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去上學啦》作為一檔校園體驗式真人秀呈現出青春正能量，兩季節目均取得了不錯的口碑與收視率，但離現象級綜藝“爆款”仍有一定距離。本文試圖從人物形象與人物關系、時空環境與游戲規則的角度解讀《我去上學啦》的構成元素、剖析其在節目文本上的優劣之處，旨在為正在籌備中的第三季節目以及其他同類真人秀提供具體化方案。

關鍵詞：《我去上學啦》﹔真人秀﹔人物﹔游戲規則

《我去上學啦》是東方衛視、浙江衛視以及愛奇藝引進韓國JTBC電視台同名綜藝節目打造的校園體驗式真人秀節目，每期帶領數位明星“重返十七歲”，以普通學生的身份回歸高中生活。兩季節目分別於2015年、2016年暑期檔播放完結。

《我去上學啦》新鮮的節目形式、豪華的明星陣容以及呈現的青春正能量為其贏得了不錯的口碑，收視率也十分喜人，但不至於成為《爸爸去哪兒》此類現象級綜藝“爆款”﹔相比龐大的制作成本，《我去上學啦》的商業戰績僅是差強人意。

在本文中，筆者主要從人物形象與人物關系的視角入手，兼顧時空環境與游戲規則，試圖深入地解讀《我去上學啦》這款校園體驗式真人秀的優勢與缺陷，旨在為正在醞釀中的第三季節目以及其他同類真人秀提供可行化建議。

一、人物形象與人物關系

（一）人物角色定位

在挑選參與明星時，節目組應綜合考慮性別、年齡、性格、態度、技能等多種要素。《我去上學啦》兩季節目在這一問題上各有側重。第一季更注重年齡的跨度，挑選了橫跨60年代至90年代的明星重返校園。但是由於明星的特殊身份以及節目編排問題，很難表現出嘉賓們在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念上的代際差異，顯得有點“一鍋亂燉”。而《我去上學啦》第二季更注重性格的區分，讓個性迥異的嘉賓扮演不同類型的同學，明顯制造了更多的沖突與看點。

此外，節目也應考慮到參與明星與目標收視人群的關聯度。校園、青春、教育幾乎是每個人心中美好的詞匯，這決定了觀眾群體的廣泛性與多樣性，但仍需要對觀眾群體進行一定的區分與側重。首先，從目標受眾的性別來看，鑒於真人秀的主要觀眾群體為女性，並且女嘉賓在表現力上弱於男嘉賓，因此《我去上學啦》的明星返校生以男藝人為主。另一方面，從目標受眾的年齡來看，核心嘉賓鐘漢良、鹿晗都是主要受眾青少年近期熱捧的一線明星，並且節目也放在暑期檔播出﹔針對已經走向社會的青年觀眾，《我去上學啦》選擇了他們青春期時爆紅的明星如Ella、潘瑋柏等作為配角﹔此外，節目邀請了張凱麗、劉敏濤這類形象溫和賢淑的中年女演員，一圓中老年觀眾的校園夢、探討親子教育問題。

總體而言，筆者認為《我去上學啦》邀請的明星嘉賓可以大致劃分為以下五個派別：（1）偶像派，扮演校草、學霸、男神的角色﹔（2）搞笑派，體現活躍分子、問題學生的特質﹔（3）女生派，由於女嘉賓的人數較少，女生派的細分更明顯，涉及乖乖女、女神、女漢子、御姐等多種類型﹔（4）媽媽派，她們以家長的身份體驗子女的校園生活﹔（5）路人派，作為機動性人物，時而展現偶像氣質，時而助攻笑點制造。

作為一款打“懷舊牌”的節目，這種臉譜化的人物設定，看似刻板，但是卻能夠以其代表性讓觀眾聯想到曾經上學時相似的同學。明星轉校生在形成與強化個人標簽的同時，也帶領著觀眾搜索青春記憶、尋求情感共鳴。

（二）人物形象塑造

《我去上學啦》啟用了大張偉、薛之謙這類本身就具有鮮明標簽的明星，同時也在盡力通過節目打造富有特色的人物形象。筆者認為《我去上學啦》第二季通過以下三種手段成功地勾畫了藝人張丹峰的“呆萌”形象，可以為其他真人秀節目所借鑒：

1.反復強化標簽：在節目中應當對人物的某一標簽反復加以強調，最好能以此形成一條完整的故事線，從而加深觀眾對於該人物特征的印象。例如為了突出張丹峰酷愛炸雞的“吃貨”形象，節目便通過他偷吃雞腿、以炸雞換贊美、因吃炸雞上課遲到、離校前請全班吃炸雞等多個情節來表現﹔另一個例子是張丹峰“吝嗇鬼”的標簽，通過張丹峰向Ella借錢、Ella向張丹峰催債、張丹峰最終還錢這一包括起承轉合的完整故事充分說明這一特點。

2.突出反差效果：節目通過展示反差物品、制造反差事件、搭配反差人物等各個方面顛覆了張丹峰在影視劇中謙謙君子、陽光暖男的形象。

（1）反差物品：在節目中，同學送張丹峰老鼠禮物令他害怕得上躥下，這一對明星實際弱點的展現，消解了藝人面對鏡頭時的掩飾與表演，讓人物形象顯得更加真實鮮活。

（2）反差事件：①正向反差：這麼一個貪吃、小氣，看似有很多缺點的張丹峰卻特別擅長地理科目，被譽為“地理小王子”，他在觀眾意料之外的突出技能令人刮目相看。②負向反差：例如在台北華岡藝校時，節目組將張丹峰分入舞蹈科學習，四肢僵硬的張丹峰在現代舞課上急得滿地打滾，制造了重重笑點﹔另一個例子是，在固定嘉賓中，除了張丹峰的職業是演員之外，其他的藝人都是歌手出身，對歌技不精的張丹峰冠以“中國著名老歌唱家”的綽號，起到了反差作用。

（3）反差人物：①正向反差：在安徽新華學校時，節目組為張丹峰搭配了一個比他更呆萌的同桌，張丹峰便用別人曾經對待他的手段去對待自己的同桌，自以為會顯得機智，但其實在旁觀者看來卻非常滑稽。②反向反差：在農田勞作的課外實踐活動中，張丹峰扭扭捏捏不願意澆糞施肥，而Ella卻欣然接受了這一工作，嬌弱男與女漢子形成的強烈對比也大有看點。

3.增加細節修飾：明星在日常學習生活中的細節也起到了“見縫插針”的作用。例如張丹峰偷抹同桌的護手霜、午睡時間邊睡覺邊吃飯的場景，雖然不能集中地體現人物的某一主要特點，但微小的細節隨意地點綴，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飽滿而真實。

（三）人物戲劇沖突

《我去上學啦》使用的並非是《奔跑吧！兄弟》這種多主體的敘事模式，即主角身份隨著節目情節的發展進行轉移。《我去上學啦》每期有六個明星，將他們兩兩分組，分別安排在三個班級內，對不同的組合給予不同的關注度。筆者認為這種設計有以下兩大好處：（1）有利於豐富素材：三個班級的環境氛圍、師生特點都是不同的，這便於創造更多元的情節﹔（2）有利於控制節目：將粉絲效應更強、綜藝感更強的嘉賓組合在一起，進行集中交流，剪輯並播放更多關於他們的鏡頭，這便於增加人物之間的戲劇沖突性、提升節目的觀賞性以及明星資源的利用率。

在節目實踐中，出場次數的最多的是偶像派與搞笑派的組合，基本的故事設定是作為學霸的偶像派在各個方面“碾壓”作為學渣的搞笑派。但是一味純粹的“恃強凌弱”並無太多看點﹔並且由於明星自身能力的限制，有時並不能完成這一安排。筆者認為《我去上學啦》使用了三種方法使得這一情節更加曲折有趣：

（1）對抗的手段不正當——偶像不壞粉絲不愛。例如在物理課上進行人體發電實驗，鹿晗、大張偉比拼誰的發電能力更強。作為偶像派鹿晗通過傾斜量表，使得指針爆表，從而戰勝搞笑派大張偉﹔（2）評判的規則不統一——採用雙重標准。例如在面點課上，老師教包秋葉蒸餃，鹿晗、大張偉比拼誰包的餃子更漂亮。實際上搞笑派大張偉包的餃子更符合老師對形狀的要求，但是老師卻表揚偶像派鹿晗包餃子的速度快﹔（3）對抗的結果不理想——聰明反被聰明誤。明星轉校生晚上回公寓休息，發現有不同檔次的房間。孫藝洲提議用自己發明的“猩猩版”猜拳游戲進行PK，逐個淘汰，從而分配宿舍。搞笑派孫藝洲以為自己最熟悉游戲規則所以不會成為輸家，但偶像派鐘漢良卻意外成為最終的勝利者，入住了最豪華的套房。

韓國的綜藝節目通常會讓人物角色特征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即偶像派總是擺出一張“俊俏而高冷”的臉，而搞笑派通常“極盡扮丑搞怪”之能事。而從以上筆者對偶像派與搞笑派對手戲的三點敘述中，《我去上學啦》似乎給人一種角色定位並不十分“涇渭分明”的錯覺，因為偶像派似乎也可以像搞笑派一樣“使壞”、“鬧笑話”。但是筆者認為，這並不妨礙基本人物設定，甚至更能捕獲觀眾的心，原因如下：

（1）出於窺私欲，觀眾對體驗式真人秀還是有一定“真實性”期待的，假使偶像派仍要在看似貼近生活的真實環境中表現得高冷端庄的，則違反了人們基本的生活經驗。

（2）對於許多已經走向社會的觀眾來說，校園意味著純真，偶像明星雖然在舞台上風光無限，但是回歸校園生活后，也能因為與身邊單純質朴的普通同學的交往而卸下面具，激發出自己身上天真無邪的一面，這也是觀眾想要通過明星完成的情感體驗。

（3）偶像派與搞笑派戲劇沖突性的基本的邏輯還是不變的，即作為全能型的校草學霸的偶像派輕而易舉地戰勝作為學渣的搞笑派。譬如在《我去上學啦》第二季裡，大張偉在閃回的採訪花絮中說“通過這個節目，我發現鹿晗怎麼什麼都會啊”等等都可以印証這一點。上面總結的三種手段概括的只是特殊的情形，使得對手戲跳脫基本框架，增加波瀾起伏。觀眾喜愛崇拜的偶像明星在耍酷扮帥之外偶爾“靈光一現”更有莫名的吸引力。

盡管偶像派與搞笑派的這一組合作為主戲，產生了不錯的節目效果，但作為配角的其他組合也可碰撞出火花，而節目組在這一方面挖掘得較淺。筆者認為偶像派與女生派可以展現懵懂的初戀情結﹔媽媽派與搞笑派可以表現父母對子女的監督﹔女生派與媽媽派可以在游戲環節進行弱者的聯合等等，以此充實節目內容。

但更為致命的問題是，節目並沒有構建出一種“貓和老鼠”式的天然的對立關系，參與嘉賓扮演的都是普通的學生，而學生關系以較為友愛的互助與聯合模式為主，同學間的沖突性存在著先天的缺陷。《我去上學啦》中也設計了一些相關的鏡頭來表現同學間的對立與沖突，如在第二季節目中，大張偉故意搞亂張丹峰、魏晨的床鋪，使其在衛生檢查中受到生活老師批評﹔也有明星與素人同學間的沖突，如蔣勁夫與素人同學通過扳手腕來競選體育委員等。但是這些同學間產生沖突的場景比較零碎，設計感和刻意性比較強。對此，可以增加威權的元素，使得各類沖突串起來，形成一條完整的故事線，以此來增加人物間的對立性：

（1）師生關系帶來的沖突：挑選在某一門課程上極具資質的明星扮演老師，如復旦大學法語系畢業的歌手尚雯婕等等。通過課堂教學中老師與學生的互動、班級管理過程中老師與學生的沖突來制造看點。這一模式在湖南衛視的真人秀節目《一年級》中也有相應體現。

（2）特殊學生身份帶來的沖突：賦予明星轉校生以班長、課代表、生活委員、社團負責人等職位，展現日常學習生活的管理活動，如收作業、檢查課文背誦、檢查早操出勤、檢查寢室衛生、組織班級活動等等，通過特殊的學生身份體現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間的沖突。

筆者認為，以上的兩種設計，不僅對增加人物間的戲劇沖突性大有裨益，而且能夠大大改變明星轉校生游走於各個學校間的“走馬觀花”。或變身任課老師，或擔任學生干部，都與僅僅扮演普通學生有了明顯的不同——即真正地成為學校的一份子，對陌生而又熟悉的學校有了更多的影響力，從而更加深入地展現校園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升觀眾“重返十七歲”的“沉浸體驗”。

二、時空環境與游戲規則

競技類真人秀節目需要精巧的游戲規則的設置。而《我去上學啦》作為校園體驗類真人秀，看似沒有明晰的規則，但學校的作息時間、規章制度以及課程安排等規則瑣碎而又繁多，本身就是一種游戲規則，為真人秀設置了天然的沖突感。例如：進入校園要出示學生証﹔學校不准染發、涂指甲油﹔不准帶手機、籃球進教室﹔不准在教室吃飯等。嘉賓在違反與適應學校規則的過程中，本身就完成了從明星到普通學生的身份轉變，而觀眾對校園的游戲規則具有天然的熟悉感，很容易完成自身的代入體驗。

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是，一些游戲規則與人物定位相違背，不能自圓其說。比如《我去上學啦》第一季想塑造核心嘉賓鐘漢良全能學霸的偶像形象，但是每次的入學考試鐘漢良成績都墊底，而被定位成淘氣學生的孫藝洲、蔣勁夫卻時常考第一。對此，在不改變考試真實成績的情況下，應當增加故事線，例如：淘氣學生首先處處受挫，后來又刻苦學習趕超學霸等，從而在尊重嘉賓真實表現的同時，將不符合角色設定的事實變得符合情理。

另一個問題是，每所普通高中除了學校名稱、地理位置以及學校建筑的差異之外，種種的規章制度、教學過程大同小異，校園生活是程式化和乏味的。明星在每所學校都延續著“重回校園的新奇、適應校園的生活、離開校園的感傷”這一循環，觀眾很容易產生審美疲勞。對此，節目組做了如下設置：

（1）在既定環境內進行調整：①注重展現參與感和互動性更強的課堂教學畫面，如物理化學實驗、語文課本劇、英語情境對話、藝體課等﹔②以學校為基本預設，填充文藝晚會、體育競技、娛樂游戲等多種活動，這些情境幾乎佔據了節目的半壁江山，例如《我去上學啦》第二季中，明星轉校生們在杭州外國語學校的拔河比賽與農田勞作、在上海戲劇學院附屬中學的辯論賽、在安徽新華教育集團的疊軍被大賽和拓展素質訓練等，通過這些活動增設新的小型的游戲規則﹔表現高中生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同時也很好地展現了不同學校的特色與傳統。

（2）創設新的環境：《我去上學啦》第二季的在環境設置上，除了普通高中之外，還添加了台北華岡藝術學校、上海戲劇學院附屬高中、安徽新華教育集團等藝術學校、職業學校。明星們在體驗不同類型學校生活的過程中，打破了自己以及觀眾對社會環境的刻板印象，刷新著自己也刷新著觀眾對於社會環境的原有認知，體現了節目應有的社會意義。例如台北華岡藝術學校採取傳統中式教育，任課老師比大陸一線城市注重素質教育的高中老師顯得更加嚴厲苛刻﹔而藝體類同學也有過硬的文化知識，他們能夠通過RAP有節律地背誦《弟子規》，這在節目中令嘉賓張丹峰大為震驚，也扭轉了觀眾的偏見。

概括而言，以上兩種設計有如下三大好處：（1）增強節目的可持續性：打破“套路的循環”，不斷延續著嶄新的快樂體驗﹔（2）提升節目的觀賞性：藝術學校的演藝互動、技術學校的手工勞動本身比普通高中的課堂教學更具有觀賞性﹔（3）表達節目的主旨內涵：體現素質與應試教育的結合的教育理念、表達“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多元價值選擇。

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是，雖然添補的文體活動規則對節目起到了較好的調劑作用，但是在節目的基本游戲規則——學校規章制度下，並未帶來充分的懸念與競爭，這就導致《我去上學啦》在主體故事的敘事動力上存在明顯的不足。節目組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筆者將其相應的補充與修正概括為以下兩點：（1）為明星嘉賓分配游戲任務：《我去上學啦》每一季都至少會抽出一期為明星轉校生們安排一個任務，嘉賓們必須經過重重障礙與考驗來取得最終的成功。比如在第二季中，明星們在安徽新華教育集團學習時，需要運用所學知識完成“畢業作品”——烹調菜肴、改裝汽車等﹔（2）為明星嘉賓增設評價機制：《我去上學啦》第二季在每期最后都為明星轉校生們一天的學習與生活進行總結，列出“表揚X次，批評Y次”的量化評價，並在最后選出表揚次數最多、批評次數最少的嘉賓作為“三好學生”。

但是，這些設計也出現了諸多問題，這使得所謂的懸念與競爭浮游在節目內核之外，而不是形成故事主線、扎實地鑲嵌在節目的敘事中：（1）懸念程度不足：如明星在執行游戲任務的過程中並沒有太多曲折波動﹔或者虎頭蛇尾，並沒有詳盡地展現明星應對挑戰的行為，顯得很輕易地實現目的﹔（2）實質獎懲欠缺：如表揚批評的次數只是通過后期的花字特效加在節目最后，明星們並沒有自發地去爭取最終頒發的“三好學生”稱號。

對此，筆者提出了以下兩點建議：（1）改變剪輯邏輯：《我去上學啦》在后期剪輯上試圖讓每一期呈現出明星轉校生完整一天的學習生活情況，想要表達的太多，卻沒有體現出重點，這就陷入了“流水賬”的循環。應該在剪輯上拋棄依賴時間的線性敘事邏輯，採用電影作品中多樣的蒙太奇剪輯手法，從而明晰故事敘事、強化懸念與沖突﹔（2）強化動機目的：正如之前所述，《我去上學啦》普通學生的身份定位顯得嘉賓沒有真正融入校園。除此之外，藝人們“重返十七歲”的動機與目的也不夠確切與充分，這就加劇了明星轉校生轉戰在各所學校間的漫無目的與“走馬觀花”。節目應該為明星們設置一些自始至終的獨特動機，並且用具體化的獎懲措施來強化他們的目的性。

三、總 結

《我去上學啦》作為一款關注學校教育問題的綜藝節目，沒有成功在先的套路模板提供借鑒與參考，並且由於觸及的話題的特殊性，不能挑撥觀眾的道德期待，在文本敘事上稍顯平淡。如何衡量“小清新”與“重口味”？如何在保留真實純淨的校園生活同時，人為增添爆點、提升熱度？如何“將有意義的事情做得有意思”？這才是《我去上學啦》是否能將教育這一永恆的話題“常講常新”的核心問題所在。

參考文獻：

[1] 尹鴻,陸虹,冉儒學.電視真人秀的節目元素分析[J].現代傳播,2005(5).

[2] 陳虹.論真人秀節目的選手建構[J].新聞界,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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