早期的新聞宣傳也主張新聞工作者樹立此類標杆。隨著新聞行業的現代化發展，受到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沖擊，我國媒體從業者對新聞理想的追求發生了些許變動，以《焦點訪談》《新聞觀察》《南都調查》為代表的一系列新聞報道折射出曾經的新聞熱情與新聞追求。

記者王克勤甚至被網友贊譽為“不為權貴唱贊歌，隻替蒼生說人話”，這樣的高度評價見証了媒體人的輝煌。曾經的歲月中這樣一批人一直帶著鐐銬跳舞，然而新聞立法已經走過三十多年漫長的歷史，現依然在艱難跋涉，孫旭培在新聞立法三十年一文中的呼喊與設想仍舊沒有實現。翟明磊說“報社寧願得罪記者，也不願得罪政府，我厭惡在這種框架內的假新聞”﹔財經記者付濤呼吁“媒體若不能成為真正的公器，也不應該成為一部僅僅賺錢的私器”﹔中國時報黃哲斌控訴“記者變成廣告業務員，公關公司與廣告主變成新聞撰稿人，政府與大企業的手”。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促使媒體人處境變得尷尬，這種尷尬折磨的是媒體人的精神世界，進而引發行為的“暴動”。媒體人辭職離開行業正是對媒體制度的妥協或者反抗，這種妥協和反抗由私下走向公開。

（二）職業道德vs個人生存：自由受限 收入微薄

各行各業自有其工作規則，媒體行業同樣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身在其中的工作者同樣承擔著工作責任和遵循工作原則。隻不過媒體的特性使其責任和意義被無限放大，以至於大多數忽略了媒體從業者的普通性。翟明磊質問“為了新聞我不顧家庭安危，妻子仍為我擔驚受怕，而報社卻將記者看成永動機，不考慮各種客觀因素對記者心理的影響，並不顧實際新聞的質量而以數量做依據”﹔高改芳在看到報社新制度時覺得“就像在田地裡耕地的牛，發現勒在自己背上的皮條又被抽緊了”﹔第一財經日報許金晶說“收入日漸微薄，在這種情況下，我連維系自身生活（包括房租、交通、通訊、應酬、文化消費等）都捉襟見肘”。這種情感激烈的表達讓我們較為直觀地感受到媒體人的生存困境。

有償新聞、廣告新聞、封口費等問題一直廣受詬病﹔同時記者“深入虎穴”進行報道，面臨綁架威脅等說法又常見諸於報端，前者讓人對媒體失望，后者讓人對媒體肅然起敬，這何嘗不是另一組矛盾。所以，媒體人可以因經濟利益離開新聞行業，但是媒體人大量選擇“這個夏天我依然會做出改變，因為我餓”“我的名聲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我連一個三流歌手、一個三流的文藝主持人都比不上”“媒體人迷茫和焦慮與日俱增，逃離或許是多數人不得不選擇的一條道路”時，這些表達會影響公眾對新聞業和媒體行業的認知，對於這種選擇，我們感到難過，卻並不能加以過度指責。

（三） 新聞懷舊vs媒體轉型：大勢所趨，創業轉型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是新聞業的“二元對立”，傳統媒體新聞人日漸感受到自己社會地位的動搖，而一開始就投身於網絡媒體的新聞人則期待著這一權力關系的轉變。兩者雖然同為媒體人，卻似乎走上了對立面，出現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局面，悲觀情緒在傳統媒體新聞人中蔓延開來。“弗萊德·戴維斯說，人們之所以懷舊，其根源不在過去，而在於當下，尤其是當今昔相比反差太大時，懷舊就會更加強”,[11]告白文本中出現的懷念和回憶傳達的是新聞從業者自身感受到的職業日漸衰落之感。李紅濤[7]著重研究了黃金一代的紀念話語，他認為“在組織、體制邊界和代際之間，透過對黃金時代的自我追憶和他人講述，似乎浮現出一個“懷舊共同體”，它擎起懷舊的火把，既是為了抱團取暖，也是為了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斷裂和�或延續中“尋找方向”。

轉型是告別中最重要的話語之一，也是告別行為將要延續的下一階段。東方早報簡光洲稱“理想已死”，然而並不是每一位離職媒體人都如此激烈，央視馬東很平和地解釋“認同央視文化，但我性格不適合”﹔李詠攜央視幾位老同事成立了主要“制作自主知識產權節目”“未來涉及電視劇制作等領域”的工作室﹔王利芬博客文章《人生轉型 服務社會依舊》情感真摯，但重點是介紹自己所創的網站。所以，媒體人離職轉型往往是建立在對過往的反思之上，進而呈現出平和與激烈兩種狀態，理智看待不同情況的離開有助於正確認識行業現狀。

三、媒體人離職情緒的表達方式

“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這句話也許能夠很好地解釋為何媒體人的離職如此宏大的特定時代特色，文本內容往往溯及社會歷史的變遷。導致媒體人離職的情緒表達不同於普通人的情緒表達，不只是單純的事實闡述或是單獨的情緒發泄。顧名思義，離職告白文本意味著最終的結果都是離開，利用圖悅在線詞頻分析工具對媒體人離職告白文本進行可視化分析、數據抓取后可得出關鍵詞、詞頻、權重三項數據，我們發現不同時期的文本在敘事展現上有明顯差異，修辭方式、情感色彩也各不相同。

各文本內容之間並沒有非常確切的情感程度分隔線，但根據內容所表達情緒來看，基本可以認為從2003-2013是離職情緒最為動蕩和激烈的十年，在此期間出現了較多尖銳話語﹔從2014年開始，盡管中間依然出現了在離職申請表上大罵總裁“傻B”的曹筠武，因一句“我的胸太大這裡裝不下”而走紅網絡的彭玲玲，但媒體人的情緒總體走向是漸漸趨於平靜，較為明顯的特征是出現了越來越多選擇回歸家庭與個人情感的離職者。根據內容情緒表達的激烈程度、文本內容涉及事件的描述方式、文本行文過程中關鍵詞匯的出現頻率，可以將所有文本按照情緒的表達程度分為四個等級，分別是直白—煽情—隱晦—平和。在現有的77份文本中，22份文本可歸於直白類，5份屬於隱晦類、17份屬於煽情類、33份屬於平和類，不同類型文本出現的時間仍有交錯，難以完全定量區隔。

（一）直白式：事實逼“我”離開

此類方式是指在文本中明確表達“我要離開”，常常伴隨著激烈的指責，對媒體體制、採編安排、薪酬收入等有較為直觀的不滿，在整個行文過程中會較為詳細的介紹離職原因，具體導火線等。它常見諸於早期的離職話語，典型的有翟明磊、高改芳、黃哲斌等。在抓取關鍵詞后可以發現，此類表達方式中通常會出現理想、領導、自由、夢想、職業、責任等詞匯，它們是導致“新聞行業崩塌”形象產生的最為直觀的因素，是媒體人離職情緒最為激烈的表達。

（二）煽情式：“我”舍不得離開

此類方式通常是指在文本中回顧過往、表達不舍，常常伴隨著感恩、親情、友情、同事情誼等，在內容上既涉及過去的回憶又帶有對未來的設想。不同於直白類文本中的指責話語，煽情文本在情感上著墨較多，典型代表有於威、江雪、孫李、朱學東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原有崗位抱有感恩之心。數據分析發現，互聯網、新媒體、時代、轉型、同事是此類文本共同的關鍵詞，由此也可看出這部分媒體人的離職情緒集中在互聯網、新媒體沖擊下的職業新選擇，對原有崗位和事業並未產生太多怨恨。

（三）隱晦式：“我”不得不離開

此類文本數量相對而言較少，往往篇幅短小，內容上呈現指代不明，顧左右而言它的特點，不了解具體情況者根本無法理解話語意義。通常採用修辭手法來表達內容與情緒，諸如借喻、比喻、夸張等手法。此類文本雖然數量少，內容短，但往往內容最具有沖擊性，楊海鵬、王克勤、朱偉、岳淼、趙普等人文本較為典型，他們的情緒表達激烈卻礙於各種因素不能直接說明，導致內容略顯怪異獨特，需要結合具體情境或事件進行解讀。

（四）平和式：到了“我”離開的時候

此類話語數量佔據樣本的一半之數，主要內容涉及轉型、創業，行文條理清晰，多見於事后採訪。模糊來講，它介於直白類和煽情類兩者之間，在內容上會涉及離職原因，也會回顧從業經歷，在感情上也會表達理想不存和職業瓶頸。但它的內容表述非常客觀，不帶有太多情感色彩，即便是表達情感，也非常理智客觀。它不同於以上幾類之處在於當事人非常淡然的看待離職這一事件，頗有哀而不傷之感。通過這些文本，我們可以感知到媒體人的離職情緒中悲痛卻不怨恨、無奈卻不彷徨。

四、結論與討論

表面上看，媒體人早期表達的是對自身處境的不滿、后期是對互聯網沖擊下行業前景變化莫測的擔憂與嘗試，結果均以“新聞理想”呈現出來，這種理想實質上是一種朦朧的新聞專業主義，是在媒介經濟不甚發達的情形之下早產的新聞專業主義。對比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產生來看，我國媒體人的離職表達更多的是一種自我過渡儀式，是一種自我合法化的表現。內心需求和客觀實際兩者之間的矛盾導致了我國媒體從業者當下的無所適從，不管是激烈還是平和都只是媒體人適應新聞市場變革的一種手段。

（一）早產的新聞專業主義：朦朧的新聞理想

謝靜[12]認為“在批評新聞媒介的煽情主義和商業主義的過程中，最后專業主義作為一種妥協，在各種力量的搏弈中逐步確立”。簡單來說，美國新聞專業主義的出現是對當時美國新聞批評和新聞市場兩者的妥協與折中，具有特定的生成條件和社會背景。從始至終，我國媒體行業的主流話語就是“新聞理想”而並非“新聞專業主義”，這是因為從始至終我國的社會環境與媒體市場都沒有提供新聞專業主義生長的土壤，我們最開始標榜的新聞理想用非常通俗的話語描述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專業主義”，這種新聞理想是建立在“文人論政”的基礎之上，生長於“媒體是政府的耳目喉舌”之中，旨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我們無法否認在從“新聞宣傳”到“新聞傳播”這一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為我國媒體人提供了方向和旗幟，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熏陶下，我們出現了《點燃理想的日子》《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然而時至今日，當我國市場經濟真正來到當年美國所經歷的時代，媒體人再也無法欺騙自己。早產的新聞理想面臨經濟的沖擊時顯得脆弱不堪，越來越多的媒體人在時代趨勢的裹挾下選擇了轉型創業，離職文本中的“告別”“離開”“時代”“轉型”都是大勢所趨，如同生命一般，沒有在成熟條件下催生的新聞理想帶有致命的缺陷，一旦遭遇市場的沖擊就產生了重創。與新媒體、互聯網發展趨勢相對應的離職創業潮，正是在市場沖擊下媒體人迷失新聞方向的表現，理想成為“懷念”“神話”“黃金一代”。

（二）自我挽救：社會認同下身份合法化

互聯網時代的媒體人遭到了“公民記者”“草根新聞”的沖擊，新聞行業存在合理性的質疑強度前所未有。泰弗爾[13]將社會認同定義為“個人對他/她從屬於特定社會群體的認知，並且群體成員資格對他/她具有情感和價值意義”，我國媒體人在離職文本中所記述的真實經歷與表達的職業情感、職業價值有利於獲得原有社會身份的確認、新身份的認同與建構。由此產生了媒體人之間的共鳴、媒體行業與普通大眾之間的共鳴，這種情緒共鳴使媒體人獲得大量關注度與話語權，進而提高了自身認知安全感，獲得了一定社會歸屬感，進一步確定了自身存在的意義。

如上文所述，西方早期的新聞專業主義始於政黨媒體和市場媒體的夾擊，旨在証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西方新聞界在面臨社會批評之時，以新聞專業主義的方式構建了自我存在感，新聞專業主義成為面臨即將到來的批評的一種最好的防護。結合中國媒體當下情境，媒體人公開發聲正是自我舉行告別儀式來進行的自我保護，這種形式能夠斬斷過去並開啟下一個階段的身份歷程，通過先聲奪人獲得行業高地，站在媒體前和聚光燈下由被動轉向主動。在經歷新聞理想破滅、創業的艱辛波折后，他們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闡述他們想要的內容和方向，期待用這種方式來塑造新的職業認同和職業規范，用以獲得自身新身份的合法化。

（三）情緒轉變：重新確立行業定位與新聞志向

廣大受眾注意力的集中和廣泛的社會討論，使媒體人離職成為一種近似於“現象級”的事件，這個事件帶來的深遠效應難以完全控制和揣測，當下仍處於變動和觀望之中。在媒體人努力使自身新身份合法化的過程中，他們從最開始強烈地表達對行業體制的不公，對付出與收入的不平衡之怨，到后續離職者中越來越多的人平和表達職業規劃轉變，回歸家庭與個人情感，甚至直白地說“不需要對我們做過多解讀”。我們清晰地感受到媒體人態度由激烈到雲淡風輕，但是，當媒體人坦然地利用新媒體和互聯網追逐利益時，明確表達對新市場和新經濟的追逐時，我們又不得不開始思考新聞行業是否真地走向了正確的發展軌跡。

媒體從業者這種情緒的轉變是因為行業與環境等外在競爭力量的變遷，從顯而易見的制度不公、可以精確衡量的微薄收入到當下紛紛投身於新媒體未知的掘金之間，媒體從業者的情緒由怨恨制度發展到找不到怨恨對象，越來越多看似正常和平淡的離開，實質是新聞業堅守的崩塌。當媒體人離開時不再回顧歷史或強調理想，媒體人不再自怨自艾而是公開解讀問題時，我們要學會正確認識新聞行業定位，幫助媒體從業者重新確立志向。

（四）記者合法性的探討：重建邊界

我國媒體人追求的“新聞理想”，表面上看是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價值觀的體現，但實際上是“文人論政”的再現，是媒體從業者為獲得社會承認進行社會政治參與的一種表象。媒體人眼中的“黃金時代”是對充滿“激情”和“平等”這一“獨特的組織文化和體制環境” [7]的懷念，實為一種群體生活的懷念，並不僅僅是理想與事業的懷念。事實表明，中國的新聞從業者中有不少人並未有成熟的理想和價值觀，他們參與社會事件，更多的是一種激情支撐下的無意識參與，或者說更可能是一種利益參與，也許“中國記者有對社會問題有進行全面政治化解讀的傾向”。[14]

我國媒體人目前面臨的最為明顯的挑戰是：網絡無界和國家主權有界﹔專業記者與普通公民記者界限逐漸消失﹔記者採寫的事實與普通公民呈現的事實日益難解難分。歷史上，美國新聞從業者面對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壓力時，祭起“新聞專業主義”的大旗來構建自身的合法性，由政治經濟推動的合法性導致妥協於政治經濟之間的新聞專業主義的產生﹔而我國目前的記者合法性將應產生於重新形成社會邊界，即國家邊界、身份邊界和事實邊界：所謂國家邊界就是在網絡主權日益淡化、國家保護主義日漸抬頭、全球恐怖主義日益泛濫之際，媒體人應致力於國家邊界的樹立，維護民族和國家認同，而非簡單的全球主義﹔所謂身份邊界和事實邊界是記者應形成獨立於普通公民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新聞採訪模式，而非簡單地以民粹來証明自己的合法性。

參考文獻：

[1]Barbie Zelizer.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J].Critical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3(3).

[2]Nikki Usher.Goodbye to the news:how out-of-work journalists assessenduring news values and the new media landscape[J].New media &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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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陳楚潔.媒體記憶中的邊界區分,職業懷舊與文化權威——以央視原台長楊偉光逝世的紀念話語為例[J].國際新聞界,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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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ominic Abrams and Michael A.Hogg(ed.).1990.Social IdentityTheory:Constructive and Critical Advances[C].NewYork:HarvesterWheatsheaf.

[14]本刊編輯部.中國沖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傾向——芝加哥大學教授趙鼎新訪談錄[J].文化縱橫,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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