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醫患關系是醫學實踐活動一種特定的人際關系和重要的社會關系，醫患關系和諧與否影響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當前，傳媒信息的廣泛和迅速傳播對醫患關系的建構產生了深遠影響。互聯網搭建了一個全新的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社會生活空間，必定導致人類的行為方式、思考方式、自我認同以及社會形態和社會關系發生變化。探討在傳媒場域中醫患關系的發生、發展、影響機制和建構對策，將為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提供一定的參考意見。

關鍵詞：傳媒場域﹔醫患關系﹔建構過程﹔對策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醫療衛生事業已然成為關乎國家穩定發展的關鍵領域。自我國進入全面轉型期以后，由於醫患關系的緊張引起的醫患糾紛、醫鬧事件頻發，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並成為了一個亟待深入研究解決的重要社會問題。緩解緊張的醫患關系，增進醫生和患者間的信任和了解，是構建和諧的醫療氛圍的關鍵點。在社會媒介化的今天，傳媒的曝光度和反映度，會形成傳媒的輿論場，積極的，富有活力和韌性的輿論場能夠發揮起良好的導向作用，對於建構和諧社會關系起到重要作用，反之亦然。充分認識到傳媒場域對醫患關系建構的發生、發展、影響過程，有助於我們探討相關的建構對策，揚長避短，將傳媒場域對醫患關系建構的作用發揮出來。

一、傳媒場域下醫患關系的建構過程

從2012年以來，傳媒場域中關於醫患糾紛的新聞報道數量激增，2015年全年相關報道達4.16萬篇，而2016年前9個月的相關報道已與2015年相當[1]。由此可見，傳媒對醫患關系的關注度頗高，傳媒場域不可避免地對醫患關系有建構作用。總體來說，傳媒場域下醫患關系的建構過程分為議題產生和聚合、輿情發酵、示范效應三個階段，它們是一步步深入，環環相扣的連續階段，每個階段對醫患關系都有新的形成和促進作用。

（一）議題產生和聚合——發生階段

醫患關系作為醫務人員與患者在醫療過程中產生的特定的醫治關系，是醫療人際關系中的關鍵。一般來說，醫生和患者之間要達到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的一致認同才有利於將醫患關系推向和諧發展的方向。然而，隨著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家社會轉型的極其復雜性和迅速變動性使得社會問題凸顯。人與人之間關系越來越復雜性和多元化。在這樣一種大的時代背景下，醫患關系之間信任、尊重的基石被削弱，醫患之間的矛盾升級，醫患糾紛成為了一個受社會廣泛關注的突出問題。

傳媒通過信息的大量整合和快速傳播，憑借其獨特的優勢，以新聞報道、論壇討論等多種形式對醫患糾紛開啟了公共關注。馬爾科姆·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1972年提出了傳播學中的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一定階段內對某個事件和社會問題的突出報道，會引起公眾的普遍關心和重視，進而成為社會輿論討論的中心議題[2]。醫患糾紛因其社會問題的代表性和可關注性成為了傳媒競相報道的中心議題，為公眾提供茶余飯后的談資。這便是傳媒場域建構醫患關系的初始階段：提供話題，以供討論。隨著關注度的增加，議題的傳播不再是簡單的內容復制和擴散，而是公眾共同參與，深入討論。這時，這類新聞報道不僅僅是茶余飯后的談資，也成為學術領域和政府層面深入研究的焦點問題。經過大眾傳媒、社會輿論和政府的關注，人們對醫患糾紛的“問題性”共識感會加強，議題開始在傳媒場域聚合，使之不得不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再次引起輿論高潮。

（二）輿情發酵——發展階段

傳媒設置的議題，通過網絡平台多節點、分散式的傳播，使得一些涉及社會多數人利益的重大敏感話題，在客觀上形成“脫敏”效應，激發公眾的討論熱潮。立場不同的公眾，會在議題討論中附著上相應的角色扮演、情感代入以及價值判斷，這樣客觀事實信息，以及觀點、情緒、態度等主觀信息都會被多角度、多層次再次加工和傳播，如果此時傳媒再加以推波助瀾，就會形成新一輪的輿論高潮。醫患糾紛這類議題，關系到公眾的切身利益，更容易引起公眾的廣泛興趣和討論，傳媒經過將公眾意見的聚合和把關，再次形成話題在傳播鏈中進行二次傳播，繼而引導公眾的觀點、情緒、態度，於是形成了傳媒場域對醫患關系構建的輿情發酵階段。

2016年，“河北衡水男子懷疑醫生救治不力對其連捅數刀”“廣東醫生陳仲偉被患者尾隨砍殺”“北醫三院產婦死亡家屬大鬧醫院”等數起醫患糾紛案例，傳媒場域對於輿論引導和發酵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示范效應——影響階段

社會學認為，媒介內容對受眾行為具有模式化的示范效果。受傳媒場域引導，輿情發酵后，傳媒場域給公眾呈現的醫患關系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公眾對於醫患關系的明確理解和理性判斷。這就是傳媒場域構建醫患關系的最后階段——示范效應階段。在傳媒場域中，媒體報道在議題聚合的初始階段採訪不夠深入，報道出現偏差時，容易導致公眾判斷失誤，當輿情發酵時，媒體觀點會進一步影響公眾的意見，形成一定的行為示范。這就是為什麼在媒體報道下很多醫患糾紛事件，會出現輿論一邊倒甚至是反轉現象。

正視到傳媒場域構建醫患關系帶來的影響，並由此採取合理措施干預其議題聚合和輿情發酵階段，是促進傳媒場域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關鍵。

二、傳媒場域下醫患關系的建構對策

早在17世紀霍布斯就提出了著名的“叢林假說”：人與人之間如果缺乏信任就將陷入人人相互為敵的生存困境。多年前社會學家齊美爾對信任發出了“社會何以可能”的追問。他認為信任是促進社會整合的力量，我們的社會聯結是無法建立在對他人的完全了解的基礎上，如果人們缺乏了起碼的信任，社會就會解體[3]。醫患關系的改善，相互信任是基礎。傳媒場域下構建和諧醫患關系需要從持續提升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信任度入手。一般來說，醫生和患者之間信任缺失有多方面的因素。長久以來的刻板印象形成了社會偏見，例如社會普遍認為，“醫生要拿了患者紅包才能盡心為患者診治”、“患者越來越難纏，醫生越來越弱勢”，諸如此類的社會偏見愈演愈烈，必定損害醫患之間的信任度。而隨著媒體之間的惡性競爭，媒體對醫療新聞的報道過程中存在著不夠全面、就事論事、平衡不足、專業性不強等問題[4]，也混淆了公眾的判斷和理解，容易造成醫生群體和患者群體的相互猜疑。

我國醫患信任關系並不樂觀，具體表現在醫患糾紛與暴力傷醫事件的發生頻次、對醫療服務滿意的患者的比例、以及醫患彼此關系及信任度的評價等多個維度上[5]。傳媒場域下，構建醫患之間相互信任的關系體系，主要是在醫患糾紛和暴力傷醫事件發生時，要力求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媒體不能失信於公眾。“八毛錢”“腎失蹤”等醫患糾紛報道中，媒體一再失責，降低了公眾對媒體的信任，長此以往，通過傳媒場域的介入建立和諧醫患關系將變得更為艱難。因此，媒體自身素養的提高是構建之基礎，不可或缺。重塑媒體的公信力，不僅是在出現情況時媒體要及時迅速予以報道，還需要在報道過程中，建設性的反映事實的本來面目，及時回應社會質疑[6]。在醫患糾紛的報道框架中，媒介最主要的是避免群體失語，要從客觀程度上反映醫生和患者雙方的意見和情況。在這一個過程中，以“人文情懷”貫穿報道始終，是媒體報道有溫情，取得公眾信任的重要因素。

其次，傳媒場域中，媒介需充分利用構建醫患關系的三個過程，做好議程設置和擬態環境的構建。李普曼認為，媒體折射的關於現實世界的圖像是媒介為公眾構建的擬態環境。尤其是在網絡時代，公眾思考問題趨於簡單化、碎片化、感性化、同質化[7]。基於此，受眾的話語體系，容易受到媒介構建的擬態環境的影響，被媒體話語體系所引導和影響。這也是醫患糾紛報道中出現很多反轉新聞的原因。所以，媒體在醫患糾紛的報道中，需要擺正自身的位置，以新聞人的專業素養不偏不倚的報道客觀事實，為公眾設置溝通與交流的平台，將更多的思考和討論空間留給公眾，將媒介擬態環境和議程設置的消極影響降到最低。在構建醫患關系過程中，適當引入政策法規宣傳，做好信息把關，營造融洽的輿論氛圍。

三、小 結

作為社會轉型帶來的突出疑難問題，醫患關系必將經歷一個客觀發展的建構過程，是需要逐步推進、緩慢改善的。傳媒場域建構醫患關系也僅僅是在眾多社會場域網中的一個枝節。除了傳媒場域的干預，醫患關系的建構還受到政策場域、學術場域等多方的相互作用、相互推進、相互影響。隻有在政府、媒介、學界同頻共振，相互促進的工作機制下，由傳媒場域提出現實問題，引發公眾普遍關注，學術場域深入研究、集思廣益，共同促進政府場域進行政策決策和制定，進一步嚴肅整治和規范醫患關系，和諧醫患關系的建構才能真正實現。

總之，媒介因著其特點和優勢，在構建和諧醫患關系中，依傳媒場域特有的慣習，推動著醫患關系走向好或者不好的一面。當下要做的，就是要努力認識到傳媒場域的作用和慣習，使對醫患關系的建構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 2016年醫患關系輿情三大特點解析[EB/OL].法制網,http://www.legaldaily.com.cn,2017-03-11.

[2] (美)馬克斯韋爾·麥庫姆斯著.郭鎮之,徐培喜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 朱虹.轉型時期社會信任的狀況與特征一一項實証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11(10).

[4] 陽欣哲.媒體傳播對醫患關系影響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2012.

[5] 汪新建,王 叢.醫患信任關系的特征、現狀與研究展望[J].南京師大學報,2016(3).

[6] 郝江震.主流媒體公信力現狀與對策研究——內蒙古地區為例 [D].內蒙古大學,2016.

[7] 倪洋,王曉園.網絡新媒體下的擬態環境與反轉新聞[J].新聞研究導刊,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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